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网上看到一条这样的信息:人们于道路交通车祸的频率为1/5000,国外人类安全问题专家研究认为:世界上所有的亡事故中,交通事故占37%。怪不得人们把交通事故称为“世界第一公害”。
想想日常生活,我们每天都要与公路、汽车见面,所以交通安全需要我们时刻注意。如果不遵守交通法规或存在侥幸心理,就容易造成交通安全事故。
5岁那年,我和爸爸走路去超市买东西。在横过马路时,我没有注意看车辆往来的情况,就跑向路的那一边。就在这时,一辆公共汽车飞驰而来,眼看就要撞到我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爸爸果断地将我一把拉到路边,公共汽车好像擦着我的脸过去了。好险!后来,爸爸告诉我:“过马路不能跑,要看好两头,没有车辆再走。走的时候要先看左边,再看右边。”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但我还是忘不了它。有时,我禁不住想:汽车的出现,为人类社会的现代化做出了贡献,缩短了世界的距离。但是,汽车在承载着人们奔向幸福、美好未来的同时,又是一位极其凶狠的手,飞速旋转的车辆碾碎了无数美好的生命、幸福的家庭。生命只有一次,安全重于泰山,请注意交通安全。
近年来随着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的勃兴,对唐代历史中“社会生活”领域的研究也兴盛起来。但是目前这种研究往往比较笼统,不分时代前后、不分阶层高下、不作定量分析,所以常常使人感觉缺乏具体性。鉴于此,黄正建先生的这篇文章就唐代某一时期某一阶层中的某个个人(士大夫代表:韩愈)的日常生活作些探讨,期望在探讨许多不同的个案之后,将这一时期的日常生活状况具体化,或者能为唐代社会生活史研究的深化提供一点参考。
唐德宗贞元至穆宗长庆期间(785—824年),被近年来的唐代文学史家规定为中唐后期,是“唐文学的第二个繁荣阶段”。从社会历史的角度看,这一时期也大致可以自成一个阶段。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安史乱后,唐代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制度出现了混乱,经过肃宗代宗时期的探索,从德宗开始,实行了一系列诸如设立两税、完善俸制、删定敕格、整顿朝仪、理顺使职、发扬礼典等措施,整个贞元长庆间应该说社会已经走入正轨,成为一个整理整顿制度的时期,一个大致有秩序的时期,像代宗“大历中权臣月俸有至九千贯者”的状况已经不复存在。第二,导致唐代灭亡的几个重要矛盾还没有发展到极端:藩镇割据问题还处于中央和割据藩镇的较量阶段,元和年间甚至取得了胜利;宦官专政也远未达到操生大权的程度,宪宗曾对宰臣李绛说,得宠的宦官吐突承璀“此家奴耳……若有违犯,朕去之轻如一毛耳”;牛李党争只是初露端倪,从史籍看,到元和末长庆间唐代君臣才开始注意党争问题。因此这一时期大致是一个相对安定、政治上尚有活力的时期。而在这一时期之后,上述三大矛盾就愈演愈烈,终于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了。
所谓“文人型官员”,首先他们是官员,那些没有做官的处士游客,即使能“文”,也不在我们的研究范围内。其次他们是文人,那些武将节帅,即使做了大官,我们也不研究,只可以用作比较的对象。文人型官员又大都“不喜为吏”、“惟酷好学问文章”,在这一点上不同于一般的文官。文人型官员从生活水平看可以大致划分为三个阶层(详后)。有的文人型官员逐渐从低层走向高层,而有的则一辈子只生活在低层。
选择贞元长庆间文人型官员进行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一阶段是文学的繁荣特别是“文”的繁荣时期,许多文人型官员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诗文特别是“文”。受社会风气影响,这些“文”中涉及个人生活的东西相对多了一些。因此虽然总的来说唐代史料对于研究日常生活仍不够丰富,但就这一阶段而言,与初唐、盛唐和晚唐相比,可供利用的资料还是相对比较多的。
