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朱子文化苑实地探访看到,整体建筑为仿宋建筑风格,飞檐斗拱,红柱青瓦白墙,里面展出了明、清、民国时期的各种匾额、楹联、中堂、照壁、屏风及各类木雕精品近2000件,涵盖了传承朱子理学的警句,教化独到的家训家规等。
相邻的开山书院是福建最具影响的官办书院之一。据尤溪县朱子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陈琳介绍,开山书院按“修旧如旧”原则复原修缮,集中展示朱熹一生中所创办的书院,还陈列有大量明末清初的.文房四宝以及当年书院曾有的文具、古籍、教本等。
尤溪县不仅对这些珍贵的文化古迹进行保护研究,更重视博大精深的朱子文化给尤溪留下重要的文脉。
据尤溪县相关负责人蔡晓斌介绍,尤溪县先后出版了《朱子行迹传》《朱子诗选》《朱子文化基础知识简明读本》等12本共200多万字的有关著作,还整理规范了朱熹祭祀活动,成为福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同时,尤溪县加大对朱子史料和文化的挖掘,与上海辞书出版社合作,集全国近百位专家学者精心编撰了《朱熹大辞典》一书。
朱子家训文化在当地也得到很好的发展弘扬。尤溪县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开始朱子家训的研究,并把朱子家训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相结合。
今年10月22日(农历九月十五,是中国一代儒学大师朱熹诞辰880周年纪念日。当天,来自韩国、日本、台湾及大陆等海内外专家学者聚首朱熹曾长期生活、著书立说、传道授业的武夷山市,探究朱子文化对于东亚文明的影响力。
“在中华文化中,朱子文化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朱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北京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所长张希清首先表示,朱子文化是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是现今道德建设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宝库,脉相承的两岸同胞更应在弘扬和传承朱子文化上作出更多的努力。
台湾清华大学教授杨儒宾则指出,朱子文化让两岸民众越走越亲切。“前几个月我带了一些台湾学生到武夷山重走朱子路,很多学生虽然是第一次到大陆,但是他们跟大陆同胞没有隔阂,一路走一路探讨朱子文化,彼此增加了解、增进感情。”
世界朱氏联合会会长、台湾朱子学研究协会常务理事朱茂男说道:“两岸一家亲,我们都是炎黄子孙,有着中华民族传统的优秀文化、传统的儒家文化。两岸在共同弘扬和传承朱子文化的同时,也为两岸交流交往形成了和谐的氛围。”
朱茂男认为,“理一分特、求同存异”的朱子思想是两岸现今必学的课题,也是不变的真理。
朱熹是是中国南宋思想家、理学的集大成者、儒家的代表人物,他所倡导的“读书起家之本、循理保家之本、和顺齐家之本、勤俭治家之本”的家教思想,在中国古代社会成为家教庭训的懿范,并广泛传播到东亚国家且产生深远的影响,人们习惯上称朱熹为朱子,他对后世影响的言行诗文的文化称为朱子文化。
揭开历史的烟云,寻觅数十年前的先辈们,探求他们的奋斗创举,回忆他们的“愚公精神”。我们看到了大国匠心,看到了矿山的希望,中国的明天。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影响着祖国的命运,在建设矿山中冲在最前线的工人们,不缺奋斗的青年。王涛从学生走出来,走向焊工这份职业。他忘掉了学生时代滋润的生活,选择了接受现实,立志成为一名好焊工。他坚守的是自己的初心,他追求的是精益求精的素养和品格。他的焊件完美无瑕,堪称工艺品。他把焊件当作焊工的脸面,坚持把焊件做得更精细,用心焊、用情焊,给予冰冷的钢铁春日般的温暖。他的努力、他的一丝不苟、他的投入,使他在“首钢杯”中夺冠。他,成为一匹黑马,在人们的注视下脱颖而出。
他甚至有幸为“中德对抗赛”而筹备。没有时间,他就努力想方设法挤时间;没有用左手焊接的习惯,他就练习用左手焊,夜里躺在床上也不忘拿起工具练习;没有工具,他就自己出钱买工具……天道酬勤,他的努力最终使他赢得比赛。王涛总是如此,面对比赛,他力争更好的成绩,面对工作,他渴求更优的业绩。立足于现实,致力于梦想。他的努力和奋斗为企业乃至国家争夺了荣誉,这便是一位优秀的工匠吧!
