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时期,朱东润老先生作为复旦中文系主任,自然被推上讲台作“多快好省”宣言。可是老先生却牙根紧咬,面色难看。简直要上刑场似的,支吾了半天才说出话来:“我原计划五年完成的三本书,现计划三年完成!”话音刚落,台下便是一片哄笑之声。“太慢了!”可是老先生的倔劲却上来了,说什么都不肯再让步:“不行!不能再少了!最少三年!”
这若是被日码万字的当代作家看见了,怕也是要笑掉大牙的。何必这么“倔”?何必跟“效率”较劲?简直是一根筋! 的确,对于讲求效率的智慧的当代人来说,这样的做法,实在是不知变通,乃至于冥顽不灵了。三年,岂止是三本,着作等身怕也不是问题。只要愿意“坐家”,轻敲键盘,日码万字也能轻松搞定。只是,如此随缘、如此写作,其成果怕也如稀释过的咖啡,醇香不再,喝起来恰如变了质的白开水。
同样“冥顽不灵”的,还有历史学家江衍振老先生。他曾一度名声鹊起,然而他的出名,却不是因为有多少的“智慧”,而是因为“笨”。十多年的时间,老先生统共写了三本书,加起来不过七十余万字,平均到每天不过百余字。然而,为了搜集史料,老先生访遍了各地图书馆、书库,翻阅了两千多万字的史料,直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如此辛苦如此笨,甚至弄得几天几夜不眠不休,最终才有了那么一点老笨结晶。然而,这样的着作,定心读来,方知是“字字含”啊!
二老的作为,认认真真地昭示:真正的智慧,往往始于“倔”、成于“笨”,在于甘坐冷板凳,倔傲地向浮躁叫板,坚定地从“笨”处着手。古人吟诗“两句三年得,一吟泪双流”,方才有“语不惊人不休”的震撼。然而,这种精神离今天的我们实在太远了。在速度与效率所带来的紧张与刺激中,精品之作也离我们越来越远。我不敢说今天市场上的作品全部流于平庸,但在市场利润的引诱下,可以肯定的'是,有一部分,甚至是一大部分作品,早已随浮华而去!“流水落花春去也”,这流失了的春华,恰恰是我们最可珍惜的“智慧”。
什么时候,我们的作家能够再一次手拍胸膛,咬牙切齿:“不行,最少三年!”?
当一个人读破万卷书,可以悠然吟出意韵深远的佳句时,我们便说他拥有了智慧;当一个人阅尽沧桑,可以淡泊而傲然地生活时,我们也说他拥有了智慧。智慧作为人内心的闪光,总是呈现出五光十色的缤纷光彩。
智慧可不是投机取巧的小聪明,它是因洞察世事而具有的眼力。卞和透过粗糙的石坯见到和氏璧,这就是火眼金睛的智慧。在人世间的纷繁复杂间一把抓住事物的本质,认清事理的真相,条分缕析,抽丝剥茧,让快刀斩开虬结的乱麻,这便是“世事洞明皆学问”的智慧。
智慧也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蛰居,而是艺高人胆大的能力。在一个从眼镜度数判断学历深浅的时代,智慧总被人误解为文凭的多寡,知识的乏与盈。智慧不是学校教育中书本的内容,它与知识或有关系,却并不等同。王熙凤身为刚出阁的少女,论学识必不如林黛玉渊博,却协理宁国府将事务治理得有条不紊。反观如今层出不穷的“专家”,知识有余,常识不足,实践能力低下。智慧的能力往往存在于社会交往与自我生活中,那些在生活中游刃有余、井井有条的人,想必都是些身怀智慧的人。
最高明的智慧,并不存在于史书中跌宕起伏的英雄人生,反而存在于藉藉无名的布衣百姓身上。智慧到了这种地步,已然接近自然和哲学。青山绿水中的简陋居室,渔樵江渚的朴实生活,摒除了逐鹿中原的刀光剑影,余下了清贫安逸的闲云野鹤。古代德士向我们展示了什么是超凡脱俗、超然物外的智慧。如庄子所云:“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当一个人的心灵可以遁于世俗、融入宇宙时,这种糅合了静与慢的心态与生活,就是智慧。智慧至此脱掉了华贵的外衣,露出了亲和质朴自然的真实面貌。人人都向往这种境界,但大多数人都还未来得及拨开心头的迷雾。
“什么是智慧”的争辩绵延千年,智慧的内涵无限地拓宽。今人窥古人的书卷以收获智慧,成了一种时尚捷径。殊不知这样的体悟或许只是入门。智慧早已超越了文字,它事关心灵,事关生命,它瞄准的是一个圆足的灵魂。
新课标鼓励学生自由表达和有创意地表达。其作文具有强烈的竞争性。在立意上,只有将笔锋触及别人尚未写到的新人新事新问题,表达出自己独到的观察发现和认识感受,写出新意,才能取得意高文胜的效果。但大多数人在考场上因情绪紧张,一时想不出新的素材,这就要求能够巧于构思,让旧素材表达出别人未能表达的新意来,这存在一个选择角度问题。比如拿到一个苹果,别人都习惯于竖着切分,你若能独出心裁横着切,结果切分出来的横断面就与别人切分的截然不同,你就可能从中观察到别人观察不到的东西。作文也当如此,“横看成岭侧成峰”,变换一个角度,或许就能化腐朽为神奇。告诉同学们,事物都是有区别的,我们要善于分析比较,只有这样才能写他人之未写,才能有独特的见解,并要求学生自己命题写文章,在作文中把事物的异处表现出来。
