不曾留意,窗外的樱桃树已结满了红红的樱桃。只是爷爷某一次从树上摘下几颗樱桃,我才惊奇地发现:它结果实了。咀嚼着酸酸甜甜的樱桃,我悄悄靠近了樱桃树。树上的红果实许多肉已没了,只留下一个个空空的核;有些只留下半片肉,另一边如削掉了一般,连接处已经有了黑色;有些还完整的,青青的小小的,像是害羞的小孩,半躲在树叶后面。是谁吃樱桃不摘下吃,竟直接吃完将核留在树上。是鸟吧,人总不可能。我一边胡乱地猜测着,一边退入了楼梯,站在窗台处,等待着真相浮出水面。
不一会儿,飞来了一只白头翁。要不是它头顶一抹白色,我还真发现不了。只见它藏入了一片绿色之中,一抹白色怱高忽低地跳跃着。透过树缝,我看见它脖子一伸,一缩,一伸一缩,正啄着一颗樱桃。尽管樱桃小,它却啄了几分钟才罢休,一点也不觉得累,还满满地透着快乐。我一直凝神着这一全过程,突然觉得,阳光好美好!
是呀,好美好,好快乐!似乎在这里,我放下了全部,烦恼也烟消云散了。生活夹带着酸甜苦辣,你要学会换个角度凝视生活,那生活更多的就是甜,是一种“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自在与快乐。
一顿饭,包含了爷爷对我在锅碗中的.爱;一个红叉,是妈妈在墨水中对我爱的独白;捡起一支笔,更是同学们从内心欲呼而出的友谊。而这,都需要凝视的。
这凝视,是心灵与心灵的告白,是爱与爱的激烈碰撞,更是不能用言语来形容的。它不是单纯的看,仔细的看,而更要用心地去体会。凝视,凝视生活,以及生活的角角落落。
我很喜欢丁立梅在《风会记住一朵花的香》中写到的:生活,原是马不停蹄的奔跑,其实停下来,才是生活最美好的诠释。是呀,现在,我们总会以太忙自居,去草草扫视生活,却渴望得到生活的快乐。殊不知,,停下来,凝视生活,去闻一闻花香,用心听一听书的心跳,才是生活的最高境界。
快乐是什么?虽然方法各有不同,但每个人都在追求自己向往的“快乐生活”,我觉得乐活就是要有正向思考,凡是乐观面对,脸上时时挂着笑容,保持愉悦的心情,人若不正向思考,就会让哀愁充满各个角落,社会也会失去朝气,因此,正向思考是社会向上及向善的元素。
在生活中,凡事正向思考,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快乐,而实践的方法有很多,对我来说,最有效的方法是“时时感恩不抱怨”,遇到不如意的事情时,念一转:“赛翁失马,焉知非福?”。平日堆积如山的作业,像藤蔓般缠绕着我,令人几乎无法呼吸,到假日偷得浮生半日闲,原本计划到河滨公园自行车专用道,骑着单车驰骋其间,享受一下沿着车道旁,远山起伏、高楼耸立、风景优美令人心旷神怡情景,怎奈天公不作美,天空笼罩阴霾,却因为一场午后雷阵雨而作罢,只好窝在家阅读课外书籍,书里的内容在我脑海中浮现出各式各样的画面,让我感到很快乐,觉得好满足,或许当下会觉得倒楣,其实,何不开心看了两本好书?像这样的正向思考,就能让自己的心情舒坦许多,并重新拥抱快乐。
另外还有一个法宝,那就是不怕挫折,当遇到挫折,不能只是一味的放弃自己,不做任何努力,或因为害怕遇到挫折,而不敢挑战新事物。且给自己适度的压力是必要的,有时虽然在课业或成绩遇上挫折,我想对我来说是一种磨练。因为我想正向思考是我心目中达到快活的不二法门,时时感恩不抱怨,不怕挫折,都是正面思考最好的典范。
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希望未来的每一天,我都能正面思考,乐观进取勇敢面对事情的挑战,然后爱自己、爱健康、爱地球,达到快乐生活。
大抵是父亲的“种了一棵好白菜被猪给拱了”的情怀吧。
二女幼珊在港参加侨生联考,以第一志愿分发台大外文系。听到这消息,我松了一口气,从此不必担心四个女儿通通嫁给广东男孩了。
我对广东男孩当然并无偏见,在港六年,我班上也有好些可爱的广东少年,颇讨老师的欢心,但是要我把四个女儿全都让那些“靓仔”、“叻仔”掳掠了去,却舍不得。不过,女儿要嫁谁,说得洒脱些,是她们的自由意志,说得玄妙些呢,是因缘,做父亲的又何必患得患失呢?何况在这件事上,做母亲的往往位居要冲,自然而然成了女儿的亲密顾问,甚至亲密战友,作战的对象不是男友,却是父亲。等到做父亲的惊醒过来,早已腹背受敌,难挽大势了。
