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身边的中国式现代化作文【一】
缘何如此?既有法律，为何又要有信访?有人说，那是因为有些事法律也管不了。那么不是还有政策吗?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亦是一枚法盲，至今搞不清信访、法律、政策之间有何关联，哪一个才是社会规范，哪一个才是民众诉求权利和实行义务的依据。
作为普通民众李雪莲，她不懂得自己的问题出在哪里，当构设假离婚之时，她是如此乐观自信，她相信她的丈夫秦玉河必定不会背叛她，她深信自己的设想必会成功。她又是如此盲目，行事简单而又武断，不知规则为何物，也不知人心是阴晴不定的'。如果从萨特的存在主义来说，李雪莲该为自己的选择而担负责任，而她恰恰是咽不下这口气。如果从加缪的存在主义来看，李雪莲的反抗，当是顺理成章的。然而，加缪的反抗是清醒者的反抗，而非盲目的反抗者。
李雪莲亦有清醒的一面，因为她至少知道有冤可以上访，知道找谁，而且一找一个准，那些法官、法院院长、县长、市长、首长，都能让她找到，此女非凡!李雪莲举着写有“冤”字的纸牌，跪于政府门前，此场景观众当是熟悉的。拦官告状，古已有之，现代社会，依旧如此，仿佛社会未曾变过，历史只是在机械地重复。民众的公民意识远未建立，子民观念倒是根深蒂固。底层民众的权利诉求之路之狭窄，亦可见一斑。
与李雪莲打交道的任何一个官员，除了史为民临阵脱逃，其余每个人皆很热心，见到李雪莲，那是语气柔和，甚至登门拜访，送慰问品，送年货，背地里对自己工作方法进行的反思，无一不是爱民亲民地表现，可谓尽心尽责。
有如此好的官员，有如此深入群众的官员，“刁民”李雪莲为何不为之感动呢，莫非她是铁石心肠么?观众们都着急啦，如此反复不休地上访上访，究竟意义何在，不就是跟自己过不去吗?好好的农家乐不开，偏要这么瞎折腾，以至于最终，当其前夫因意外离世，她竟然觉得生不如，人生已无目标，生活失去了斗志——不断地上访已成为她生活最重要的部分。李雪莲的生活状况大概也是千万个上访户的缩影吧，现实中，有些上访专业户居然成了一种职业，代人上访，收受费用，如此这般，何乐而不为呢!
李雪莲算是幸运的，她要告状的对象是自己的前夫，而不是手握强权者，也不会牵扯到更多的利益集团，因此，她还是安全的。显然，秋菊就比她要曲折艰难得多。而且，我们可以看到那么多官员围着她转，她有着极强的气场和存在感，也许，她也是在此中寻找到了活着的意义，而不是虚无，至少在她看来不是虚无。在她不断地上访之中，我们似乎看到了西西弗的影子，推着石头，向上滚向上滚，他全部的时光和精力便消耗在滚石头上了。西西弗地消耗，是他明知此举无用却而为之付出，以此反抗。李雪莲是认为上访是其惟一出路，亦是她怨气的一个出口，因此为之奋斗。西西弗是明知荒诞而付出，是种悲壮;李雪莲不知荒唐而愿意付出，是种悲哀。
最大的荒谬感在结尾，被撤职的史为民，已下海经商，李雪莲轻描淡写地对史为民说，当年假离婚不是为了房子，而是为了生二胎。起初还刚刚谈着人世沧桑，事事要想开点的史为民，一下子便陷入了沉思之中，默默地吃着碗里的面。由起初的说是想获得福利分房到最后抖出包袱，是因想生二胎而离婚，而胎儿因李雪莲愤恨怨怒而流产。看来李雪莲并非那么单纯，也并非是一根筋，她的上访理由仍有所保留。此处便有种悲凉感，这是位不幸的女性，她只是秦玉河的牺牲品。冯小刚在此处抖出二胎这一包袱，有何用意呢?这么一说，倒要思考起计划生育的荒谬来了，如果没有政策性限制生育，如果每个民众都能自由享有生育权，李雪莲的假离婚也便不会存在了，这样一来，李雪莲的假离婚之举当是对现实的一种不满和对抗，倒有几分英雄气概了。
