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在实现梦想的进程中,适当缩小梦想,轻装上阵,才有可能为疲惫的心灵注入永久的激情与活力,更有利于稳扎稳打。
世界著名撑竿跳高名将布勃卡有个绰号叫“一厘米王”,因为在一些重大的国际比赛中,他几乎每次都能刷新自己保持的纪录,将成绩提高1厘米。当他成功地跃过6.25米时,不无感慨地说:“如果我当初就把训练目标定在6.25米,没准儿会被这个目标吓倒。”
莱德是英国知名作家兼战地记者,二战结束后,他谋到了一个写广告剧本的差事。出于信任,广告商也没有明确他一共需要写多少个剧本。心平气和的莱德一直不停地写,竟然完成了2000个广告剧本,这个成绩后来连他自己都感到吃惊。如果当初广告商要与他签订合同的话,别说2000个剧本,就是l000个,他也未必敢揽这份差事。
在现实中,多数人在实现梦想的路上之所以会半途而废,原因并不是完成梦想的难度过大,而是梦想太大,让自己感觉太遥远。如果我们具有一点布勃卡和莱德那样的智慧,把梦想缩小到“1厘米”、“一个剧本”,也许会少许多上述碑文那样的懊悔和感叹。
电影《我不是潘金莲》讲述了“一个女刁民的告状故事”,说这个被称为潘金莲的李雪莲为“刁民”,可谓出于“公正立场”——你自己搞假离婚,你老公趁机把你甩了,是自作自受;你要“讨说法”,那是你和你老公的事,关别人何事?你倒好,居然一级一级地上告,把市长、县长、院长一个个拉下马……这在现实中可能吗?可这又似乎处处透着真实。这就是荒诞现实主义的魅力。
用荒诞的外壳装现实的内核,这是四两拨千斤的智慧。从北京到县城,这样的场面多难写?然而一个李雪莲,把上上下下的行政系统都串起来了,并且有了极其生动的呈现。尤为高明的是,电影中的干部没有一个是贪官,都辛辛苦苦、兢兢业业,都想息事宁人、安定团结,然而不断“好心办坏事”,硬是没能准确理解李雪莲的真正用意,于是一次次坐失良机,把她逼上告状之路。
编导真的是把李雪莲当主角来描写吗?未必,她只是一根线,不断拉扯出中国社会的众生相。为了一个“农村妇女”的告状,从政府到法院到警方,动用了多少人力物力,却还是做的无用功,这是为什么?因为所有人都是政绩思维、维稳思维,却唯独不能理解一个简单村妇的简单心思:她只是要一个说法,不是“法律的说法”,而是“人情的说法”,即便受骗认栽也行,但得让她咽下这口气,而现实却是处处跟她作对,让她的恶气越发浓烈。
就是为了这口气,她像当年的秋菊一样上路了,不惜胡搅蛮缠,不惜委身以报,一切为了让那个“前夫畜生”承认假离婚的事实,为达此目的,她要将所有阻拦她揭露真相的拦路石都搬掉。然而最终传来的“前夫车祸身亡”的噩耗,顿时让她失却了方向,告状也就无以为继。
这个戏剧性的细节在影片中被编导进行了深入阐释,他们通过剧中人物问道:如果那个“前夫”没有车祸身亡呢?是不是告状将没完没了?这是一种沉默的点题:在目前机制下,各级干部该怎样准确读解李雪莲的诉求?李雪莲的诉求很大吗?她的心理需求很深奥吗?当法律之路走不通后,难道就没有其他机制可以说服、平衡、舒缓吗?为什么所有人都“读不懂”她是在呼唤人情关怀和寻找心理寄托呢?
社会矛盾是如何发生的?人际关系是如何协调的?公权力是如何运作的?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重大命题”。编导用荒诞的“刁民告状”的套子,将这些重大命题裹进人物塑造和情节推进中,引发观众在笑声中思索,显示了以小博大的高超智慧。这对于长期远离“批判现实主义”传统的中国电影而言,不啻为“补钙之作”,值得点赞。而电影在艺术形式上采用“忽圆、忽方、忽宽屏”的视觉效果,同样是出于审美和推演故事的双重考虑——“月洞”能别具一格地有效展示乡村之美;当场景换成了北京,圆形也就换成了方形;当一切“正常”了,屏幕也正常了。如此一来,这个现实而又荒诞的故事也就有了更具象化的轮廓。
然后把各科老师的工资涨一半,每个月都有提成。
接着取消课后的作业,每天只要复习复习就行。
上午九点才上课,课间操只要在操场玩就好,上午十一点就放学,中午休息三个小时。
下午两点到校,三点半就放学。
每天只有一科主课,其余全是科任课,两节体育。
老师只要女的,一定是不但心里美而且人更美。
桌子椅子全换成新的。
把监控摄像头全拆了。
谁做错事就让他去扫厕所,让他扫一个星期这还是少的.。
把每班图书角的书全换成漫画。
每个月只考一次试,不及格的去扫厕所。
在学校里立一个我的雕像,嗯,五米左右就够了,每个星期去瞻仰我一次,不到十分钟别想回教室。
再有不及格的让他去擦我的雕像,擦不干净再擦一个月。
嘿嘿嘿嘿,这也就是说说,如果我真的当上了校长,肯定比这任校长还严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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