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示议论思维的说法,先秦多用单个汉字,议、论、辩、述、说,偶尔也用两个汉字的,议论、论述、论说、讨论、辩论、论辩。近代引进西方逻辑之后,才有论点、论据、论证等等系统性的表述。
现代汉语关于议论思维的说法,已经受到形式逻辑深刻的影响,以至于当西方学界反对理性主义,试图摆脱形式逻辑的羁绊而提出非形式逻辑的时候,现代汉语反而显得无所适从了,虽然众人的日常语言表达的逻辑性并不严谨。
幸好人类的论证思想是相通的,示—告—断,这个论述思维程序也是可以有相应表述的:
观念—问题—观点(道理)
观念—论域—论点—论证(讲道理)
一个人静思默想,根据自己的观念,针对问题产生看法,形成观点,这就构成一种道理。在没有吭声之前,道理就静默在脑子里,旁人不知道。王充有一个形象的比喻,文章尚未写出来,还隐藏在内心的时候,就好比美玉隐藏在石头里,珍珠蕴藏在鱼腹中一样,不为人所知。
要是这个人说,我发表一下我的观点,那就进入讲道理的状态。实际的问题情境于是转化为讨论的场域,称为论域,同样由观念引领,就论域里的问题产生看法,因为要表达出来加以讨论,所以这种看法就由观点变为论点,然后展开论证,这就是讲道理所蕴含的内在机制。
道理和讲道理是两种不同的状态,内在思维特征相同,外在表现形式不同,讲道理需要把内在思维用论述话语表达出来。
山前有座庙,山后有块荒地。这天,师父带着小和尚扛着锄头,来到了荒地锄草。小和尚说:“师父,我们除掉这些杂草在上面种什么呢?”师父说:“种花!”小和尚很吃惊地说:“除草种花,谁来看呢?”师父说:“山外的人呀!”小和尚满脸疑惑地说:“为什么必须种花?”师父说:“为了庙里的香火!”小和尚不解了,为了香火就必须种花,种花和香火有关系吗?庙里香火不盛,这山后又能有几人来?
几天后,师徒俩除完草,在荒地上撒了许多花种。过了一段时间,从荒地里钻出来许多花种新芽,师父就带着小和尚给新芽浇水。一年过去了,那些花种都长成了一株株花树。等到第三年,几乎所有的花树都开花了,一片一片的花,争奇斗艳。山外的人,呼朋唤友地来看花。与此同时,人们又开始络绎不绝地到庙里上香了。
小和尚看到这一切,不由得佩服起师父来,他觉得师父当初在荒地种花是多么睿智:有了花,就有了看花的人;有了看花的人,就有了香客。为别人种花,其实也是为自己种花。
很多事情是相辅相成的,为别人种花,其实也是为自己种花,和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道理是一样的。
由观念出发,对具体问题形成看法,然后加以论述,一切都有序展开,王充有一个生动的说法:及出荴露(敷陈表露),犹玉剖珠出乎!烂若天文之照,顺若地理之晓,嫌疑隐微,尽可名处。且名白,事自定也(《自纪》)。等到文章一经出于胸中展露在外,就如同美玉从石头里剖出珍珠从鱼腹中取出一样了!它的光辉像天上的日月星辰一般灿烂,条理像地上的山脉河流一样清楚,凡是不清楚不明白的问题,全都能说得清清楚楚,况且事物的名目一旦表示清楚了,所论述的事情也就确定无疑了。
议论文的阅读和写作,是高中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对于很多人来说,高中阶段的语文学习是其最终学历,以后读专著写论文,都是在此基础上的自我摸索。而高中议论文教学的一个薄弱环节,恰恰是对观念的塑形作用缺少足够的认识。
一种有效的训练方法,让学生在具体的问题情境中,用一个明确的判断句说出自己的观点,再从观点追索其背后的观念,此时的观念总是以评判标准的姿态出现的,相对比较容易把握。组织辩论是比较好的具体方式,双方针锋相对的观点,更易凸显深藏的观念。
从观念出发,论证的程序变得清晰可见,接下来《理》要对论证的展开机制进行讨论。
仪式对于现代人的生活意义在于当我们进行一些仪式时,它能让我们感受到一种悠然的古意,知道自己是一个有根之人。柳永的《抛球乐》言道“乍疏雨,洗清明。风暖繁弦脆管。万家竟奏新声。盈盈,斗草踏青。”清明的祭拜祖先的仪式一直传承到了今天。不少人即便在春节由于繁忙难以与家人团聚,但在清明节不管怎样都有以祭扫的名义回到故乡,回到亲人的身旁,团聚于先辈的墓前。正是这古老而悠远的仪式,揭示出“人之为人”的一个重要特质:反哺与感恩。倘若没有或除去这些庄严的感恩之行的仪式,民族精神,宗族观念也无法得到延续。所有的家规、家训、家风通过祭奠的仪式被重新传承,仪式承载的不仅是简单的几个动作,而是历经数千年厚重的人文情怀,是一种在快速运转利益优先的社会中对生命本源和自然状态的.回溯的难能可贵的传承之美。