例如,有位学生以《疙瘩柳》为题写一篇作文,结尾处这样写道:“柳树被伤害了,婀娜的它背着个丑陋的疙瘩;人要被伤害了,愉悦的他也会背着个沉重的`思想疙瘩。人啊,请不要伤害柳,更不要伤害人。”事后我问她为什么这样写,她说:“我发现我们学校的柳树中有两棵有疙瘩,先请教一位老师。他说因为柳树老了。我指着不远处一棵小柳树问他,听说那棵柳树只有五年树龄,怎么也有疙瘩呢?他没有回答出来。后来问生物老师,才知道柳树的疙瘩为伤害所致。”这位学生的见解不同于一般,她通过柳树的对比,同中求异,又联想到人,于是写了这篇富有新意的文章。
智慧大约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心系苍生,积极入世;另一种则是超然物外,高蹈世界,潇洒出世。
但此两种,都要有“愚”。这里的“愚”,并非愚钝,而是老子所言的“大智”,乃是要求人们忘记一些东西,让智慧成其为智慧。
这几年来,网上涌现许多“大V”,粉丝也是动辄上百万。其中有如孔庆东,时常与人掀起骂战,粉丝皆叫好,称其为“犀利”、“智慧”。要我说,这并非智慧,充其量不过是“小聪明”罢了。
智慧者,首先着眼于大事,从不拘泥小事;其次,心中须无杂念。像那些左顾右盼者,心中其实充满了“欲”,实在难以称之为智慧。
不免有人要说,要人心中无“欲”,岂不是个个都去当和尚吗?非也!我所谓的“无欲”,乃是专注心中所思,摒除杂念,笃定地行己,抑或是坚持人生的某种信念。
我们中国人历来是讲究中庸的,而当下却戾气不少。于是,当我们面对生活中的争吵乃至网络骂战时,若能平和以待,坚守“中庸”,这便是智慧。这种智慧,本于我们对传统道德的坚守。
智慧也是一种“”,是一种把他人接纳到自我中的。这便是入世的智慧。孔子一生风餐露宿,周游列国,只为传播“仁”,恢复礼制,乃至被农夫嘲笑“其愚不可及也”。孔子愚吗?他确实有点愚,愚就愚在“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永远像箭一样,一往无前;愚就愚在明知会失败,却尽力一搏。“天不生孔子,万古如长夜”,孔子以他的失败,以他的智慧,丰富了人类精神,启示着我们民族的心灵远游。
智慧又是人生境界。佛家有语:“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这智慧,是看破了俗世纠葛的一种超脱。王维正是有了这种智慧,才会在官至右丞后突然隐去,才有了“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旷达;才有了“山中一夜雨,树杪百重泉”的澄澈。清人张潮也是在看破物质喧嚣后才写出《幽梦录》,才有了“人生三境界”。这时,智慧之愚便是对于人间烦恼的忘却,对生命大自由的执着追求。
智慧的景象,其实是我们对于人生和生命的感悟。能“愚”者,善“和”善“舍”,无“欲”有“愿”,故能渐臻“三境”,智慧地生活。
中国古代戏曲中“水词”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水词”便是废话,《西厢记》中“开言有语叫张生”,“开言有语”便是水词,没了水词,音韵不谐,听着也就不美。汪曾祺曾经提出将水词编写整理成册,以供研究。
中国人的骨子里蕴藏着一种不紧不慢的智慧。从舜至成汤以来,强大的民族赋予了华夏子孙细细思考的能力,濡养出如同老者一样耐心的智慧。
从前啊,女孩子会小心翼翼地聚拢起花瓣,用一个下午的时间,将其磨成细腻香甜的胭脂;母亲手中的青红翠绿金丝黑线细细缠绕,打出梅花结或是菱形络子;工匠们会为桃木的窗户、衣边的滚子设计上百种图案,只为保证一宅人、物的美。
对美的执着乃至苛刻的追求,使以往的中国人从不缺乏耐心的智慧。中华的文化亦是一脉相承,不似意大利,他们从罗马的废墟上建设了自己的家园,而语言文化却与罗马毫无关联,所以当他们自称为“罗马人”时,拉封丹的驴子笑了。
可是我不明白,为什么当下的人们对那些细致且耐心的景象视而不见。木心先生在酒馆看见伙计往黄酒中加糖,便感叹江南不在。旧时黄酒是不加糖的,如今的人们已无耐心去细细品味酒中的苦涩和香甜了。若是有一天,我们只得称那些一笔一画勾勒出百子图和年画的人为“他们”时,又有何证据来告诉世人我们是华夏子孙?
