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作文【一】
有效梳理、界定政府与学校的管理职能，转变政府职能，确立学校自主性，重建政府与学校的关系，这既是为校长自主办学创设必需的宏观背景，也是校长自主办学顺利实施的重要前提。这意味着学校的管理权在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特别是校长之间的重新配置。这方面的改革集中体现在修改学校管理规则，对其管理职能重新界定，改革后这种职能的主要变化包括：
1.由主导强制型向辅助支援型转变
修改后的学校管理规则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在教育内容及方法选用等具体运营事项上，由强制性命令、指示型领导，转向非强制性指导、建议性领导，把这些事务的管理第一责任者从教育行政部门领导转移到学校校长，进一步增强对于学校的辅助与支援机能。与直接控制减少相对应的是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的支持性和服务性机能的加强，主要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帮助学校处理一些特殊情境，如突发事件、向父母及居民做出某些说明、与有关机构的联系协调、媒体宣传等；二是为学校提供必需的相关专业服务，如涉及儿童的保健卫生、安全管理、设备管理及法律诉讼方面。
2.由直接管理型向间接管理型转变
修改后的学校管理规则重新界定了政府与学校的职能，放松、弱化管制的程度，重新明确规定了在各项管理规定中，哪些是需要教育行政部门批准或认可做出的，哪些是只需学校事前呈报或事后报告的。批准、认可、事前呈报、事后报告，放松、弱化了管制的程度，反映了依法递减的控制强度，从而实现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管理各领域的层级控制。这种在一些领域控制强度的降低与淡化，也正是学校自主增强、权限扩大的一个方面。例如，一些学校例行的活动如需要在外留宿，原是需要经过教育行政部门认可的，改为事前呈报则强调了学校在这方面的决定权。
3.由微观管理型向宏观管理型转变
此举有助于减轻学校的行政负担，因为政府大量微观管理行为不可避免地给学校带来繁杂的行政事务。日本的基层学校每年都承担大量的各级各类调查统计、各学科竞赛活动的组织任务，应付来自都府县各相关部门的事务委托或工作询查，因此学校核心管理业务以外的行政负担非常沉重。为使校长及教职员专注于职责，教育行政部门必须致力于通过整理，停止、精简或减少对学校的依赖来减轻学校基层的行政冗务。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作文【二】
现代决策非常重视辅助决策机制的构建。完善的辅助决策机制，无疑是校长办学自主权得以顺利实施的关键。日本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顺应现代决策理论发展趋势，通过学校职员会议、协议会、评议员制度和顾问制度携手，共构校长辅助决策机制。
1.学校职员会议
“职员会议”是指学校全体教职员工参加、定期举行的会议。一般每两个月召开一次，如遇重大事情也可随时举行。日本中小学中普遍设有职员会议，审议讨论学校的一些重要事项，这是教职员参与学校管理的一项重要渠道。但是职员会议的设置、构成和运行，一直是依照惯例而行，没有法令上的明文规定。于是关于职员会议的性质和功能，究竟是校长的咨询和辅助机构还是学校的最高决策机构，莫衷一是，影响了职员会议辅助功能的充分发挥。鉴于“职员会议”性质不明确的状况，在2000年文部省颁布的《关于学校教育法实施规则等的部分改正的省令》中，“职员会议”被定位于校长的辅助机关，校长成为“职员会议”的主宰。但另一方面，校长也有责任把自己的教育理念、管理经营方针，以及有关校务方面的决定告知“职员会议”，并听取教职员的意见。尤其是在教学方面，由于教师拥有“掌管儿童教育”的权利，因此校长要充分尊重教师的意见。可见，现在“职员会议”的组织活动，更体现出“民主集中制”的特征。2000年1月《学校教育法施行规则的修正案》进一步明确了职员会议的辅助功能，职员会议是由校长主导、促进教职员间沟通、辅助校长决策的机构，它的设置是为了加强校长的领导权，协助校长进行正确决策并更好地贯彻决策。这将有助于完善校长决策机制。
2.学校协议会
现代新型的学校制度特别注重建立具有亲地域性的开放学校，以改变由于封闭办学造成的地区社会与学校之间的隔膜和不信任感，使学校走向“社区的学校”。同时，家长、居民和企业的参与也是提高校长决策质量的保证之一。日本此次改革高度重视积极发挥学校协议会的作用。日本的学校协议会是依各学校或地区的需要而设、结构弹性的组织，实质上是以校长为核心的辅助管理机构，促使校长决策时充分考虑到地区社会的理解和需要，是家长居民和职员共同参与学校管理的重要载体，有助于提高教育管理决策水平。日本学校协议会尽管从构成上类似于英国的学校理事会和美国的学校委员会，都包含有学生代表、家长代表和教职员代表，但其所履行的职能却与英国学校理事会、美国学校委员会有本质上的差异。英国学校理事会的构成、选举和职能是以1988年教育改革法为依据，有着包括参与校长任免在内的实质性的学校管理权限；美国学校委员会，以芝加哥学区为例，是以1988年的《芝加哥学校改革法》为依据构成和运作的，直接参与校长的选聘、签约和履职考核、审议学校计划、预算和教职员聘任等工作，也具有实质性的管理职能。