影片《我不是潘金莲》，一下便抛出了一张大网，人人皆在网中央，却又不知网纹去何处。亲民的官员，时时处处言语套路化，一张口便是条条纲纲，工作作风啦，要爱民啦，要为民着想啦，要从小事做起啦……每一位下级官员，在上级面前，皆俯首帖耳，战战兢兢，唯上级是瞻，不敢越雷池半步。我们也看不到官官相护的腐败现象，倒是清廉公正，不失为好官的有一大帮，天下一片清明。一旦无法制止李雪莲继续告状之时，每个官员的态度便立马转变了。即便是一大堆主义一整套大道理的马文彬也只会丢下一句：你们县里只管看着办吧!事情安然过去之后，马文彬便感慨万千，若有所悟若有所语，关于李雪莲告状生涯结束于一场意外。此刻的马文彬不像是官员，像是哲学家，一副深沉的模样。
片中每个人都是受害者，除赵敬礼和王公道。因为赵敬礼白睡了李雪莲一次，李雪莲为何不再告状了呢，因为她觉得自己真成了潘金莲了，理亏，以及羞辱心。女性，在两性关系上，始终是弱者，这也是她后来要自证不是潘金莲的强烈诉求的原因所在吧。王公道在此事件中居然升至法院院长，有悖常理啊，照理最好的替罪羊不应该是他吗，因为当时他官最小嘛，又是法庭审理的法官，有无数种理由使他下岗嘛!而这些官员里，也就王公道还偶尔会向上级提出点异议，说点自己真实的想法，倒也颇为有趣。
一个女子，为了讨说法，而这个说法又是多么的荒唐，而其在不断上访之中，许多官员却受其牵连而免职，很值得同情。要知道，现实中有多少该老老实实承担法律责任的官员却逍遥法外，此处亲民的官员却遭免职，虚幻与现实，哪个更为荒诞，哪个更为荒谬，生活的秩序感瞬间便崩塌瓦解了，留下的是一地鸡毛，七零八落，随风飞扬。
还是回到刚才说过的信访、法律、政策，到底有何关联?以我一愚民的善意揣度，信访部门的设立无非是想摆摆样子，告诉民众，政府是亲民的，看看，解决不了的事，不是还有信访嘛，大家尽可安心，政府是为民的。事实上，信访部门的设立，反而增加了基层的工作负担，劳民伤财而又诚惶诚恐，显得更为错综复杂。信访，已经是这个社会肌体的恶性肿瘤。而政策则是官员权力的体现，基本属于屁股决定脑袋的产物!如果就影片来说，李雪莲离婚一事，于法律而言，完全无过错，对此胡搅蛮缠，便不应再加理睬，一并交由法律解决，于官员何干呢?然而，我们的官员是父母官啊，民众皆为子民，子民之吃喝拉撒睡，皆是官员之事，怎可撒手不管呢?可是管得清，管得过来吗?这是否与上级部门对下级部门的考核制度有关?应该如是吧!因为事后马文彬对着郑重反省，我们都太在意我们的官帽了。面对官帽和政绩，难怪乎，一个个官员拿李雪莲没辙，束手无策也就在所难免了。而那些真正涉及人祸之事需要解决时，官员在哪里，民众诉求的门路又在何方?他们皆在别处!最好是，一切都按规则行事。规则清晰，行事规范，便不会再有凄苦的上访户了;下级也不必惧怕上级，无需诚惶诚恐，一切照章行事便可。可事实上，人人依旧还是卡夫卡笔下的K，法之门永远敞开着，可是法到底在哪里?当信访、法律、政策三者并存，又互相抵触，那么便会是伊凡·卡拉玛佐夫的“一切皆许可”的荒诞感。
荒唐之事，荒诞之世，荒谬之为!一个永远都无法逃脱的怪圈，谁都被圈住了。
单调乏味的线性情节，绕来绕去的话语，圆形方形的构图，隐藏着大片暗色，真相在哪里?世上本无真相!