韩愈是文人也是官员,贞元二年(786年)十九岁时初来长安,长庆四年(824年)五十七岁时病故,恰与这一阶段相始终,因此我们首选他作为贞元长庆间文人型官员的一个个案。以下的研究,想首先揭示韩愈对日常生活的看法,其次探讨他的总的生活水平,最后看看他的具体的日常生活。
我们都经历过许许多多的的星期天,它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了许多的乐趣。随着时间的流逝,大部分都渐渐都淡忘了,唯独让我记忆犹新的是那个星期天。
在那一天,我很早就起床了,洗漱完毕后走出家门,忽然看到大街的两旁已摆满了各种各样的玩具和琳琅满目的商品,人来人往,好不热闹。我一下搞不明白,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在这里摆商品呢?我想了好大一会儿才想起来,原来今天是我们这里的.庙会啊!我欣喜若狂,于是就沿着这条挤满人群的大街向前走,欣赏着各式各样的商品,心里快乐极了,因为这些商品我非常喜欢,也非常漂亮。
正在我专心致志欣赏商品时,突然有一双手紧紧地蒙住了我的双眼,吓了我一大跳。只听那个人说:“猜猜我是谁?”我凭听觉判断出她肯定是我的好朋友小雪,于是说:“你是雪雪。”“你真是聪明,每次都让你猜对。”我们都哈哈大笑起来。
我和雪雪在大街上走着、说着、笑着,不知不觉来到庙前。只见这边有烧香的、拜佛的,那边有扭秧歌的、舞狮的、套圈的、扎镖的……人山人海,非常热闹!我和雪雪来到庙里,只见庙里烟雾缭绕,香客如流。我们首先参拜了像,稳坐在大殿之上,右手夹着香烟放在嘴边,显得格外炯炯有神。然后,参观了“睡佛殿”,只见那睡佛侧卧在床榻上,栩栩如生。最后,我们又到观音殿走了一遭,虔诚的向观音上了一炷香,祝愿观音菩萨保佑我们学习进步(其实我们都知道学习成绩好坏靠我们努力,只是好玩罢了)。
走出庙门,天不知不觉到了中午,肚子唱起了空城计,我和雪雪恋恋不舍的离开了庙会,回到了家里。
虽然这个星期天过去好久了,我仍然觉得好像发生在昨天,每每想起,心里就开怀不已,我好期盼下一个庙会。
我有一位可爱的老师,她的身材又高又瘦的;头发又细又长,走起路来头发一摇一摆的,还散发出洗发水的香气;圆圆的脸像一个熟透的小苹果,总是挂着亲切的笑容;她的眉毛弯弯的,像天上的弯月似的,美丽极了;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她的眼睛,又大又圆,像早晨的太阳似的;她的嘴巴小巧玲珑,牙齿白得像雪似的。
她的
这就是我的老师,你知道她叫什么吗?好了,我来告诉你吧,她叫林老师,我希望林老师能一直陪伴我们!
诚如本书开篇序言中所写,今天我们关注的历史,更多是帝王将相的历史,而非普通人的历史。我们在乎统治者和统治阶级,多于普通民众的日成生活。也正是如此,才让我们片面化得误读了历史,曲解了过去,进而催生出无数狗的穿越题材影视文学作品。
如果我们能够更好的了解过去,了解古人真实的生活细节,那我们就不会被于正那样的二货导演带沟里。于赓哲先生新书《隋唐人的日常生活》为我们揭开了隋唐之际普通人生活的神秘面纱,让我们穿越千年,设身处地了解当时人们的所见、所闻、所想。
我们常听到这样一句话,叫“学到老,活到老。”学习是伴随一个人终身的事情,尤其是对于我们学生来说,我们的任务就是学习。让我们好好想想,如果没有学习,就不会有传载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方块汉字,就不会有蒸汽机、电灯、电话的发明;如果没有学习,人类将永远生活在愚昧和黑暗的原始社会中,也同样没有了大科学家牛顿所站立的巨人的肩膀;如果没有学习,也就没有今天先进的科技与我们幸福的生活。
也许有的同学心里默默的'在想,学习,哎,我一天到晚最怕的就是学习,学习很枯燥,也很乏味,是一件痛苦的事情,更谈不上快乐了。可是,同学们,你可知道,在炮火硝烟的战争中,有多少与我们医院打的孩子,他们没有教室,没有学习,哪怕有个学习的地方,也每天都提心吊胆,还必须有人站岗放哨,以防敌人发现;你可还知道,当年为了集中营里可爱的小萝卜头能学到知道,难友们与敌人作了多少次斗争;你可知道,可怜的小凡卡为了看书,被狠心的老板打过多少次;你可知道,为了在艰苦的环境中保护教科书,张指导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孩子们席地而坐,以日月为灯,以石板为桌;你可知道,为了能够进入学校学习,现在还有许多生活中贫困山区的孩子把自己捡破烂的钱作业学费面对这一切,面对他们,我们又有什么资格去说我们学习是痛苦的呢?