3.学校评议员制度
2000年文部省颁布的《关于学校教育法实施规则等的部分改正的省令》明确规定设置学校评议员制度。学校评议员由本地区各行业推荐，经校长决定，由当地教育委员会委派一定的校外人士担任。职责是应校长要求对学校教育提出建议，使学校、家庭、社区一体化。校长每学期都要与评议员逐个会面，听取其对学校管理运行的意见和建议，以使决策更加符合学校所在地域社会的实际状况，更加符合本地区儿童的教育需要。这并非一个合议制的委员会与许多地区业已存在的学校协议会不同，该制度注重评议员作为个人的看法。虽然法令并未规定每所学校必须设置，但事实上学校评议员制度推行非常迅速。据文部省2001年4月1日调查，都道及县立学校（含指定都市立学校）中已设置学校评议员的占57.5%，市町村立学校中占41.9%。另据文部省调查，有47%的公立学校已经引入学校评议员制度，30%的公立学校准备引入学校评议员制度。《日本二十一世纪教育新生计划（彩虹计划）》还将学校评议员制度确定为改革战略重点之一。
4.学校顾问制度
在日本中小学校经营中最令人头痛的问题是：欺负行为、精神压力、不想上学、班级崩坏等。这一系列问题的出现标志着“现代学校病”的出现。这些问题往往又不是学校自身所能解决的。为了解决学生和教师在这些方面的困惑和烦恼，各地方政府先后采取了建立教育相谈体制等办法。1995年起日本政府文部省决定向学校派遣“学校顾问”，正式导入学校顾问制度。学校顾问往往由心理专家组成，每周两次到学校进行教育相谈指导，各地政府部门、学术研究团体、民间团体等也相应设立“适应性指导教室”、“心的教育相谈”等机构，广泛参与学校教育经营，以防止出现校内暴力、欺负行为、不想上学等，提高教育质量。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作文【三】
2：2016年5月9日，在周一升旗集会时，西安市第一中学德育处朱建利主任代表学校就“由西安教育电视台参与制作的大型电视纪录片《正道：基础教育改革启示录》，将于5月9日(星期一、5月10日(星期二20：00至20：50连续两天在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CCTV9黄金时段播出。”之事对全体师生提出收看要求，并倡导全校师生动员家庭成员和亲朋好友同时关注这一西安教育之盛事。
集会动员后，办公室对教职工、德育处对班主任又进行了具体的安排部署。
5月11日，各组处室组织本组成员召开《正道：基础教育改革启示录》观后感交流会;德育处安排收集各班学生观后感。
对于本节目的播出，师生及家长反响热烈。他们普遍认为：“西安所推行的大学区改革，毫无疑问是一个智慧、伟大、而又充满挑战性的方案。”“大学区这一改革方案，以强校带动弱校的方式，使各个学校资源共享，共同进步，无疑促进了教育的均衡发展，尤其对于资源匮乏的学校来说，是一个难得的契机。”“大学区改革制度能够带来卓越的成果和飞速的进步,离不开西安各个学区长学校的敬业与奉献。”“纪录片中对西安市第一中学创新素质教育做法的报道，是学校依照办学理念，着力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社会责任感、人文素养和审美情趣的真实写照。”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作文【四】
】2016年 8月27日下午，区实验小学师德培训的内容就是观看《正道：基础教育改革启示录》，让全体教师感受到西安教育改革给教育界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全体教职工表示，纪录片《正道》，以挑战、均衡、素质为主题，深入剖析基础教育改革面临的形势，从典型学校和学生的发展入手，较为全面的展示了西安市基础教育的改革新举措和取得成效，内容丰富，形式活泼。 从2012年起，西安市教育局在全市推行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大学区管理制改革、民办学校“小升初”招生制度改革、创新教育评价体系、创新中小学生素质教育。截至目前，西安市3083所中小学幼儿园共组建成立了719个大学区，促进办学理念、管理水平和教育质量同步提升。“两改革两创新”使西安教育风貌焕然一新：校际间发展更趋均衡，一度令人束手无策的“奥数”顽疾得到根除，应试教育正在向全面协调的综合素质教育转变。
观看结束后，该校师德培训主持人深有感触地说：“我们学校虽然不在偏僻山区，但是我们要保持自己的优势，让我校的品牌越发耀眼。我们要学习西安改革的，借鉴大学区管理制改革，紧紧抓住与北京东交民巷的合作机会，思考自己的改革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