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中国成立伊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实际的.民主化道路。由于整个世界范围内尚没有成功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模式可以照搬,西方的民主政治又由于其鲜明的资产阶级性质不可能成为我国民主政治的模版。在经历了近百年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民主化道路的探索过程中,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民主政治的发展是个增量的过程,当前我国民主政治还存在许多问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分析我国民主政治的现状,对我们进一步完善我国民主政治制度,加快民主化进程有重要意义。
(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成就
第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得到恢复和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重要历史时期。经过改革选举制度实行差额选举,进一步健全人大的组织体系,加强人大的组织建设和工作制度建设,全国和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党的领导下,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在立法工作、监督工作、组织建设、制度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树立了应有的权威,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日益发挥重要作用。
第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用加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合作与协商不断加强。一是中央
邀请各民主党派主要和无党派的民主代表人士举行民主协商会,就即将要提出的大政方针问题进行协商。二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依照选举法和有关法律,当选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并占有一定比例。三是推荐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在各级政府及司法机关担任领导职务。四是人民政协的各项制度不断健全和完善。
第三,不断健全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自治区域地方自治的力度不断加大,民族区域自治的法制建设更加完善,有效地促进了民族自治区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四,积极发展基层民主自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从我国国情出发,积极在基层实行群众自治,由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自己管理自己的生活。让广大人民群众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广泛实践。
第五,健全国家领导体制,推选机构改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取消了实际上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为了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1982年到现在,我国先后进行了6次机构改革,特别是最新的改革主要是为了适应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需要。
第六,法治建设有了突飞猛进的进展。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前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有了极大的发展。加强立法工作,初步形成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框架。加强行政法制建设,推进依法行政。
(二)民主政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党在发展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方面取得的成就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民主政治建设及其实际执行已经非常完善和高度发展。事实上,由于各种原因,我国的民主政治生活中还存在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表现为几对矛盾:
首先,认识上的误区与民主建设的实践之间的矛盾。一是相当一部分干部和群众对民主政治的意义和价值认识不足,存在民主工具化倾向,没有上升到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目标的高度上来认识,从而导致实践上的偏差。二是对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思想认识不足,把民主政治建设看得过于简单和理想化,使得主观脱离客观。三是对西方民主政治的态度上,常常采取简单排斥和概否定的态度,对民主政治的普适性价值认识不足。四是公民民主意识普
遍比较薄弱,公民政治参与意愿不强,参与能力较低。
其次,政治制度的优越性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性的矛盾。宪法规定我国人民不仅拥有自由权、平等权、参政权、受益权,而且拥有社会事务的直接管理权,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就其人民当家作主的实质而言,有着巨大的优越性。但政治体制高度集权的弊端以及与此相联系的臃肿庞大的党政机构,层级明显的干部制度,林林总总的,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还没有根本根除,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任务还没有彻底完成,人治的局面还没有完全改变,这构成了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体制性障碍。
