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为什么呢?
阐述理论,需要见多识广、思辨力强;实践事功,需要有一定的理论能力,但更需要有抛弃既有理论、注重实际、革新理论的勇气与能力。两相比较,我以为做理论家简单得多了。据说康德活了70多岁,一生行踪从未离开出生小城30里以上的。康德的思辨哲学,纯粹是从书本到书本,读万卷书,然后靠自己非凡的思辨力推导出他的“自在之物”理论。伟大的理论家大概基本上都是走的这条道:博览群书后,从概念到概念,从判断到判断,运用超凡的思维能力加以创新组合。
实践家却不同。实践家面对的首先不是书本,而是现实问题。商鞅面对着秦国的穷山恶水,把法家学说用于改革实践时,具体做法完全是根据秦国实际而定,法家理论只是他嵌入实践的一种精神。所谓“徙木立信”,所谓奖励农战,等等,都是根据秦国实际而来,不是从既有的法家理论中搬过来的。大业终成而惨遭分尸,往往也是伟大实践家难以避免的'命运吧。再如曾国藩,太平天国起事时,他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清廷中层干部,热衷于儒学,注重修身养性。不料朝廷要求曾国藩在湖南组织军队抗击太平军。曾国藩可说是彻底转业了:从一个文职官员,变成一个组织自己军队领导作战的军事统帅了。曾国藩完全抛开儒家修齐治平的概念理论,根据湖南实际,着眼于力戒官场浮靡、空谈的恶习,选拔忠义性的乡党为军队核心,军事上杜绝空谈,扎扎实实打仗,终于获得巨大成功。有人诟病他擅长权谋,那完全是书生之见:在某种意义上,政治实践家都是权谋家。政治要靠人事推动,而人际关系却是无权谋难以搞定的。
再比如,1969年以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理论家有约70位之多,但都是从模型到模型搞出经济理论的,没有一个有过经济实践。大名鼎鼎的格林斯潘是货币政策的大实践家,却没有提出过任何经济原理来。再比如,全球有影响的管理学著作可谓汗牛充栋,而美国的比尔盖茨、戴尔,中国的马云、任正非,都没有任何管理学大作,却风生水起,俨然已成行业霸主。
我们必须分清理论与实践的巨大区别。热衷于理论者,可以无限风光,信众无数,但对人类有大贡献者甚少。热衷于实践者,极可能默默无闻,满路荆棘,但无论成功与否,对人类都是有贡献的——因为理论的目的不是别的,就是实践。但最可怕的是热衷理论、无视实际的实践家,最后会害人害己,突出的代表就是战国时期的赵括和三国时代的马谡。
从哲学角度看,知行关系问题实际上是认识论问题。在哲学史上,有关知和行孰先孰后的问题,一直存在纷争。例如,著名教育家黄济先生在其《教育哲学通论》中对知行关系进行过深入分析。他认为儒家从伦理道德出发,基本主张是重行,认为“非知之艰,行之唯艰”,比如荀子主张“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朱熹则提出“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知行相须互发”。孙中山又从人类进化与科学发展实际出发,认为科学家要进行创造发明,事先必须有一定的知识储备,故而推导出“知难行易”。〔1〕对于他明“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的观点,黄济先生认为他“混淆了知行的区别,把行也归于知之中”了。〔2〕根据他明“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的观点,陶行知先生则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在教学中“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那么,对于幼儿的饮食而言,知和行孰先孰后呢?本文拟深入分析幼儿的饮食营养概念认知和幼儿的进餐行为,在此基础上探讨如何面向幼儿更好地开展饮食营养教育,以促进幼儿的健康发展。
评课既是教研活动,又是科研活动。它都在教学实践和教学理论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它既是一个验证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也是一个实践操作、升华为理论的过程。在听评课中可以学习吸收大量的教学理论、经验和先进的教改信息,在执教中去运用。也可把自己的经验总结概括形成理论。如此循环反复,教师的教学业务素质必然会有很大的提高。
另外,评课也是教育同行进行教材分析、教法研究、教学经验交流的一种好形式。一位哲学家说:“你有一个苹果,我有一个苹果,彼此交换以后还是一个苹果;如果你有一个思想,我有一个思想,彼此交换以后,每个人就是两个思想。”所以,教师之间开展听评课活动,就能达到交流教学经验、切磋教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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