在父亲的眼里,女儿最可爱的时候是在十岁以前,因为那时她完全属于自己。在男友的眼里,她最可爱的时候却在十七岁以后,因为这时她正像毕业班的学生,已经一心向外了。父亲和男友,先天上就有矛盾。对父亲来说,世界上没有东西比稚龄的女儿更完美的了,唯一的缺点就是会长大,除非你用急冻术把她久藏,不过这恐怕是违法的,而且她的男友迟早会骑了骏马或摩托车来,把她吻醒。
我未用太空舱的冻眠术,一任时光催迫,日月轮转,再揉眼时,怎么四个女儿都已依次长大,昔日的童话之门砰地一关,再也回不去了。四个女儿,依次是珊珊、幼珊、佩珊、季珊。简直可以排成一条珊瑚礁。珊珊十二岁的那年,有一次,未满九岁的佩珊忽然对来访的客人说:“喂,告诉你,我姐姐是一个少女了!”在座的大人全笑了起来。
曾几何时,惹笑的佩珊自己,甚至最幼稚的季珊,也都在时光的魔杖下,点化成“少女”了。冥冥之中,有四个“少男”正偷偷袭来,虽然蹑手蹑足,屏声止息,我却感到背后有四双眼睛,像所有的坏男孩那样,目光灼灼,心存不轨,只等时机一到,便会站到亮处,装出伪善的笑容,叫我岳父。我当然不会应他。哪有这么容易的事!我像一棵果树,天长地久在这里立了多年,风霜雨露,样样有份,换来果实累累,不胜负荷。而你,偶尔过路的小子,竟然一伸手就来摘果子,活该蟠地的树根绊你一跤!
而最可恼的,却是树上的果子,竟有自动落入行人手中的样子。树怪行人不该擅自来摘果子,行人却说是果子刚好掉下来,给他接着罢了。这种事,总是里应外合才成功的。当初我自己结婚,不也是有一位少女开门揖盗吗?“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说得真是不错。不过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同一个人,过街时讨厌汽车,开车时却讨厌行人。现在是轮到我来开车。
好多年来,我已经习于和五个女人为伍,浴室里弥漫着香皂和香水气味,沙发上散置皮包和发卷,餐桌上没有人和我争酒,都是天经地义的事。戏称吾庐为“女生宿舍”,也已经很久了。做了“女生宿舍”的舍监,自然不欢迎陌生的男客,尤其是别有用心的一类。但自己辖下的女生,尤其是前面的三位,已有“不稳”的现象,却令我想起叶慈的一句诗:
一切已崩溃,失去重心。
我的四个假想敌,不论是高是矮,是胖是瘦,是学医还是学文,迟早会从我疑惧的迷雾里显出原形,一一走上前来,或迂回曲折,嗫嚅其词,或开门见山,大言不惭,总之要把他的'情人,也就是我的女儿,对不起,从此领去。无形的敌人最可怕,何况我在亮处,他在暗里,又有我家的“内奸”接应,真是防不胜防。只怪当初没有把四个女儿及时冷藏,使时间不能拐骗,社会也无由污染。现在她们都已大了,回不了头。我那四个假想敌,那四个鬼鬼祟祟的地下工作者,也都已羽毛丰满,什么力量都阻止不了他们了。先下手为强,这件事,该乘那四个假想敌还在襁褓的时候,就予以解决的。至少美国诗人纳许(Ogden Nash,1902-1971劝我们如此。他在一首妙诗《由女婴之父来唱的歌》(Song to Be Sung by the Father of Infant Female Children之中,说他生了女儿吉儿之后,惴惴不安,感到不知什么地方正有个男婴也在长大,现在虽然还浑浑噩噩,口吐白沫,却注定将来会抢走他的吉儿。于是做父亲的每次在公园里看见婴儿车中的男婴,都不由神色一变,暗暗想:“会不会是这家伙?”想着想着,他“机陡萌”
(My dream, I fear, are infanticidle,便要解开那男婴身上的别针,朝他的爽身粉里撒胡椒粉,把盐撒进他的奶瓶,把沙撒进他的菠菜汁,再扔头优游的鳄鱼到他的婴儿车里陪他游戏,逼他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而去,去娶别人的女儿。足见诗人以未来的女婿为假想敌,早已有了前例。
不过一切都太迟了。当初没有当机立断,采取非常措施,像纳许诗中所说的那样,真是一大失策。如今的局面,套一句史书上常见的话,已经是“寇入深矣!”女儿的墙上和书桌的玻璃垫下,以前的海报和剪报之类,还是披头,拜丝,大卫·凯西弟的形象,现在纷纷都换上男友了。至少,滩头阵地已经被入侵的军队占领了去,这一仗是必败的了。记得我们小时,这一类的照片仍被列为机密要件,不是藏在枕头套里,贴着梦境,便是夹在书堆深处,偶尔翻出来神往一番,哪有这么二十四小时眼前供奉的?
