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谈骨气》一文的写作思路,不同的解读者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发出了不同的声音。这种争议是很有价值的。王荣生教授说:“语文教师最好能用自己的一堂课、一个、一次作业的批改、一项活动、一点等等,来加入‘语文知识’问题的讨论。”我们通过对《谈骨气》的细读,当然也可以对已有的议论文知识进行一次深入的反思甚至一定程度的重构。
议论文实际上可以分为证明文和阐明文,教学中要区别对待。用证明文的思路来解读阐明文,必然会觉得不通。不能一遇到议论文就要分析三要素,因为阐明文是不需要论据和论证的。分析阐明文,要引导学生分析其论题、论见及对论见的阐述过程和方法。
语文课程给学生提供的论证知识需要细化,太笼统的知识是没有用的。比如证明文的例证法,语文教材一般只笼统地说:举例论证,列举确凿、充分、有代表性的事例证明论点。这是极不负责任的做法。要保证和实现知识的实践价值,至少要说清楚:举例论证在多数情况下都是简单枚举事例,而孤立的简单枚举事例是很难有说服力的,需要以较为深入的、能够超越事例表象的具体说理分析来配合,做到事实和雄辩有机结合。相反,只会简单举例支撑论点而不会分析事物内部和事物之间的矛盾,只习惯于选择听话的例子证明自己的论点,不敢、不善于利用反例展开论述,会使学生形成懒惰、不健康的思维方式。还如孙绍振教授所言:“选择了与论点一致的材料,就是排除了与之不一致的材料的结果,无视这样的矛盾,论证就必然是盲日的。”过去不少教师教《谈骨气》,都爱讲本文用三个事例来证明一个中心论点,学生也接受了举几个确凿、充分、有代表性的例子就可以证明一个观点的知识,实际上根本没有学会正确运用逻辑思维,更不用提初步的辩证思维了。
不少老师认为《谈骨气》中孟子的三句话与下边所举三个事例一一对应,一个事例体现一句话的内涵,这也体现了语文课程中充斥了太多的奇奇怪怪“想当然”的知识。此类模式化的、习惯性的认识应该还有不少。充满实事求是精神的细读,无疑是化解此疾的妙方。
议论文中对经典的引用,根据写作需要,可以是求真的原原本本的引用,也可以是以善和美为追求的化用,不可拘泥待之。
探讨议论文的语用价值,从语用角度分析文章的思路和修辞,看看写作目的、写作对象、写作场合对文章写作的影响,也是议论文解读应有之义。如此,才能真正读出文章本意。
如果《谈骨气》真的引发了我们对议论文相关知识的重新认识,从而使议论文教学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和改进,善莫大焉。
文章起始句“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单独成段,为的是强化读者对它的接受效果。这句话与其说表述的是一种“实然”,是一种事实判断,不如说是表述了一种“应然”,是一种价值期待,它的真正本意是一种带有强烈情感的号召:我们要做有骨气的中国人。这句话不是文章的中心论点。在这一点上,徐江先生在十年前对某些中学语文教师将其当作事实判断、当作中心论点的做法进行了批评,指出:“其实那仅仅是一句情感性的宣言,是文章的引子。”这无疑是真知灼见,但他进而又表明白己持此种看法的根据――因为这句话没有现实针对性,就与实际不符了。《谈骨气》的写作背景很清楚:文章写于1961年春,之前,由于国家领导层决策的失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和我国签订的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这几年面临着严重困难。文中所言“决不向任何困难低头,压不扁,折不弯,顶得住,吓不倒,为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的胜利,我们一定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奋勇前进”,针对的即是此种背景。
例3:3米是多少厘米?2吨50千克是多少千克?
师说:我们先看第一问,3米是多少厘米?
师说:由于1米=100厘米,那么米和厘米比较,米就是高级单位,厘米就是低级单位。所以这道题将米数改写成厘米数,我们就说是将高级单位的数改写成低级单位的数。
师:1米是100厘米,3米是多少厘米呢?
生:300厘米。
(师板书:3米=300厘米)
师:你是怎么想的。
生:由于1米是100厘米,3米就是3个100厘米,也就是300厘米。
师:3米是3个100厘米,如果列式计算,怎么写?
生:100×3=300
(师将这个式子板书在3米=300厘米的下面)
师:在这个乘法算式里,100表示什么?