仪式像一条没有尽头的轨道,若以时代步伐的加快,生活节奏时间紧张为理由而舍去,那我们也将“脱轨车翻人亡”。《乱世佳人》里有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一个文明是随风而飘的,最终是要飘散的;一个人的命运是随风飘散的,最终也会飘散的。其实又岂止是一个文明的飘散,随着文明飘散的,是无数个生命个体,一代人,一代人的梦想,一代人的生活方式。”仪式也在历史长河中随风飘散,倘若我们仍要人为地将其除去,那终有一天,所有的仪式都会被我们以这样或那样的理由而自私、功利地除去,最终,我们也将成为无根之人。《乱世佳人》里,不同于所谓“独立勇敢”地抛弃母亲的教导和宗教信仰的斯嘉丽,梅兰妮在文明仪式消逝面前,包容着开始新生活的人给予他们的理解与支持,却又深深地把过去的仪式的精华烙在心里。毕竟,我们仍不算处于乱世,我们更无理由白白地除去珍贵的仪式,只关注眼前的表象,这无疑是愚昧的选择。
仪式当中自然有束缚思想,蒙蔽理性的糟粕,理应除去。但即使如此,它们也都是真实而鲜活地存在过我们的文明之中,反思其不足之余,我们更应该珍惜对美的仪式的心怀感恩地传承。
托尔维克曾言;“当过去不再照耀未来,人得心灵就会荡然地游荡。”一个人对于仪式地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的一生是否能够拥有一种丰厚的蕴味,而非急匆匆地一味向前,徒留飘零之感。
朋友知道我喜欢梁凤仪。
她是华人世界最富有的才女,一支笔打造出几亿资产——成功创业、才华横溢、嫁入豪门,女人所有的梦想,她几乎都实现了。
她选择爱的人结婚,丈夫黄宜弘是香港商界翘楚。
梁凤仪的第一本小说名叫《尽在不言中》,出版时她已经39岁,那时,她的第一次婚姻结束。
朋友问我,如果梁凤仪没有后来“逆袭”的成功,没有嫁入豪门,就是个普普通通的中年妇女,你还会佩服她吗?
我也很认真地说,即便她是一个平凡女性,我知道她的经历依旧会打心眼里佩服——仅仅凭她敢于39岁辞职挑战新领域,并且一生不肯与自己不喜欢的人合作,就已经让我刮目。
甚至我深信,从来没有什么所谓的“逆袭”,那些柳暗花明的转折,都倚着背后“尽在不言中”的执着。
可是,那些走过黑暗的人,往往不是凭着“总有一天光明会来到”的天真,而是做好了“或许永远都不会好起来”的决绝,所以,他们才能够保持耐力、精力和体力与黯淡的生活长久共处。
难得的是,即便如此,她和前夫何文汇也没有形同陌路,他让她洞悉了自己的弱点和错误,他们把对旧伴侣的感念转变为亲情,梁凤仪小说封面上的书名,大多由何文汇题字,由她的作品改编的电视剧,很多主题曲由何文汇填词。
多年后,梁凤仪谈到这段前情,说了六个字:情已远,恩尚在。
懂得反省和感恩的女子,做什么都不会太差。
而她和黄宜弘的婚姻,却是被一场灾难加速。
独居的梁凤仪回家后遭遇两个蒙面绑匪的侵袭,周旋近八个小时终于被释放,之后,绑匪打电话勒索,她不断拖延时间,让警方追踪到隐匿位置将其抓获。
她全程没有掉过一滴泪。
相反,从美国出差回来的黄宜弘闻讯后,却落了泪:“男人爱女人,就应该有能力保护她。我没有做到,所以我不配说爱你。”绑匪被公审时,黄宜弘坚决不让梁凤仪去法庭,不愿意她记住坏人的相貌成为终生阴影,他说:“我去盯着他们,看清楚他们的'模样,保证以后绝不让他们接近你。”
他说到做到,放下手头工作,每次开庭都坐在前面盯着绑匪,连续两周,直到审判结束。
她后来说:“感情需要经过能表现品格和深刻地爱护对方的难忘事件孕育出来,才值得生相许。”
这场磨难,加深了两人的依恋,相恋数年之后终成夫妻。
感情上的良性循环激发了她的创作才情,她开始创造另一个奇迹:每天写15000字的小说,每个月出两本书。
在很多人每天阅读量都达不到15000字的时候,她居然能够每天创作15000字。
所以,看看那些逆势而上咸鱼翻身的人吧,他们其实都特别善于把命运踢过来的冷板凳坐热。
他们把痛苦像糖一样吃掉,在最艰难的时候还能对着世界微笑,这样的人即便达不到通俗意义上的“成功”,也足以令人尊敬,那种就算“墩个地洗个碗”也比百分之九十的人优秀的认真和坚持,最终让他们释放出光彩——优质普通人温婉的光芒,或者明星们耀眼的灿烂。
所以,这根本不是“逆袭”,而是他们顺理成章应该有的收获,那些“逆袭”的人,惊艳我们的并不是他们的成功,而是他们始终保持的向上的姿态。
禅师将一杯水和一面镜子交给弟子。
禅师说:“以后它们就是你的老师,你要努力向它们学习。”
弟子说:“我跟水学习什么?”
