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固有思想作文【一】
胡延楣先生说：没有钱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个人思想上的清贫。
的确，从广义上来讲：思想是人的内在愿望的体现；从狭义上来讲：思想决定了一个人怎样去认识问题和看待问题；从而可以得出一点：思想决定了一个人一生的成败。人，没有钱的概率很大：投资失败、企业倒闭、或者不幸遇上大病大灾不得不用尽家财。但，如果他在这种情况下，依旧保持着一种崇高美丽的思想，他的人生不一定是失败的，反而这些小挫折小磨难对他来说更是一种财富，确切点来说就是经验，而这种经验就是失败与思想共同“反应生成”的，或许下一次面对相同性质的事情，他会做得更加出色，这就意味着成功。
反而言之，如果他的思想是极度贫乏的，那么他的人生注定是失败的，也许他没有勇气去面对生活中必要的一道道坎，他的内心经不起磨砺、顶不住压力，不可避免就会失败。思想的产生往往伴随着行为的交替，而行为则慢慢养成习惯，由此而言：习惯源于人的思想。英国大思想家培根说：习惯是一种顽强而巨大的力量，它可以主宰人生。换而言之：习惯可以改变命运。一个人具有良好的习惯，便意味着有良好的行为、良好的思想，而习惯所折射出来的往往是一个人的兴趣爱好。品行端正、思想高尚的人的兴趣爱好应该是极为富饶的，这就暗示着他发财、成功之道很多、很广，所以这种人的命运就轻而易举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相反，一个人具有不良的习惯，那么他将很容易被甩出“社会”这个巨大的人际关系的圈子，没有他人的帮助、鼓励，企图独当一面的命运可想而知，无疑是困苦不堪的。其实，习惯对于人的性格也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心理学对“性格”有着明确的定义：性格是人对现实稳定的态度和习惯化的行为方式的总和。性格的差异，对人的未来发展有着迥然不同的结果，对人的一生的成败影响极为深远，从这个意义上讲，就是性格成就了未来。现实是美好与残酷并存的，这不可否定。性格好的人，以乐观的心态面对现实，即使面对的是残酷，也能安贫乐道，这种人的未来将是五彩缤纷的；与之相反，面对残酷唉声叹气、怨天尤人，面对美好又不满足的人，如此秉性，未来永远充满哭泣，永远是低谷。
其实，当我们审视自己的思想、习惯、性格时，另有一点不容忽视，正如古罗马讽刺家朱文诺尔所说：健康的思想寓于健康的躯体之中。思想决定成败、习惯改变命运、习惯成就未来，但是一切的一切都基于有一个强健的体魄，否则什么都是空谈。
改变固有思想作文【二】
高考，是为高等院校选拔合格的学生，是为国家选拔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高考，重在选拔，重在考察，对考生进行德才两个方面的考察。文化素质之外，还要进行政治素质的考察，而政治素质，通过知识性的题目，是很难考察得出来的，也只有少数几科可以进行考察，而语文则能进行较为深入、较为全面的考察。
古人说，言为心声，诗言志。正因如此，我们通过语文考试、作文考试，就可以含而不露，不动声色地对考生进行考察。
在过去的高考中，语文科的题目，尤其是作文题目，对考生政治素质、思想观点考察的分量显得重一些，明显一些，直白一些，机械一些，但是这都是技术层面的问题。在今后的高考中，决不会因为过去的考题中存在着缺点、不足，而放松或者放弃对考生政治素质、思想观点的考察。相反，有关部门、有关人士会对此更加重视，巧妙设题，灵活发问，在不经意中，在不知不觉中完成对考生全面、综合的考察。
事实上，高考作文考试，强调对考生进行思想观点、政治素质的考察，对考生是有利的。强调，意味着提醒，意味着警示。高考，尤其是高考作文，不对考生进行思想观点的考察是不可能的。如果如某些人言，作文考试就是作文考试，作文考试不是政治考试，也不是伦理道德考试，它主要是检查学生的作文能力，那样，恰恰会害了考生，贻误了考生。在目前的情况下，通过作文对考生进行政治素质的考察是必然的。
当然，一些同志会担心：你要进行政治素质、思想观点考察，考生不暴露他的思想观点，你又如何呢？
在过去的考试中，也确实存在着个别考生揣摩考官意图，隐瞒个人观点，说假话、大话、空话，以华丽的文字取得较好成绩的现象。
但是是，诗贵言志，如果考生隐瞒个人观点，违心按考官意志作文，相信很难作出优秀的文章来。作文是将个人的知识、思想、观点、情绪流注于笔端，物化于纸的过程，一味隐瞒、矫揉造作，终会露出马脚来的。
20XX年，以至于以后的高考作文题目设置，相信在总结往年经验，吸取过去教训的基础上，会更科学、更巧妙、更策略。
所以广大考生在应考的过程中，要审清题目，吃透题意，认真作文外，在平时的学习生活中，还是要切切实实加强个人的思想修养、品德修养，先做人，后作文，以个人的人格魅力照亮自己的文章，照亮个人的前程。
足球场上，进球是精彩的。但是精彩的进球来自于平日的艰苦训练。没有坚实的基础，娴熟的技艺，一心想投机取巧，相信不会有精彩的射门。
高考备战，备在平时。
作文应战，应在思想。
各位考生，切切！
改变固有思想作文【三】
19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世纪初是近代中国思想转变的一个关键时期，中国思想史。而梁启超的思想在19世纪90年代初趋于成熟，梁启超通过其文章著述对这一时期思想气候的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梁启超与中国思想史的过渡》一书中，作者将其作为探讨这一时期思想变化的切入点。通过对梁启超的思想变化过程及相关事物的研究来研究这一时期的思想变化。