生:米和厘米之间的进率。
(师将“进率”二字写在100的下面)
师:3表示什么?
生:高级单位的数
(师将“高级单位的数”写在3的下面)
师:300又表示什么?
生:低级单位的数。
(师将“低给单位的数”写在300的下面。)
师:通过这道题,谁能总结出高级单位的名数改写成低级单位的名数的方法)
生:进率×高级单位的数=低级单位的数。
(师将“×”“=”补在式子中)
评析(像3米是多少厘米这样的题学生在三年级就已经掌握,因此教师在这里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直接让学生回答,你是怎么想的。而将重点放在300是怎么得来的?当学生回答是100×3=300得来时,教师接着问100、3、300各表示什么?这样就引入到高级单位的名数改写成低级单位的名数上,这样得到的方法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学生容易理解,也就容易掌握了)
拿着红彤彤,散发出一股诱人香味的苹果,我心里老觉得不踏实。手里的苹果怎么办呢?吃了,不好意思;扔掉吧,又不舍得。怎么办?我边走边想,不知不觉就到了家。
妈妈见我拿着苹果,就问:“哪儿来的苹果?”我脸红了,结结巴巴地说:“是……苹果摊上地的……。”这时,妈妈心平气和地说:“从小不学好,长大怎得了?明天把苹果送回去,把你丢失的'东西找回来!知道了没有?”妈妈声音不大,却很有力。我盯着脚尖,红着脸说:“是,妈妈。”但我不明白自己到底失去了什么东西?
第二天早上,我按照妈妈的吩咐,把苹果送了回去。卖苹果得叔叔夸奖我说:“真是个好孩子!”我脸红了。不好意思地笑了,这时,我终于才明白了,妈妈说我丢失的东西是--诚实。
(最后一句话看起来是在写花,但实际上不是,那么是写谁呢?)
2.第二天,我起得特别早,推开窗户,听见一阵“哗…哗…”的扫地声。“是王阿姨在扫地。”我忍不住说了一句。只见她低着头,用一只大口罩捂住了大半个脸,双手挥动着扫帚,认认真真地扫着马路。遇到那些躲在角落里不想出来的泥土、落叶、沙石、纸屑,她就蹲下身子去,用手一点一点地把它们掏出来。
(写得越细致的地方,越让人难忘,最后一句描写就产生了这样的效果。)
3.每当落日的余辉给大地镀上一层金光的时候,公园里就显得格外安静。就在这个宁静的公园里,在这绿叶映衬的花丛中,我的脑海中就会浮现出一位略微驼背的老人。他在这里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时而修枝剪叶,时而停在一棵花前仔细观察。他,就是我的隔壁邻居王大爷。
(这段中有两个反复用的叠词,虽然很简单,但却写出王大爷走路的样子,很有味儿。)
4.清晨,天刚蒙蒙亮,我们弄堂口就开始热闹起来了,不时地飘来阵阵面粉的香味。小行叔叔在人群中穿梭似的走着,照前顾后,忙个不停。真不明白,大清早哪来这么多的顾客?这就是小行叔叔的一个“行”字。
(“刚……就”,这样的句式能够形容出在很短的时间里发生的事情,学会了它,以后就能用。)
5.一个寒冷的冬天,我去朝阳菜市场买菜。那天,西北风呼呼地刮着。我缩着脖子向前走着。这时,我看见了一位正在卖“心里美”萝卜的老农民。那位农民的黝黑的脸上布满了皱纹。他头戴一顶大棉帽子,穿着一身黑色的中式棉袄和一双旧棉鞋。在他面前的那堆萝卜上,摆着两朵雕刻精致的“萝卜花”。那鲜艳的红萝卜花好像是在无视威严的冬天,它给人们带来了温暖的春意。
(棉帽、棉袄和棉鞋,一下子就把卖菜农民的外貌特征写出来了。)
6.一天放学回家,我在大院里遇上了这位修搓板的老人,指导《写人的作文写法》。他头发已经花白,鼻梁上架着一副老花镜,给人一种稳重和蔼的感觉。他肩扛一个旧木凳,手提一个竹筐,里面盛满了工具。这时我想起家里正好有一个搓衣板坏了,就赶忙飞快地跑回家去,从床底下取出了搓板又奔回到他的身旁。“小弟弟,快歇着,我这就给你修。”老人不等我开口,就先亲切地招呼我,我递过搓板,他放下凳子和竹筐就干了起来。他干得那么认真,先拿起一个铁打的两头锋利的工具,对着搓板的`一条棱,另一只手握着一个小榔头,一敲,再用力一推,木板上立刻泛起了一个小木花,随即又落在地上。他的动作是那么准确熟练。