这一批形迹可疑的假想敌,究竟是哪年哪月开始入侵厦门街余宅的,已经不可考了。只记得六年前迁港之后,攻城的军事便换了一批口操粤语的少年来接手。至于交战的细节,就得问名义上是守城的那几个女将,我这位“昏君”是再也搞不清的了。只知道敌方的炮火,起先是瞄准我家的信箱,那些歪歪斜斜的笔迹,久了也能猜个七分;继而是集中在我家的电话,“落弹点”就在我书桌的背后,我的文苑就是他们的沙场,一夜之间,总有十几次脑震荡。那些粤音平上去入,有九声之多,也令我难以研判敌情。现在我带幼珊回了厦门街,那头的广东部队轮到我太太去抵挡,我在这头,只要留意台湾健儿,任务就轻松多了。
信箱被袭,只如战争的默片,还不打紧。其实我宁可多情的少年勤写情书,那样至少可以练习作文,不致在视听教育的时代荒废了中文。可怕的还是电话中弹,那一串串警告的铃声,把战场从门外的信箱扩至书房的腹地,默片变成了身历声,假想敌在实弹射击了。更可怕的,却是假想敌真的闯进了城来,成了有有肉的真敌人,不再是假想了好玩的了,就像军事演习到中途,忽然真的打起来了一样。真敌人是看得出来的。在某一女儿的接应之下,他占领了沙发的一角,从此两人呢喃细语,嗫嚅密谈,即使脉脉相对的时候,那气氛也浓得化不开,窒得全家人都透不过气来。这时几个姐妹早已回避得远远的了,任谁都看得出情况有异。万一敌人留下来吃饭,那空气就更为紧张,好像摆好姿势,面对照相机一般。平时鸭塘一般的餐桌,四姐妹这时像在演哑剧,连筷子和调羹都似乎得到了消息,忽然小心翼翼起来。明知这僭越的小子未必就是真命女婿,(谁晓得宝贝女儿现在是十八变中的第几变呢?心里却不由自主升起一股淡淡的敌意。也明知女儿正如将熟之瓜,终有一天会蒂落而去,却希望不是随眼前这自负的小子。
当然,四个女儿也自有不乖的时候,在恼怒的心情下,我就恨不得四个假想敌赶快出现,把她们统统带走。但是那一天真要来到时,我一定又会懊悔不已。我能够想象,人生的两大寂寞,一是退休之日,一是最小的孩子终于也结婚之后。宋淇有一天对我说:“真羡慕你的女儿全在身边!”真的吗?至少目前我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可羡之处。也许真要等到最小的季珊也跟着假想敌度蜜月去了,才会和我存并坐在空空的长沙发上,翻阅她们小时相簿,追忆从前,六人一车长途壮游的盛况,或是晚餐桌上,热气蒸腾,大家共享的灿烂灯光。人生有许多事情,正如船后的波纹,总要过后才觉得美的。这么一想,又希望那四个假想敌,那四个生手笨脚的小伙子,还是多吃几口闭门羹,慢一点出现吧。
袁枚写诗,把生女儿说成“情疑中副车”,这书袋掉得很有意思,却也流露了重男轻女的封建意识。照袁枚的说法,我是连中了四次副车,命中率够高的了。余宅的四个小女孩现在变成了四个小妇人,在假想敌环伺之下,若问我择婿有何条件,一时倒恐怕答不上来。沉吟半晌,我也许会说:“这件事情,上有月下老人的婚姻谱,谁也不能窜改,包括韦固,下有两个海誓山盟的情人,‘二人同心,其利断金’,我凭什么要逆天拂人,梗在中间?何况终身大事,神秘莫测,事先无法推理,事后不能悔棋,就算交给二十一世纪的电脑,恐怕也算不出什么或然率来。倒不如故示慷慨,伪作轻松,博一个开明父亲的美名,到时候带颗私章,去做主婚人就是了。”