再看看我们现在的学习环境,宽敞明亮的教室,优美安静的学习环境,各式各样的学习工具,一应俱全的教科书,呕心沥的老师,还有精心呵护我们成长的父母,我们还有什么不快乐的呢?语文与历史课可以让我们到祖国的深远文化,数学课可以锻炼自己的思维,音乐课可以尽展自己的歌喉,体育课可以健康我们的体魄,科学课上我们可以去认识大自然的奥秘,社会课上可以尽览世界风情民俗在不断地学习中,我们的知识越来越丰富,我们的素养在不断地提高,我们在逐渐成为社会的合格公民。
当然,我们也只有认真地学习,细心的学习,学习对于我们来说,才是快乐的。我们不应该把学习看成是差事,不应该去敷衍它,只有想去学习的,才会学到真正的知识,才会真正体会到它的快乐。让我们再温故我们敬爱的周总理说过的这句话:“活到老,学到老。”同学们,让我们快乐的学习,快乐的成长,让我们从今天开始认认真真地学习,在学习中体会真正的快乐。
阅读本书的另一个好处,是能够解决很多长久困扰我们的谜团。比方说为什么今天的我们买东西要说买“东西”,而不是买“南北”?再比方说当年我们读《卖炭翁》,为什么“牛困人饥日已高”,偏偏不进门吃饭,而是在“市南门外泥中歇”?还比方说李白《静夜思》的床,究竟是胡床还是唐代以后的卧床?
也只有了解到唐代长安城格局,我们才会发现《舌尖上的中国3》中所说,回坊最早建立于唐代的说法有多么不可信。
书中以小见大,把彼时的许多细节拆开来讲,让我们认识到历史车轮不断向前之下,那些被忽略的知识,甚至改变的常识。也只有重新梳理对尘封往事的认知,才有机会更好的理解过去,理解隋唐,理解大唐气息下的点点滴滴。
书中引用了王梵志等人的诗作,借故事来反推当时人的想法。比方说新嫁娘3日之后调试羹汤要先让小姑子尝尝,别让婆婆不开心,比方说买药去哪里,如何配,如何利用宗教迷信麻醉并靠神佛保佑等等。从中我们不难发现历史局限之下,普通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在探讨此问题之前,首先要交代一个背景,即当时官员的家庭结构问题。一般而言,当时官员的家庭构成往往不仅包括夫妻子女,而且还包括前来投靠的亲戚。学者陈弱水最近发表了一篇题为《试探唐代妇女与本家的关系》的论文。文中指出唐代妇女在丈夫后回本家(即娘家)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我们知道,妇女回娘家住往往还要带着孩子,这样就造成了一个个比较大的家庭,使娘家的父亲或兄弟在生活中需要负担的人口变的多起来,再加上当时似乎有个惯例,亲戚投奔拿俸禄的官员,或者说拿俸禄的官员养活前来投靠的亲戚(甚至朋友)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于是家庭成员增多了,家庭规模变大了,家庭负担也就随之变得重了起来。我们举几个例子。比如贞元元和间的名臣阳城与兄弟住在一起,又“有寡妹依城以居,有生(甥)年四十余,痴不能如人,常与弟负之以游”,则阳城不仅养活了自己的弟弟,还养活着妹妹及妹妹的儿子。
又如殿中侍御史李虚中“昆弟六人,先君(指李虚中)而殁者四人。其一人尝为郑之荥泽尉,信道士长生不之说,既去官,绝不营人事。故四门之寡妻孤孩,与荥泽之妻子衣食百须,皆由君(指李虚中)出”。李虚中没办法,为了养家,只好去“佐河南水陆运使。换两使,经七年不去,所以为供给教养者”。这是说以一人俸禄养五家人口,可知负担之重。从中还可知,若担任像水陆运使这类财政官员的属官,收入比较可观。第三个例子是亲王长史李仁钧。他在汴州当官时对朋友很好,后来到了洛阳,“则又不忍其(指旧时朋友)三族之寒饥,聚而馆之,疏远毕至”。这就不仅是养家实际还包括抚养朋友的子女及亲戚,以致弄得“禄不足以养”,迫使自己的儿子李础不得不“从事于外”,以减轻父亲养家的困难。类似的例子真是多到不胜枚举。因此这样一种亲戚朋友投靠有俸禄者,以及有俸禄者有义务养活他们的习俗或惯例,影响了当时许多人的生活水平,韩愈就是其中之一。