再次,民主主体的平等性与实际享有的不均衡性的矛盾。我国民主政治的主体具有广泛性,民主惠及我国绝大多数人。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下,政治参与能力严重不足;基层民主参与机制不健全,群众行使民主权利的渠道还不畅通;企业职工民主管理缺乏制度保障,等等。民主政治建设中这种重实质民主、轻程序民主,重民主内容,轻民主实现形式的倾向,影响了人民民主权利的实现。
最后,公民政治权利的多维与监督的缺位的矛盾。在民主实践中,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缺乏具体法律保障。
古希腊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是政治学的开山鼻祖。他第一次将政治学从其他学科中分离出来,并形成了自己独立的研究领域。他确定了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使政治学真正成为一门系统的学科体系。
《政治学》一书中,亚氏以城邦作为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所谓“至善”的城邦。书中,首先是对于理想城邦的探讨。全书分为八卷。第一卷应该是一个序言。政治学应当从何处开始。什么是城邦:一种追求至善的包含其他一切的共同体就是城邦。亚里士多德从一开始就批评了一种谬论即认为治城邦如治家,家长、主人、政治家和君主实际上是一个意思,区别仅在于治理人数的不同而已。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治国与治家是不一样的,家务管理者与政治家也是不一样的。
从第二卷开始,亚氏开始讨论各种政体了。政体的研究也是全书的核心和关键。“我们准备考察,对于那些最能实现其生活理想的人来说,最好的政治共同体是什么。”亚氏认为政治学是一门实践的科学,所以要研究所谓的理想政体,更要考察现存的各种不同的政体。理想政体应当是能够实际可用的,因此最好的政治共同体是由最能实现其生活理想的人来实现的。这种处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中庸主义式的思想贯穿着全书的始终。“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第二卷中亚氏开始了对其师柏拉图及其理想政体的强烈批判。他认为,“城邦的本质就是许多分子的集合”,反对柏拉图整齐划一式的最理想的城邦组合形式。他还反对妻子财产共有等等柏拉图的共有制的思想。接下来,亚氏批判了柏拉图《法律篇》中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两种最坏政体形式的结合体—共和政体。在最后,亚氏还比较分析了斯巴达、克里特、迦太基等不同的政体形式,
城邦的基本要素是公民。公民的本质决定城邦的本质,所以要研究城邦,首先要研究公民。在第三卷的开始,亚氏开始讨论公民的定义。“凡有资格参与城邦议事和审判事务的人”就是该城邦的公民。这就是说,只有享受平等政治权利的人才是公民,只有由这样的公民组成的政治团体才是公民。紧接着,开始讨论善良之人的德性与良好公民的德行是否相同。结论是:“即使不具有一个善良之人应具有的德行,也可能成为一个良好的公民。”
在此之后,讨论来到了全书的重点部分—政体的分类。亚氏将政体分为正宗政体和变态政体两类。正宗政体: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共和政体;变态政体: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平民政体。亚氏对各种政体进行了比较。特别是对于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的比较。寡头政体崇尚财富,认为由富人当政,政治权利的不平等分配看做正义;平民政体追求自由,认为一切都应当平等,使政治权利的平均分配为正义。接下来,亚里士多德论述了城邦的权力归属问题。他认为,由多数人掌权是合乎公道的。
接着自然地转为各种政体的问题。当城邦中德性较高的人越来越多后,君主制开始逐渐被共和制和寡头制取代。但是平民政体,是众人德性堕落的结果。民众决断一切是永远和野心家的煽动与僭主的谋权分不开的。在亚氏看来,共和政体和贵族政体,都是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的某种混合,区别在于前者倾向平民而后者倾向寡头。最优良的城邦,在亚氏看来,是中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政体,因为中产阶级人数最多,从整体上占有着巨大的财富,个人而言,既不富有,也不贫穷,所以能够保持整体上的稳定。而且中产阶级讲求平等,注重德性,能够更容易做到“中庸”的美德。
在第五卷,亚氏开始讨论各种政体覆灭更替的原因,以及保存政体的最佳方法是什么。首先是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的冲突。根本原因是二者的正义观不同:自由和财富的对立。其次,平民和寡头的冲突引起僭政,因为僭主欺骗双方,使他们认为只有在僭主的统治下才能使双方得到安宁,可实质确是,挑拨双方的互相斗争才是僭主维持自己权力的法宝。僭主因不正当的权力产生恐惧,并因为这种恐惧而运用种种僭术来对付人民。但是,明智的僭主会变得谦卑恭顺,使自己的行为符合法律,从而使僭政得以长久维持。这也是僭主制的保全方法。
在最后的七八两卷,亚氏从新回到了对于理想城邦的讨论。最优秀的政体就要有最值得选取的生活。对于幸福的人,幸福的城邦的讨论。以及对于土地分配,共餐制,子女的抚养和教育问题,音乐、文学等等具有柏拉图式理想观的讨论。这也说明亚氏的思想终究在某些方面被其师柏拉图深深的影响。
总之,亚里士多德是政治学的创始者,是古希腊政治理论的集大成者。《政治学》也是经典中的经典。其中有关城邦,政体,法制等政治思想深深的影响了此后的政治家和学者。
经过13天的时间终于把王浦劬老师的《政治学基础》第二版看完了,而且是看了两遍,作为考研复习的重要参考书,多看几遍是十分必要的,以后还得再看一下。就此书的内容上讲,也很有看的必要,据说这本书是国内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集大成者,起码与我读过的政治学教材进行比较,这是个当之无愧的评价,这本书无论是在内容的翔实程度,还是在论证的严密程度上都可算是最好的。