(最后部分写修搓板的过程,写得多么细致啊,这全靠小作者当时的细心观察,加上较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才能够这样生动具体地描绘出老人修搓板的过程。)
7.“同志,你想买些什么?”一位细高个儿、大眼睛的服务员满面笑容地走过来。妈妈连忙说:“我想买几枝塑料花。”妈妈望着货架上五颜六色的花,不知买哪一枝好。女售货员好像猜透了妈妈的心思,微笑着从货架上拿下几枝五彩缤纷、鲜艳美丽的塑料花说:“同志,你看这几枝可以吗?”“行,行!”妈妈连声地称赞着。售货员麻利地用绳子将花束在一起,递给了妈妈。
(这一段的对话写得较好,一个是符合人物的身份,还有一个就是小作者把对话与人物的神情和动作结合起来描写,这样就更加生动了。)
8.突然,我听见头顶上传来一阵树木的断裂声,接着一个东西从上面掉了下来,巨大的声音把我从陶醉中惊醒了过来。我定睛一看,啊呀,余莹从树上摔了下来!我赶忙跑过去,看看她怎样了。
(“断裂、巨大”这两个词语用得较准确生动。“啊呀”这个词也用得很生动,让人好像听见了“我”的大叫一样,感到惊讶。)
9.终于到了缝针这一关了,他怕我忍不住伤痛,便不停地和我说话,鼓励我,还用他那蒲扇般的大手在我脸上抚摸着。缝着,缝着。我忽然觉得有些异样,抬头一看,叔叔的额上成片地沁出了汗珠,脸上的肌肉不停地颤动,嘴唇发白,每缝一针,嘴唇便不由自主地抽搐一下,手还紧紧地攥住了我的两只手腕,仿佛缝的不是我,而是他自己一样,我当时还暗笑这位叔叔的胆小:“我都没这样,叔叔怎么这么害怕呀?”殊不知,叔叔是担心我才这样的呀!
(写脸上的肌肉和写嘴唇的抽搐,都很细致,把叔叔关心我而紧张的样子非常具体地写出来了。)
关于“年味儿”变淡的讨论由来已久。早些年,就有人感叹“一台春晚代替了除夕”,也有人说“过年就是集体作秀”,这些表达虽然有些偏激,多少也道出了一个不得不去面对的现状:我们的年味儿确实变淡了。
那么,什么是年味儿呢?“年,是小时候打的陀螺,是捂住耳朵的冲天炮,是甜到心里的蜜饯糖果,是攥在手中的喜庆红利……”诸如此类的文字让我们怦然心动。尽管一万个人心中就有一万种年味儿,但有一点是相同的:曾经的“年”承载着我们太多对于生活的美好愿望和期待。在物质贫乏的年代,过年的种种传统习俗,不仅在文化层面上愉悦着我们,而且在物质层面上直接滋润着我们。随着时代的进步,生活水平的提高,传统“过年”习俗的心理抚慰功能削弱了,我们对于“过年”的精神需要出现了断层。新衣服早已经可以月月买,每周本来就可以下几次馆子改善伙食,以前所谓“年货”早就吃腻了……剔除了这些儿时记忆中的重要内容,“年”还有什么值得期待?于是,很多人和“年”之间产生了“相见不如怀念”的无奈和酸楚。
年味儿为何会变淡?那是因为很多人对于“过年”一直存在着误解。用冯骥才的话来说,浓浓的年味儿,其实是被我们自己的无知所消解的。它缘于我们对自己的文化及其价值的无知,对人的精神生活需求的无知。我们缺少的并不是对“年”的感情,而是“年”的新方式与新载体。传统的年文化,也需要适度的创新。
虽然这也许是一个民族共同的大事情,但作为个体,我们还是可以让自己的年过得有滋有味。一些过年的.传统形式可能会淡化,但假如取其“亲情”“团聚”等精神文化内核,在春节里为亲情加加温,为家庭生活调调色,或者哪怕仅仅是梳理梳理自己的内心,这年味儿,不也同样芬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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