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和社会作文【一】
科斯以四个实例论证其观点的本质，并表明其普遍适用性。
甲对乙的侵害对乙来说是损失，但，如果不让甲侵害乙，同样会对甲造成损失。
如果甲胜诉，乙会找甲谈判，表示：如果甲放弃对乙的权利，乙会给甲补偿，而且补偿大于甲不放弃权利的收益。(乙对甲的补偿小于乙因此带来的.收益。这样，甲乙可以达成协议。
如果乙胜诉，甲会找甲谈判，表示：如果乙放弃对甲的权利，甲会给乙补偿，而且补偿大于乙不放弃权利的收益。(甲对乙的补偿小于甲因此带来的收益。同样，甲乙可以达成协议。
因此，无论如何，在交易成本为0的情况下，甲乙都会通过谈判实现产值、利润最大化，资源配置最优化。
自然和社会作文【二】
庇古的观点认为，解决的办法是对侵害者(甲征税。
科斯认为，单方面征税是不对的。即使征税，也应该建立一种双重的征税制度。因为甲对乙的侵害对乙来说是损失，但不允许甲侵害乙，同样会对甲造成损失。但“我无法想象如何得到这样的税收制度所需要的数据”。“就我的目的而言，只要表明这种税收一定带来最佳状况就足够了”。
自然和社会作文【三】
羊牛者(甲对农夫(乙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赔偿费用的支付额取决于农夫与养牛者进行讨价还价的本领。但这笔费用既不会高得使养牛者放弃这个地点，也不会不随牛群规模而变”。“这种协议不会影响资源的配置，但会改变养牛者与农夫之间的收入和财富的分配”。简单地说，养牛者支付给农夫m1，而m1大于农夫放弃土地耕种的收益m2，但m1小于养牛者由此新获得的收益m3。
前提：交易成本为0。
自然和社会作文【四】
“和”，左边一个“禾”，右边一个“口”，顾名思义，人人都有饭吃，人人都能过上丰衣足食的日子。“谐”，左边一个“言”，右边一个“皆”，人人都有权利发表自己的意见，人人拥有平等、尊严、独立的自由。“和谐”，是人们朴素而美好的愿望。
建设和谐社会，我们人人都应从小事做起。
有这么一群孩子，在看到校园里的纸屑时，一定会主动弯腰捡一捡；在看到别人有破坏环境的行为时，一定会主动去劝一劝。2007年8月，当他们发现和自己朝夕相处的河水变得又臭又脏时，他们决心用自己的力量来保护这条溪水。可是，他们知道这么严重的环境问题仅凭自己的几句劝说收效肯定不大。经过几次次讨论，一个大胆的想法从他们的小脑袋蹦出来-----给省长写信。
8月29日，省长就对他们的来信进行了批示：“看到此信很受感动。这么多小学生能如此关心环境保护，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批评，我们再不花力气将污染治理工作抓好，就对不起人民群众和子孙后代，就是我们政府严重失职。我们政府要采取有力措施，将清水还给群众和孩子，省环保局加强监督。”
省长在给这封信作批示的同时，还专门回了信。
9月1日，省长的回信让村民备感激动，更让孩子们兴奋不已。真没想到他们反映的问题竟得到省长的高度重视，他们感受到了省长对群众的关心，对人民的尊重。同时受到人们赞赏的是一群有责任的孩子。
他们是谁？
他们就是浙江省衢州市龙游县塔石豆腐王村的小学生们。
“独回家、要当心。门钥匙，定收好。有人来，需问清。遇危险，110。…”在杭州市德胜小学，每个学生都会摇头晃脑地背上这么样一段新版的“三字经”。他们动手动脑，将行动规范、品德礼仪等内容都编成了朗朗上口的新“三字经”。在不同的场合，张口就来上一段，既教育自己，也能提醒别人。德胜小学学生自创的`新“三字经”从信、诚、真、谐、律等五方面入手，每个方面又具体阐述为16个三字短语，共48个字。把守则条例上的“要…不要…”从一条条的说教式语言变成了鲜活易记的短语，自然而然地边唱边学边做。同时，学校还开展了“道德三字歌36个行动小队进社区”活动，让学生自己编的德育新“三字经”赠送给更多的人。
为了建设和谐社会，我们应该从小事做起，保护我们的环境，营造我们美好的家园。如果人人都能像他们这样，主动关注身边的事情，那么我们的家园一定会更加美好与和谐。
自然和社会作文【五】
研究问题的方法必须改变，要考虑总的效果：社会成本和社会利润。
斯蒂格勒概括的“科斯定理”：
1、如果交易成本为0，不管权利如何进行初始配置，当事人之间的谈判都会导致使这些财富最大化的安排。
2、交易成本不可能为0，不同的权利界定会带来不同效率的资源配置。
3、产权制度的供给是人们进行交易、优化资源配置的基础。
自然和社会作文【六】
第三、四、五部分都隐含了一个前提：在市场交易中是不存在成本的。但这不是现实，是个假定。通常交易成本很高，使交易根本无法进行。“一旦考虑到进行市场交易的成本，那么显然只有这种调整后的产值增长多于它所带来的成本时，权利的调整才能进行”。“在这种情况下，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会对经济制度的运行效率产生影响”。
“问题在于如何选择合适的社会安排来解决有害的效应。所有解决的办法都需要一定成本，而且没有理由认为由于市场和企业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因此政府管制就是有必要的”。
七、权利的法律界定以及有关的经济问题
“当市场交易成本是如此之高以致于难以改变法律已确定的权利安排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此时，法院直接影响着经济行为”。
“我们在处理有妨害后果的行为时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是简单地限制那些有责任者。必须决定的是，防止妨害的收益是否大于作为停止产生该损害行为的结果而在其他方面遭受的损失。在由法律制度调整权利需要成本的世界上，法院在有关妨害的案件中，实际上做的是有关经济问题的判决，并决定各种资源如何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