在梁启超的思想形成的过程中，“西方的冲击”是一个主要的因素，对此，作者特地提醒我们在强调外部影响的时候不能够忽视中国传统内涵。虽然晚清不像思想鼎盛的南宋或晚明时代，但晚清传统领域里的思想仍然在继续发展。
作者认为我们应该从生活在那个时代背景下的人的角度来思考其思想变化的内在动力。对于19世纪末的学者们来说，儒家思想是一个巨大复杂、学派林立、彼此竞争的思想天地，所以对研究晚清思想的者来说，注意儒家传统的内部问题并探索其含义是十分重要的。努力设想自己处在儒家文学士的地位，弄清楚儒家思想作为富有活力的个人信仰在实践中向他们提出问题。以历史的观点看待这些问题及其发展来理解晚清儒家思想内在的变化动力。再根据传统固有的多样性和内在发展动力对西方的冲击作出回应，以理解中国对西方的回应。
作者认为在19世纪的最后十年里，收改良运动的影响，思想变化的速度急剧加快，而这场运动巨大的思想意义却常被人们所忽视了。
关于思想背景，作者主要是从儒学的内在变化上来分析的。在儒家思想的实践者眼里，儒家思想从来就不只是一种哲学体系，或一种知识研究。还有实用主义动机和作为一种人生信仰的本质。学术研究从内部对儒家思想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在对儒家思想中的“内圣外王”的理想的争议中，形成了各种流派的新儒学。而今文经学派中的一些成员试图将儒家赞同的经世致用和含义模糊的改制思想奉为真正汉学的核心内容，并因此企图否定汉学在主义研究学派的地位。最后，在通常被错误地认为是经世理想惟一的维护者的经世学派中，特别强调将行政上的革新作为儒家治国之术的一个必要成分。这些思想倾向以及它们与西方冲击的相互影响，经康有为的中间作用，成为19世纪90年代初梁启超思想发展的转折点。
康有为出生于一个新儒学家庭。从小立志要成为圣人。他在1891年所撰写的《新学伪经考》和1897年发表的《孔子改制考》在19世纪的最后十年动摇了中国学者和士绅的思想基础，它们所造成的思想反响分别被比作一场飓风和火山喷发，读后感《中国思想史读后感》。
康有为认为真正的汉学应该在西汉占支配地位的今文经学派中寻找。他为今文经学派辩护，反对古文经学派。试图摧毁那些作为经验主义研究学派依据古文经学的阵地，从而确立今文经学为孔子教义的真正宝库。揭示今文经学派的主要理想为经世致用，以及儒家思想实际上是倾向制度改良而非维护传统教义和制度。康有为认为孔子是一个圣明的政治家和制度革新者，宣称经世理想是儒家思想的核心，经世理想的实现需要制度的改革。
与19世纪的许多具有改革思想的学者一样，康有为把富强理想作为中国目前历史阶段的首要政治目标。不同的是，康有为为实现这一共同目标而设计了全面和大胆的改革方案，梁启超指出为什么仁的概念成了康氏人生观的核心。认为新儒学氏康有为的仁有机思想的一个基本来源。康氏思想体系不仅对思想界有广泛的影响，而且成为政治改良运动的根源。梁启超亦受其极大的影响。
梁启超自幼受良好的教育，16岁乡试中举，此后几经波折，辗转成为康有为的学生。在万木草堂几年的思想训练和发酵奠定了他一生的思想基础。此后的运动中，在与严复，谭嗣同，李提摩太，林乐知等人的接触中其思想不断的`在发展。作者认为在1898年之前两年中，梁启超思想经过康有为这一中介，成了晚清经世传统的转折点。梁启超的经世理想主要有三个倾向：政治整合，民主化和含蓄而矛盾地接受民族国家思想。在19世纪90年代末的一场全面的思想运动使得士绅精英群体产生了思想分化，从而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出现。
经过一系列的改良运动及维新变法的失败，使梁启超在改良和革命之间犹豫。他曾倾向于与孙中山的革命派合作，但最终因各种原因终告失败。梁启超在日本流亡期间吸收了大量的传统日本思想和西方思想，这在梁启超许多实际考虑的层面上发挥了作用。
文中作者认为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梁启超代表了中国民族主义的主流。而其民族主义思想包括了以下显著的特征：它是对组织松散和缺乏活力的社会的一种反动，在这个社会里，人们没有公民感和组成统一的公民团体所必需的团结一致的团体精神；它意指无条件地承认民族国家为最高的政治共同体；它意味着一个民族国家的民主化。
作者认为，当自治的政治出现了一系列重大问题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在1890年后的十年里开始求助于西方的意识形态。而在这一关键的过渡时期，梁启超的思想发展可以被看作是古老的儒家经世致用传统和当代寻求新的思想方向之间的一个重要纽带。就人格理想来说，梁启超的思想变形涉及从经世致用思想向国民理想的转变。而其国民理想对过去半个世纪来各个思想流派中的绝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都有着持久的吸引力，甚至在今天，它仍然是共产主义中国价值观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从这一角度来看，在从传统到现代中国文化的转变中，19世纪90年代最初十年里发生的思想变化应被看成是一个比五四时代更为重要的分水岭。在这一过渡时期，梁启超是一个关键的人物，他继承了晚清思想中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同时将这一传统固有的关切转变为以他著名的国民形象为标志的新的人格和社会理想，其思想成为20世纪中国意识形态运动的一个重要的和永久的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