第一篇讲政治和政治学的概念和发展问题,和其他同类著作差不多,不过作者在这里提出了自己对政治的看法,即认为政治是在特定社会经济关系及其所表现的利益关系基础上,社会成员通过社会公共权力确认和保障其权利并实现其利益的一种社会关系。作者突出了利益在政治中的核心地位,在此后各章中,作者也会用利益分析法对政治关系及其表现形式进行分析。
政治关系是社会关系的一种形式,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基于社会利益要求和利益关系而形成的,以政治的强制力量和政治权利分配为特征的社会关系,而其他政治现象则是它的外化和具体形态表现。它包括利益关系、政治权力关系和政治权利关系,这三者又互相影响,其中利益关系居于三者的核心地位。
利益来源于人们的需要,但需要转化为利益则要发生于人们的社会关系中。利益具有内在矛盾,具体表现为四类矛盾,其中犹以利益的二重性即利益实现要求的主体性和实现途径的社会性二者的矛盾最为重要,它影响甚至决定了接下来所要论述的政治权力关系和政治权利关系。利益关系表现为共同利益和利益的矛盾,实际上,就每一个利益主体而言,这两类利益只不过是其利益的两种形式,尽管共同利益成为其上一级组织或团体的利益并表现出独立性,但仍然是原利益主体利益的一部分。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分析利益矛盾特别是分析纵向利益矛盾的时候,如何合理分割这两类利益成为处理利益矛盾的关键问题。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如何划分共同利益和个别利益(也即利益主体除共同利益以外的利益),成为解决矛盾的关键。另外,共同利益所表现出来的五大特性,即公共性、非市场实现性、单一性、相对独立支配性、多重价值复合性,将会对政治权力特性和政治权利特性产生重要影响,三种是对应的关系。利益是人们构成政治关系的出发点,这就决定了利益和利益关系对政治关系和政治生活的重要作用,特别表现在对政治权力和政治权利的影响上,并进而影响到了政治行为、政治体系、政治文化和政治发展等多个层面。
政治权力是不同利益主体结成利益关系后,基于共同利益以力量凝聚的方式形成共同的力量,并于不同利益要求的力量进行力量角逐和力量制约,在力量对比过程中相对强大的一方政治力量将成为政治权力。从纵向上看,群体力量天然大于个体力量,高一级群体力量大于低一级群体力量,最终可以发现社会力量成为政治权力。从纵横向两个角度可以找到它们的交汇点,也即公共权力,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它通常由执政党来执掌,在阶级社会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在社会主义社会代表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这是因为虽然社会力量成为政治权力,但社会不会成为有效的权力主体,它需要人作为具体的权力主体承担者,而人本身又是属于特定群体的,一般而言,属于在横向上最强势的那一个群体的成员共同掌握了对社会力量的控制权,也就掌握了政治权力。在这里,作为公共权力的社会力量其实是与执掌公共权力的社会群体政治力量合二为一,这在后面要讲到的公共权力和执政党权力的关系时还会详细论述,两者其实是后者对前者的执掌和领导。
政治权利是政治权力确认和保障的社会成员主张共同利益的法定资格,也来源于社会利益关系及其内在矛盾。可以看出,政治权利和政治权力的基础都是共同利益,这也显出政治的公共性。政治权利以政治权力为保障,也发挥着维护实现政治权力主体利益的作用,而政治权力的特性连同共同利益的特性,也在单个社会成员主张共同利益和集中的政治权力确认分散的政治成员权利的矛盾运动中,转化成政治权利的特性,具体表现为政治权力的主体利益性转化为政治权利主体的相对个体性,权力的强制制约性转化为后者的法定规范性,前者的专属排他性转化为后者的自主性,前者的扩张延展性转化为后者的权利义务统一性,前者的多重职能性转化为后者的自由价值性。
政治行为是政治关系的直接动态表现,包括政治统治、政治管理和政治参与,前两者属于政治权力行为,政治参与属于政治权利行为。前两者都来源于权力制约关系及其内在矛盾运动,不同的是前者本质在于政治权力主体通过维护自己权力地位和既有权力制约关系来实现利益和要求,功能在于对社会政治力量和社会成员的利益矛盾进行控制和约束,内容上则表现为建立政治权威和服从关系;后者本质则在于实现公共利益和协调利益矛盾,功能就在于解决这些矛盾,内容上表现为承担公共职能和公共事务管理工作。简单说,两者区别就在于前者以保护权力地位来实现权力目的,并且着重对挑战其统治地位的利益矛盾进行规制,但仅仅是将其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而具体的解决则交由后者来负责,两者最终都统一于对政治权力主体利益的维护上。政治参与是政治权利行为,离不开政治统治的资格确认和政治管理行为的保障。
政治体系是政治关系的组织实体和制度的体现,具体表现形式有国家、政党及其制度、政治社团及其制度。国家和执政党与政治权力联系最为紧密,而非执政党和政治社团则更多的表现为政治权利行为。而政治文化则是政治关系的心理和精神的反映,可分为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前者是浅层和感性的部分,但却表现为潜在形式,后者是深层和理性的部分,却可通过显在形式来表现。政治心理多体现在个体层面,因此属于政治权利的作用范畴,而作为统治思想的政治思想则与政治权力联系密切,当然,被统治阶级的思想还是主要和政治权利联系在一起。作为政治关系的深层因素,政治文化不一定随其他政治现象和经济基础的改变而改变,而表现出内在稳定性的特点,对政治及其发展产生巨大作用。政治社会化则是政治文化的传播、变迁过程。
政治发展本质上是政治关系的变革和调整,表现为政治革命、政治改革,而政治民主则是政治文明进步的标志。革命与改革有所区别,前者是剧烈的社会变革,是质变,并引起社会、文化和经济基础的根本改变,而后者则强调渐进和稳定,是量变,不会产生社会制度根本变化的结果,最终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此外两者区别还在于前者多以自下而上的形式发生,而后者则通常是自上而下。
理解这本书关键是要理解这本书的逻辑结构,作者对此做了较为明确的说明,也就是对包括阶级利益在内的社会利益两重性展开分析,并以此为起点展开对政治权力和政治权利关系的分析,而后两者也构成了本书的两条逻辑主线,政治行为、政治体系和政治文化等都围绕这两大主线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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