作为导演的冯小刚，在影片中不断地消解现实，而在现实中，冯小刚却与王健林为着排片率而起了争执。始于荒唐的电影，终于荒谬的现实，虚实之间，本无界线。
我身边的中国式现代化作文【二】
您好！
首先谨向您多年来一直对我们经开区教育工作的关心、理解与支持表示由衷的感谢和诚挚的敬意！2016年是我区创建省教育现代化区的关键之年，期待您和我们一起关注创建、了解创建、参与创建，共同为创成省级教育现代化区而努力。
创建省教育现代化区，是践行教育惠民的'重要举措，是全面实施基础教育提升三年行动计划、打造市区东部教育高地的有力抓手。作为经开区教育事业的参与者，您一定欣喜地看到、听到和感受到了经开区教育无处不在的变化：崭新的校园拔地而起，学校环境越来越美丽了；教育设施不断改善，校园活动越来越丰富了；学校管理日趋精致，校园氛围越来越浓厚了；教师技能不断提升，课堂变革浪潮日益高涨……
近年来，我们经开区紧紧围绕“办人民满意教育”的总目标，全面深化教育改革和创新，以打造“精致教育”为重点，全力创建省级教育现代化区，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当前，全区教育资源规划布局合理，基础设施建设强势推进，教师队伍建设焕发活力，教育教学质量全市领先，教育品牌特色百花齐放，呈现出各类教育协调发展的良好势头。相继创成全国“两基”工作先进区、省首批教育强区、省首批文体2+1工程示范区、全省首批全国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区，连续4年获经开区管委会“考绩优秀单位”称号。
家长朋友，创建省级教育现代化区，在我们经开区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关系着经开区教育未来的方向，关系着您的子女今后教育生活的幸福指数。我们期待您一如既往的关注、理解和支持。您的鼎力支持与积极配合是我们工作最大的动力。我们有理由相信：依托您和我们的共同努力，创建的成功定会成为我们共同的骄傲。
谢谢！
z经济技术开发区文教体工作局
我身边的中国式现代化作文【三】
(一将成人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措施
1.指导受教育者认真做人。人若想与动物区别开来，从自然人成为社会人，就必须经历第二次生成，经历做人的过程，做人才能使人成为真正的人。中国人历来将做人视为“成人”不可或缺的内容，认为只有先做人才能“成人”。思想政治教育所讲的做人，就是要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就是学习人之为人的基本准则，使自己具备一个人应当具备的道德品质。教育者应根据受教育者的实际情况予以具体指导，使受教育者明白做人之道，学会做人。2.引导受教育者踏实做事。做事是个体生存方式之一，是个体从事的各种各样的活动。事有好坏之分，做事当然是指做好事。思想政治教育要引导受教育者明白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能够做，什么事怎么做，引导受教育者在做大事的同时做好小事，既要做有报酬的事，也要乐于做无报酬的事。教育者应在受教育者做事的过程中及时提供咨询、指导，帮助受教育者明白自身对家庭、集体、社会的责任，帮助受教育者提高做事的能力。3.启发受教育者灵活处事。人是一种社会的存在、关系的存在，在日常生活中，人总免不了同他人交往，离开交往，人就无法正常生存和发展。个体若想正常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学会交往，学会处理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因此，教育者要以自己的亲身经历，针对受教育者在处事中遇到的具体问题予以指导，让受教育者在处事过程中形成良好的处事之德，学会处事。
(二将生活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的措施
1.确保教育活动立足完整生活。生活德育中的生活指的是完整的生活，是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学校生活与社会生活、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统一。这些生活都是受教育者品德发展不可或缺的领域，对受教育者品德的形成和发展都起着独特的作用，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活动可以有所侧重，但原则上应保持这些方面的内在统一。合理地安排学生的不同生活空间，防止受教育者生活的片面化，以促进学生德性的全面、协调发展。2.引导受教育者体验现实生活。体验现实生活、经历现实生活、过好现实生活是生活德育基础的、直接的目的。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是为受教育者的未来做准备，还是为受教育者的现实生活服务的，因此，不能仅将受教育者当作“未来的成人”，过分强调受教育者的未来生活。教育者应更多地引导受教育者正确体验现实生活中的善恶美丑，不粉饰、不诋毁。3.帮助受教育者构建可能生活。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性目的是指导受教育者过好现实生活，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要对受教育者的现实生活进行规范，还要帮助受教育者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超越现实生活，把握、创造可能生活。教育者应帮助受教育者创造条件，使之不断地超越现实生活，去接近可能的生活。