就总的生活水平而言韩愈应该属于不太富裕的阶层。特别是元和八年(813年)他四十六岁之前,除短时期外,生活一直比较艰辛。众所周知,韩愈三岁丧父,养于兄韩会处。差不多十二岁时兄,由嫂子抚养成人,这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也正是由于家庭生活困难,为了养家,韩愈遂西上长安,所谓“家贫不足以自活,应举觅官”就是这个意思。这样,在贞元二年(786年)韩愈十九岁时,他开始了自己的生活。从这时直至二十九岁时入汴为董晋的观察推官止,十年间他中进士考宏词,四处求官不得,生活艰难,“终朝苦寒饥”。那么这一段他既然没有得到官,其生活来源又是什么呢?关于这一点,由于史料缺乏,我们只能作一点推测:估计就像他后来经常资助朋友和找上门来的士子们一样,他也只能靠投靠权贵来求得一些帮助。从三次《上宰相书》中我们可见那求人的诚恳和迫切。后人往往以此讥笑韩愈,其实从韩愈当时的生活境况及当时的社会风气看,这都是完全正常的。韩愈求人资助留下来的唯一实例是他求到了北平王马燧头上。韩愈后来追述说:“余初冠,应进士贡在京师,穷不自存,以故人(指韩愈兄韩弇)稚弟,拜北平王于马前。王问而怜之……轸其寒饥,赐食与衣。”唐代士子应进士举,在京师的生活总的说来比较艰难。他们长时间得不到官,没有俸禄,只好求人度日。
韩愈自贞元十二年(796年)为汴州董晋的观察推官,十五年(799年)为徐州张建封的节度推官,到十六年(800年)冬回京参选,这段日子过得比较舒服。前引所谓“于汴徐二州,仆皆为从事,日月有所入,比之前时,丰约百倍”,讲的就是这段生活。他在《此日足可惜赠张籍》诗中也说在徐州“箧中有馀衣,盎中有馀粮。闭门读书史,窗户忽已凉”,心情悠闲,远非求官时的燥急可比。这里我们还想指出一点,即在唐后期,同是地方官,做节度使观察使的幕府官员如推官巡官之类,收入是比较丰厚的。卫中行的哥哥到岭南去炼黄金,“药贵不可得,以干容帅。帅且曰:若能从事于我,可一日具。许之”。只因为入了容管经略使的幕府,就有钱炼黄金了,可见幕府官员收入之丰。因此当时的许多著名处士,让他当县尉、参军他不干,却纷纷进入了节度使观察使的幕府,像洛阳名士石洪、温造,江淮“四夔”之一的卢东美等就都是如此。明白这一点很重要,由此可知唐后期士人纷纷投靠幕府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也知道,幕府官员俸禄的高下,大约是由府主自己决定的。
韩愈自贞元十六年(800年)冬在京师待选,十八年(802年)为四门博士,十九年(803年)贬为连州阳山令,二十一年(顺宗永贞元年,805年)为江陵府法曹参军,元和元年(806年)再拜国子博士,二年(807年)分司东都,直至元和七年(812年)三为国子博士,这一段时间的生活也不富裕。在待选期间,韩愈已经收留了侄子韩老成一家,加上乳母奴婢,“家累三十口”。所以虽然很快得到了四门博士一官,但养家实为困难。不得已,他又恢复了求人资助的行为,曾经给山南东道节度使于頔写信,写下了“愈今者惟朝夕刍米仆赁之资是急,不过费阁下一朝之享而足也”的词句。在连州为阳山令是“酸寒何足道”;在江陵府为法曹参军时是“掾俸之酸寒”。分司东都,日子依然不好过。这不仅因为国子博士的俸禄不高,而且因为韩愈这时又收留了堂兄韩俞后留给他的子女。因此他“不知孤遗多,举族仰薄宦。有时未朝餐,得米日已晏”,以致于在送贾岛归范阳时,竟无东西可赠,自嘲说“欲以金帛酬,举室常顑颔”。待到三为国子博士,生活仍不见好转,以至学生都嘲笑他是“冬暖而儿号寒,年丰而妻啼饥”,可见国子博士虽月有俸钱四十贯,但用它来应付一个大家庭的日常生活,是捉襟见肘的。