禅师说:“跟水学习如何面对不同的空间!无论把水倒进什么形状的容器,水都会随之改变形状,永不抱怨空间的改变。”
弟子说:“我跟镜子学习什么?”
禅师说:“跟镜子学习如何面对不同的世界!无论镜子面对怎样的情境,它都能如实反映,毫无遗漏。”
弟子说:“为什么它们能做到这样?”
禅师说:“因为水没有自我,镜子无心,因此不落入空想而迷失了自己。”
其实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已经深刻地揭示了形式逻辑自身的困境,要不然就不会有非形式逻辑的兴起。事实上人类的思维,在逻辑形式化的形这里面有几种关系还需要说一说。
观点,是具有某种观念的人对某一具体问题的看法。论域,是议论的范围,是在一定的文句或在一定的对话中所论及的问题,近似于通常说的“话题”。论点,是一定论域中的观点需要论证以期获得他人认同时的话语表达形式。所谓论题,只是论点的不同说法,它是论证中需要确定其真实性的判断。显而易见,它们之间既紧密地互相联系着,又有着或大或小的区别。
观念不等同于观点。观念一旦形成,可以相对独立地存在于脑海里,它常常是模糊的、不自觉的,尤其是那些集体无意识的积淀。象阿Q对革命就天生地存有偏见。观念只有当被某种具体的问题情境触发时才起作用,从而形成观点,当革命来临时,阿Q就觉得革命便是与他为难。
按照立象尽意的'原理,为了尽意才需立象。因此先得有意,然后再为尽意而立象,意动成象,意在象先。因此象思维的出发点是“意”,当然这个意并不是凭空而来的,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才会获得此意。不过,作为表达的开端则是意。在议论场里,意在笔先,就是观念先行,先有观点再讲道理,观念是汉语论证的起点。
进入议论场,面对的问题情境也就是论域,所以论域是观念的用武之地;而观念在论域中用武的结果便产生论点。因此,论点必须存在于某一论域中,而且它必须是明确的、自觉的。在同一论域中,不同的观念在论战时就会形成不同的论点。例如,对于柯瓦连科和华连卡骑自行车一事,别里科夫就认为:难道中学教师和小姐骑自行车还成体统吗?而布尔金却觉得:这有什么不成体统的?因为两人的观念差异实在太大了。
观点也不等同于论点。观点形成以后,可以是潜在的,只存在于思维之中。假如当别里科夫与布尔金在议论教师和小姐骑自行车是否有失体统时,有个旁人在场,那他完全可以有自己的看法,却未必要说出来,这时断不能说此人没有观点。但是论点必须是外显的,存在于言语形式之中。当你的观点发表出来,加以论述,以期引起他人注意时,便构成论点,因此,论点是待论的观点,是观点的物质外壳。观点与论点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其表现形式是不同的,讲道理必须用明确的判断句把观点表述清楚,从而使论点鲜明有力。
至于论题之不同于论域,本是毫无异议的,但还是有人借用论题来代替论域。殊不知论题就是论点,只不过前者是逻辑学的术语,后者是文章学的术语罢了,它们的意义还是同一的。为明确起见,还是不要以论题代替论域为好。但是论点(论题)与论域的关系倒是需要重视的,因为论点要是离开了论域便不复存在,而在同一论域中又可生出形形色色的论点来。论域里的论点就像鱼缸里的鱼,一只鱼缸可以养多条颜色不同的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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