(三将导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措施
1.树立导育意识。导育意识是指教育者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反应以及由此形成的思想、观念等。教育者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应增强对受教育者进行自觉的导育，使教育者的导育建立在自觉的基础上。有了清晰明确的导育意识，教育者才能根据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以及受教育者的实际情况不断施以有效的导育;相反，如果教师导育意识不明确或不正确，思想政治教育影响就只能靠自发，效果自然差强人意。2.形成导育能力。教育者应通过多种渠道准确了解和把握受教育者思想品德发展状况和趋势，既要了解受教育者思想品德发展状况的共性，又要充分尊重和理解其思想品德发展的个性特征。全面掌握受教育者的思想发展态势，并在此基础上与受教育者进行平等对话，准确传达自己的所知、所感，力求与受教育者产生情感共鸣。最后，秉承客观、辩证、动态的原则对受教育者进行正确评价。3.提高导育水平。对受教育者进行导育是一门艺术，需要教育者具备高超的导育艺术，在导育艺术中，最重要的是谈话艺术和因人施导艺术。教育者应创设良好的谈话氛围，选择恰当的谈话时机和谈话类型，灵活地运用不同的谈话方式，有效地与受教育者沟通，以准确把握受教育者的思想情感态势。同时，教育者应根据受教育者的不同水平和特点，采用与之相对应的方式和方法，进行有针对性的导育。
我身边的中国式现代化作文【四】
(一由“成圣”转向
“成人”现代心理学的大量研究表明:就个体而言，道德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发展规律，而且前一个阶段是后一个阶段的基础和前提。因此，受教育者的道德发展是一个由各阶段组成的过程。由“成人”到“成圣”也是一个连续的、长期的过程，且“成人”是“成圣”的基础和前提。圣人的高度只有极少数人才能达到，先“成人”方有可能“成圣”，越过“成人”直接提出“成圣”的要求，只能揠苗助长，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应将“成人”作为基本追求，确保教育标准的设定立足于多数人，力求对多数人的道德发展提供指导。
(二由知识转向生活
道德与生活密不可分，它不仅来源于生活、发展于生活，还存在于生活、实现于生活，更是在生活中得到确证。道德不能脱离社会生活而独立存在，只有在生活中才能真正获得道德，而道德的最终目的也是帮助人们更好地生活。因此，以形成和发展受教育者道德为目标的思想政治教育应建立在生活基础上。
(三由说教转向导育
当今多数学者都认为，受教育者的精神生活或者说思想道德主体的形成，主要还得依靠受教育者自身，受教育者的思想道德是其自主构建的，教育者仅仅是一个外因，只能为受教育者提供“帮助”。虽然各个阶段的具体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不同，但总体而言都包含知情意行等要素，对受教育者的知识、能力、情感、态度、价值观提出相应的要求。“教”可以帮助受教育者掌握道德知识，却很难使其形成受教育者所期望的情感、态度与行为。因此，要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转型，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时效性就必须由说教转向导育。
我身边的中国式现代化作文【五】
(一教育目标理想化
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往往将目标设定得过于高大、理想，渴望将学生培养成毫不利己、专门利他的“圣人”，从而在教育过程中忽视了人之为人最基本的品德培养。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是计划经济时期更是将大公无私、公而忘私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培养目标。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高大全空，过于理想化，脱离了学生的发展实际。无论是对天真的小学生，还是懵懂的中学生，抑或是日渐成熟的大学生，不分层次，不分水平，都提出相同的要求，必然会忽视做人基本道德的教育，造成教育对象满口仁义道德，而实际行动却背离基本的道德标准的现象。
(二教育过程知性化
从苏格拉底的“美德即知识”到柏拉图的“道德即规范性的知识”，都将道德列为一种知识，由此产生知性德育。知性德育过于偏重道德知识的授受，将培养“知识人”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目标。知性德育很少涉及生活，仅就概念、原则进行教学，忽视了知识与生活的关系，造成了知识与生活的脱节，以致不能从教育对象的生活和实际需要出发，引导学生构建科学、健康的生活。同时，知性德育也忽视了道德情感的培养，造成了知识与情感的分离，受教育者的道德情感无法在书面中准确地体现出来，道德情感的丰富也不能增加受教育者的道德分数，这就导致受教育者情感的缺失，成为有知无情的人。
(三教育方法说教化