从元和八年(813年)韩愈为比部郎中后,直至晚年为兵部、吏部侍郎,虽中间曾被贬为潮州刺史量移袁州刺史,但其生活水平已经有了比较大的提高。韩愈留下的诗文中,对这十年的生活再也没有提到过贫寒。究其原因,这十年韩愈除了有较丰厚的俸禄外,还能靠写碑铭获得许多额外收入。当时的流氓文人刘义曾“持(韩)愈金数斤去,曰:此谀墓中人所得耳,不若与刘君为寿”。话虽有些无赖,所言恐怕也是事实。我们看韩愈留下的二通有关文字,即《谢许受王用男人事物状》和《谢许受韩弘物状》,从中可知韩愈因写碑文,在前者那里得到“马一匹并鞍衔、白玉腰带一条”,在后者那里得到“绢五百匹”。当时物价,绢一匹“直钱八百”,则五百匹就是四十万即四百贯钱。“四百贯”钱是个什么概念呢?当时一斤盐仅卖四十文,一斗米五十文。四百贯钱可以买一万斤盐,八百石米。当时的成年男子一年所需口粮是七石二斗,则八百石米可供一百人吃一年。又,元和九年(814年)孟郊,孟郊的朋友韩愈等人凑了一百贯为他营葬,“尚有馀资”,再加上郑余庆派人“所送二百七十千”,则“足以益业,为遗孀永久之赖”,即三百贯钱左右就可以使人过一辈子了。看来四百贯钱不是一个小数,而韩愈一次就得钱四百贯,由此可知韩愈的“润笔费”之多。当然,由于“争为碑志”是当时的社会风气,以致有“贫不可堪,何不求碑志见救”的说法,因此靠写碑志挣钱补贴家用似乎也无可厚非。元和十四、十五年(819、820年)韩愈在做潮州刺史和袁州刺史时,虽然心情不好,生活却并不坏。刺史的俸钱,据《唐会要》卷九一《内外官料钱上》,在元和十四年(819年),紧州为一百八十贯,中州为一百五十贯。潮州为下州,估计月俸应在一百贯上下。按说这已经不少了,但观察使仍“虑有阙乏,每月别给钱五十千,以送使钱充”。由此可知节度使观察使手中掌握的这一笔“送使钱”,可以自由支配,其中一项开支就是能够酌情给手下的属官加俸。这五十贯加上后,韩愈的俸钱就达一百五十贯左右,是国子博士俸钱的四倍。因此他在潮州时,可以“出己俸百千(即一百贯)以为举本,收其赢馀”用作州学学生的饮食费用。同样,在袁州刺史任上,韩愈也曾“以私钱十万”助修湘君夫人神庙。从这种出手之大方,亦可见韩愈生活水平的提高。
纵观韩愈从官近四十年的生活状况,我们可以简单地说,在贞元长庆年间,韩愈以及与他相似的阶层的官员,如果没有田产只靠俸禄生活,又如果负担着一个大家庭的生活的话,不论他是正七品下的法曹参军事、正七品上的四门博士,还是正五品上的国子博士,其生活水平都不很高,甚至是比较艰难的。差不多是同一阶层的官员如县丞崔斯立,是“秩卑俸薄食口众”;国子助教薛公达,是“禄又不足以活身”;县尉毕坰,“既卒,家无一钱”;太原府参军苗藩,养“四室之孤男女凡二十人”,时“遗资无十金,无田无宫以为归”。如此等等,生活都很艰辛。相反,如果是做了节度使观察使的幕府从事(特别是盐铁使、水陆运使的佐官),或者升到朝官中郎中侍郎、地方官刺史一级,生活状况就比较好了。要是再有些额外收入如润笔钱之类,生活就会更好。当然,如果成了宰相功臣如裴度、马燧,或节度使观察使如韩弘、于頔,其生活就说得上是奢侈是豪富了。他们的生活水平又远在一般官员之上。明白唐代官员中不同阶层的不同生活水平,对于研究唐代社会生活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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