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勒是19世纪法国著名的作家。他生于农家,年轻时跟人学画,因为不满其老师浮华的艺术风格,便离开了他的老师。后来,他在巴黎以画裸体画糊口,渐渐地他对此种艺术感到厌倦,但其他题材的画也卖不出去,因此,一度陷于贫困、苦恼和绝望的深渊。为生活所迫,他只好离开巴黎,住到乡下。在农村,他依然未能摆脱贫困,但美丽的大自然、淳朴的农民和农家生活,激起了画家的创作激情。他忍受了一切艰难,坚持创作,创作出了许多著名的作品,如《播种者》等。
1911年的“三二九”广州起义,是一次极其悲壮的起义。起义部署工作时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原计划一千多人兵分十路的起义军,到了起义的当天只剩下了黄兴带领的一百多人,势单力薄的黄兴毅然打响了起义的枪声。这是一场明知道要失败而为之的起义,黄兴率领着这一百多人与百倍于他们的清军展开了破釜沉舟的决斗争,起义勇士几乎全部遇难。黄兴何以要飞蛾扑火?因为他要给为此次起义捐款的华侨一个答复,他不能让起义流产,他更要给全国沉睡的人民敲响警世钟,唤醒人民推翻满清。“誓身先士卒,努力贼,书以此当绝笔。”这就是黄兴当年写下的遗书,一封寄给了孙中山,一封寄给了为此次起义募捐的南洋华侨。
分析:“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有时是任性,偏执,但有时却是一份不知前途却要义无反顾的执著。它折射出一种壮怀激烈的悲剧精神和美学原则。
话题:“诚信”“执着”
东汉末年,神医华佗的美名在民间传开了,这引起了东汉朝廷的注意。朝廷于是举华佗为“孝廉”。通常被举为孝廉的人,都出身名门贵族,被举为孝廉, 就有希望做官。像华佗这样的平民百姓能够被举为孝廉,实在是难得。
乡亲们得知华佗被举为孝廉时,不禁喜忧参半。喜的是华佗可以做官了,可以了却父母的心愿,光宗耀祖了;忧的是如果华佗做了官,谁来为乡亲们看病呢?
可是很多天过去了,却不见华佗有丝毫离开的意思。“难道消息是假的吗?”有乡亲问华佗。
“不,是真的。”华佗说,“但我拒绝了。举孝廉,对那些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来说,也许是做官发财的阶梯,但对我来说,只不过是一个虚名罢了,哪里有我为乡亲们治病更有意义呢!”
几年后,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而这次不再是徒有虚名的“孝廉”,而是来自都城洛阳太尉府的征辟信,只要被应征到都城的太尉府,马上就可以成为朝廷的正式官员。这次乡亲们仍然舍不得华佗走,但他们还是打心眼里为华佗髙兴。
“这回你可不能再拒绝了。”有乡亲说,“这可是真正的官,你会有府邸、奴仆、家丁,有权有势……总而言之,好处多着呢!吃了这么多年苦,你也该享受一下了。”
“是啊,别再拒绝了,你父亲临终时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你能做官,为华家光宗耀祖,你可别再让他失望了。”
华佗笑着摇了摇头,说道:“谢谢乡亲们的好意,但我还是决定不做这个官。做官不适合我。况且,我最擅长的是医术,如果周旋于宫场,那便是民间少了位良医,官场多了个庸才,于国于民都不是件好事。至于光宗耀祖,我多救几条性命不是更有意义,更对得起华家的列祖列宗吗?”
于是,华佗再次拒绝人朝做官,坚持做一个平民百姓,钻研医术,救扶伤。
大约2300年前,希腊有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他认为物体落下的速度和重量成比例。约莫400年前,意大利的科学家伽利略并不因为亚里士多德说过了什么就轻易相信,他通过实验,推翻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建立了自由落体定律:一切物体如果不受空气的阻力,在同一地点自由落体运动中的加速度都相同。
伽利略有如此的创新精神,便建立了物理学中的自由落体定律、惯性定律,并发现了抛体运动规律、摆振运动规律等。
东晋诗人陶渊明任彭泽县令时,有一次,郡里的督邮到彭泽检查公务。郡里派人送信给陶渊明,要求他做好迎接准备,也就是备好礼品,备好美食佳肴,穿戴整齐,恭恭敬敬地来迎接。
陶渊明气得将信撕得粉碎。他大声说:“我决不为小小县令五斗米的薪俸,就低声下气地向那些家伙献殷勤!”说完,脱下官服,摘下官帽,交出官印,就辞官回家了。
分析:没有高尚的品德和气节就无法做出这样的举动。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世代相传,这正是人们对高尚品德和气节的追求与向往。
话题:“品德与气节”“人生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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