所谓的“教”就是将知识或技能传给他人，此观念普遍存在于智育与德育中，然而以现代教育观点来看，这种观念明显混淆了德育与智育的根本，智育突出知识、技能的传授以及对受教育者能力的培养，而德育最根本的使命是树人、育人、使人为人，使受教育者成人要比使受教育者掌握知识复杂得多。“教”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均强调将知识或技能口口相传于他人，即通过教育者的口头讲解、阐述，使知识为受教育者所理解、记忆，然后在受教育者的大脑中形成相应的`知识系统。但是，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各类道德知识并非全部具有传递性，有些知识甚至不可能通过口授的方式帮助受教育者掌握和获得，因此，单纯的“教”使得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大打折扣。
我身边的中国式现代化作文【六】
读史使人明智。“我扑在书籍上，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一样”，看到手上捧着的这本崭新而又精致的《中国现代史》，待我轻轻地抚摸过她的`封面后，我翻开了她的扉页。
这本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王桧林主编的《中国现代史》，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开讲，先后用七个章节的篇幅详细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开始、北洋军阀的末路、工农武装革命的开展、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的过渡、全民族抗战的展开、抗日战争的胜利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这一系列过程，最后用单独一章的篇幅来阐述属于“中国现代”这个特定的历史范畴中的哲学、科学和文化思潮的发展和演变情况，让读者在为祖国和民族承受着巨大历史灾难而扼腕叹息之时，对国家未来的走向有更深沉更深刻的思考。
同样，我的思考也由此开始。
中国现代史的七个阶段
1。1919。5-1923。12：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北京高师、汇文大学、中国大学等13所大学3000多学生，冲破教育部代表和军警官吏的阻扰到天安门前集会，学生们手执写有“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取消二十一条”、“抵制日货”等口号的旗帜，一致要求惩办曹汝林、陆宗舆、张宗祥三个代表北洋政府签订“二十一条”的卖国贼。集会演讲后，即列队游行xx，这就是名垂史册的“五四爱国运动”，由此拉开了中国现代史的序幕。
我身边的中国式现代化作文【七】
电影《我不是潘金莲》讲述了“一个女刁民的告状故事”，说这个被称为潘金莲的李雪莲为“刁民”，可谓出于“公正立场”——你自己搞假离婚，你老公趁机把你甩了，是自作自受;你要“讨说法”，那是你和你老公的事，关别人何事?你倒好，居然一级一级地上告，把市长、县长、院长一个个拉下马……这在现实中可能吗?可这又似乎处处透着真实。这就是荒诞现实主义的魅力。
用荒诞的外壳装现实的内核，这是四两拨千斤的智慧。从北京到县城，这样的场面多难写?然而一个李雪莲，把上上下下的行政系统都串起来了，并且有了极其生动的呈现。尤为高明的是，电影中的干部没有一个是贪官，都辛辛苦苦、兢兢业业，都想息事宁人、安定团结，然而不断“好心办坏事”，硬是没能准确理解李雪莲的真正用意，于是一次次坐失良机，把她逼上告状之路。
编导真的是把李雪莲当主角来描写吗?未必，她只是一根线，不断拉扯出中国社会的众生相。为了一个“农村妇女”的告状，从政府到法院到警方，动用了多少人力物力，却还是做的无用功，这是为什么?因为所有人都是政绩思维、维稳思维，却唯独不能理解一个简单村妇的简单心思：她只是要一个说法，不是“法律的说法”，而是“人情的说法”，即便受骗认栽也行，但得让她咽下这口气，而现实却是处处跟她作对，让她的恶气越发浓烈。
就是为了这口气，她像当年的秋菊一样上路了，不惜胡搅蛮缠，不惜委身以报，一切为了让那个“前夫畜生”承认假离婚的事实，为达此目的，她要将所有阻拦她揭露真相的拦路石都搬掉。然而最终传来的“前夫车祸身亡”的噩耗，顿时让她失却了方向，告状也就无以为继。
这个戏剧性的细节在影片中被编导进行了深入阐释，他们通过剧中人物问道：如果那个“前夫”没有车祸身亡呢?是不是告状将没完没了?这是一种沉默的点题：在目前机制下，各级干部该怎样准确读解李雪莲的诉求?李雪莲的诉求很大吗?她的心理需求很深奥吗?当法律之路走不通后，难道就没有其他机制可以说服、平衡、舒缓吗?为什么所有人都“读不懂”她是在呼唤人情关怀和寻找心理寄托呢?
社会矛盾是如何发生的?人际关系是如何协调的?公权力是如何运作的?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重大命题”。编导用荒诞的“刁民告状”的套子，将这些重大命题裹进人物塑造和情节推进中，引发观众在笑声中思索，显示了以小博大的高超智慧。这对于长期远离“批判现实主义”传统的中国电影而言，不啻为“补钙之作”，值得点赞。而电影在艺术形式上采用“忽圆、忽方、忽宽屏”的视觉效果，同样是出于审美和推演故事的双重考虑——“月洞”能别具一格地有效展示乡村之美;当场景换成了北京，圆形也就换成了方形;当一切“正常”了，屏幕也正常了。如此一来，这个现实而又荒诞的故事也就有了更具象化的轮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