西塞罗说:“我喜欢青年人有老人的智慧,正如老人有青年人的智慧。”
作为一个古老的民族,华夏的大地上洋溢着蓬勃的朝气。而值此发展腾飞之际,我不禁要善意地提醒:中国,咱们慢慢来。
时下中国,百年来的自卑、自尊、憧憬与焦灼使人们迫不及待地去迎接那似乎必将到来的一派歌舞升平。我们似乎渐渐失去耐心,失去沉稳,只因一些同胞失去了对传统文化的记忆。轮船、高铁、飞机,科技的进步使天涯比邻,经济的签约日益频繁,而谁又能保证,那些“合同”比孔子木车上的典籍更使人信赖?
我们是否还有耐心,冷静地对待发展,放缓“席不暇暖”的脚步,盘点古典文化,重拾耐心的智慧?如果不能,来年祭扫时,牌位上就会出现一个和蔼的老人,笑问:“你是谁?你从哪儿来?”
中国,咱们慢慢来。
无意中翻到马远的《寒江独钓图》,几点水纹,几抹残云。一扁舟,一钓叟,除此之外,满卷皆虚空。这叫留白,是中国水墨画中荡开的浓重一笔。全卷只有几处重点物像是细心勾勒的,其余只是略作铺陈,甚至不沾半点墨。全卷意蕴于是从二维纸面伸展成了无限。
留白是与前人的叫板。南宋马远与夏圭,人称马一角、夏半边,尤善留白。而宋前的山水画师,大多是事无巨细,皆一一列举下来。怕是远处草丛中几块石子、几块污秽的牛粪,前人也会一丝不苟的记录下来,装裱以登大雅之堂。布满画纸的山水,自也有它的美,碧水蓝天,枯藤怪石,强烈的视觉冲击,喂饱了千年来中国人的审美。仿照古人的《清明上河图》,一千多人物,雕梁画栋,飞桥屋檐,美、大气。但马远与夏圭,偏不爱这耗尽精力、体力的活儿。再者,前人已留下大量如此详尽的山水,再走这条路,恐怕历史上只会多两个无名的山水画师,却少了“马一角”“夏半边”!
古诗云:“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这是乐观与通达,也是个性与创新。自古太多的悲秋怀古,似乎一到秋天,日历一撕下,人的心境也会转凉,尽管那炎热与夏天并无二致。“前人之述备矣!”秋,承载了太多的悲伤情怀,有“天凉好个秋”,也有“物换星移几度秋”“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只有这一声啼鸣,唤起了后世对秋的审美。“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那成排的雁、鹤不同于以往,成了欣欣向荣的象征,成了最美的秋词。这便是“唱反调”“叫板”之美。
有些话,别人也说过,我便不必再附庸风雅;只有别人无话可说时,才是我的主场,我的黄金时代。国学大师陈寅恪不正是这样的人吗?面对一个妓女,他不似别人一样心怀芥蒂,以别样目光看她,而是在目盲情况下口述了百万字巨著《柳如是别传》。这是个性与创新,也是对人性的敬重。同
样,韩干,那个画马的宫廷画师,亲身入马厩,与马儿共同生活,不听从老师的劝诫,才成就了《照夜白》。韩干的马,大多腰体肥圆,怒目圆睁,没了以往画师的瘦马,病不啦唧的。鲁迅先生的话犹在身边萦绕,“这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是了,只有于杂草丛生处辟蹊径,才能避免在他人的康庄大道上流于平庸,才能成为为人记住的开路人,才能成为有个性的个体,才能成为马远、夏圭、陈寅恪和韩干……只愿在不断流淌的长河中,尽管洪流碾过,巨山平偃而下,我却依旧能听到“我言秋日胜春朝”抑或更响亮、更不同于他的啼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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