问的人笑了起来,指着我说:“什么叫做‘伪作轻松’?可见你心里并不轻松。”
我当然不很轻松,否则就不是她们的父亲了。例如人种的问题,就很令人烦恼。万一女儿发痴,爱上一个耸肩摊手口香糖嚼个不停的小怪人,该怎么办呢?在理性上,我愿意“有婿无类”,做一个大大方方的世界公民。但是在感情上,还没有大方到让一个臂毛如猿的小伙子把我的女儿抱过门槛。
现在当然不再是“严夷夏之防”的时代,但是一任单纯的家庭扩充成一个小型的联合国,也大可不必。问的人又笑了,问我可曾听说混儿的聪明超乎常人。我说:“听过,但是我不希罕抱一个天才的‘混孙’。我不要一个天才儿童叫我Grandpa,我要他叫我外公。”问的人不肯罢休:“那么省籍呢?”
“省籍无所谓,”我说。“我就是苏闽联姻的结果,还不坏吧?当初我母亲从福建写信回武进,说当地有人向她求婚。娘家大惊小怪,说‘那么远!怎么就嫁给南蛮!’后来娘家发现,除了言语不通之外,这位闽南姑爷并无可疑之处。这几年,广东男孩锲而不舍,对我家的压力很大,有一天闽粤结成了秦晋,我也不会感到意外。如果有个台湾少年特别巴结我,其志又不在跟我谈文论诗,我也不会怎么为难他的。至于其他各省,从黑龙江直到云南,口操各种方言的少年,只要我女儿不嫌他,我自然也欢迎。”
“那么学识呢?”
“学什么都可以。也不一定要是学者,学者往往不是好女婿,更不是好丈夫。只有一点:中文必须精通。中文不通,将祸延吾孙!”
客又笑了。“相貌重不重要?”他再问。
“你真是迂阔之至!”这次轮到我发笑了。“这种事,我女儿自己会注意,怎么会要我来操心?”
笨客还想问下去,忽然门铃响起。我起身去开大门,发现长发乱处,又一个假想敌来掠余宅。
一九八〇年九月于台北
9月1日晚上,我准时收看了中央一套电视台的《开学第一课》。当我打开电视时,我立刻被《开学第一课》的内容给吸引住了。
这一次,《开学第一课》的主题是“先辈的旗帜”。节目开头是一段歌舞表演,然后是几位久经沙场的老红军为我们讲述他们长征的故事。其中,最令我感动的是贺炳炎将军的故事。在长征的一次战斗中,他被敌人打断了一只手臂,必须马上截肢,但是,当时没有手术用具,医生只好把他绑在门板上,用锯子把他的手臂一点一点的锯了下来,而且,整个过程没有用麻药!
看完这个节目后,我感慨万千:记得我6岁时,第一次拔牙,我因为怕痛,活不敢去,就是躺在了拔牙的床上,也不张开嘴。后来,妈妈说给我买玩具,我才张开了嘴。跟贺炳炎将军比起来,我十分惭愧。贺炳炎可是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一点一点的把他的手臂锯下来的啊!
红军在长征中走了十万公里,而且,每天就只吃手指盖大小的黄豆。跟人家一比,我跟红军简直不是一个层次的。我觉得,我想要达到红军那个境界,还差四个词,这四个词分别是:信念不移、勇往直前、百折不挠、坚持不懈。
同学们,让我们接过先辈们的旗帜,将先辈们的精神和激情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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