创新,为企业注入了活力。面对自动化改革的潮流,马著在工作之余潜心研究计算机。针对开采的问题,他提出了“无人电机车地下开采”的伟大构想。他的潜心研究、认真思考、突破自我、追求创新,积极地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使他将梦想化为现实。最终,他的突破性成就为企业转型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持。
工匠精神是什么?我们近几年一直在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而首钢的工人们创造性的回答了这一问题。面对世界新形势,工人们发扬创新精神,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提高生产力。面对艰苦的局面,工人们坚定不移地发扬“自强不息,追求卓越”的精神。首钢精神,是首钢几十年发展过程的总结。而我们今天大力宣扬首钢精神,不正是文化自信的体现吗?在未来,我们更要坚定首钢精神,发扬属于我们的工匠精神,为建设事业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走出自己的一条康庄大道。
这位一生刚正不阿、怀才不遇的大诗人,身体每况愈下。他已知自己的时日无多,就把年仅十四岁的朱熹托付给崇安五夫好友刘子羽,又请五夫的刘子羽、刘勉之、胡宪等三位学养深厚的朋友代为教育朱熹。父亲撒手人寰,十四岁的朱熹强忍少年丧父之痛,扶持着母亲和妹妹前往五夫,开始新的生活。次年,朱熹葬父于崇安五夫里之西塔山,再葬寂历山。
朱熹幼年时,其父仕途坎坷,一家人漂流于尤溪、建瓯、政和之间。期间,朱熹常随父亲到政和铁山祭扫祖父祖母墓,留宿于父亲创办的云根书院,讲授理学,或数月,或半年。云根书院、韦斋书室对朱熹成才,有着至关重要的薰陶作用。朱松临终时还谆谆教导:汝勿忘父,祖之学志也。
很多人感叹于朱子没有在他的孕育地留下墨宝,但是我们还是从一些历史资料中找到一些朱熹当年在政和写下的文字,窥见了少年朱熹的雄心壮志和对政和的情感。
《十月朔旦怀先陇作》诗是少年朱熹在政和祭扫祖坟时,留宿护国寺时写下的。诗末四句写道:“封茔谅久安,千里一歔欷。持身慕前烈,衔训倘在斯。”表达了少年朱熹奋发勤学的壮志。
“踏破千林黄叶堆,林间台殿灪崔嵬,谷泉喷薄秋逾响,山势空濛画中垂,一壑秖令藏胜槩,三生畴昔记曾来,解衣正作留连计,未许山灵便即回。”这首《瑞岩诗》诗就是朱熹游览政和锦屏、洞宫等地后所作,诗中对政和迤逦的风光充满了无限感情。
朱熹留给政和的远远不止于这些文字,政和的山山水水留下他的款款足迹,政和的历史文化积淀他的理学渊源。为了祭祀朱文公,明嘉靖时知县俞时歆建“朱子祠”,安设朱子牌位于云根书院,明、清时期多次修缮重建。风雨岁月,故址无存,但是朱子文化却在这里深深的扎根,如政和县政府后朱松当年所植大樟树,枝繁叶茂,葱葱茏茏。
一面在倡导学习圣德英雄,一面却在提醒防备恶德小人,
作文我与传统文化
刚刚播完各种先模事迹,便是接二连三的防盗门广告。作为平民百姓既不能做英雄,也不愿丧失钱财或生命,便只能时时处处提高警惕:不要让陌生人进家,不要吃陌生人东西,不要接受陌生人的帮助等等。这样,当我们用警觉的眼睛打量世界提防别人的同时,自己也时时被警惕的眼睛监视着。我们就这样无奈地生活在一个(被假定为)”小人”世界里。因此,当我在瑞士乘公交车发现无人验票时,当我在日本退旅馆发现无需查房时,我心中好一阵感动。我体验到作为大写的人的尊严,体验到(被假定为)”君子”社会的愉悦。中国需要多久才能步入这样一个人与人不设防的时代,要到多久才能不按防盗门窗,我无法预测。但相对说来,今天国人已经能在航空旅行中,在餐饮购物时,享受到规范化的职业道德服务了。这给了我们希望,脚踏实地的职业道德建设,正在延伸到其它常德领域,提升着我们整个民族的道德水准。当然,我知道,即便如此,我们要走的路依然长之又长。
中国传统美德,往往是与现代常德对立的
我之所以强调常德建设的艰巨性,是因为它对我们民族是一项”创新工程”,中国传统文化中缺少支持现代常德的伦理元素:若干所谓传统美德,在现代生活实践中与常德规范恰好是对立甚或逆反的;而作为现代常德的核心理性元素又是传统道德所稀缺的。这便涉及到对传统道德特别是儒家伦理的重新认识与评价问题。限于篇幅和本文题旨,其下只做简要阐述。
长期来,我们对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传统道德采取一分为二态度,认为可以扬弃其封建糟粕,继承其美德精华,忽视了儒家道德与现代道德的本质差异。笔者认为,儒家纲常伦理,也是以圣德(”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为标榜的封建道德体系,它的部分规范固然可以被现代家庭伦理所承继,但却难以直接移用到现代道德体系中来,更无法作为常德规范。当然,这里需避开符号陷阱,不能象某些学者那样将传统的良知、诚信、正直、仁爱等概念抽象拿来,赋予其现代内涵,然后大谈儒家的当代意义,称之为”美德伦理”、”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人道精神”等等。我们必须依据传统美德的传统固有内涵进行讨论,才能发现其负面效应,
譬如说诚信吧。在儒家文化中,诚者,圣人之本,信者,君子之德。问题是,诚信作为儒家伦理规范,只是服从于忠孝仁义这些纲常伦理规范,在”六亲”或”五伦”之内为巩固差序社会结构服务的。换句话说,在人伦亲情关系之内,中国人是讲诚信的,欺君欺上无信无义罪莫大焉。但离开特定人情关系,欺骗”六亲”之外的陌生人,则不一定受到道德谴责。明恩浦以来,来华的西方人都发现中国人缺少诚信的”素质”。有人认为这属丑化国人形象的殖民话语,实际上,这正是国人诚信的另类表现:因为在国人眼中骗”洋鬼子”那根本不叫失信。这种系于情缘的”诚信”,显然有违现代常德所讲的诚信。如前所述,中国人种种徇情失信枉法行为便是由此获得道德庇护的--譬如向亲人透露案情那不正是”诚信”吗?
这当然并非笔者新见,梁启超早就发现中国人”公德殆阙”、”偏于私德”的现象。只是若按他”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的定义,中国人是”私德”也不具备的,因为一旦进入公共领域,国人是难以”独善其身”的。譬如当某单位人集体外出乘车时,人人皆君子,大家相互谦让,惟恐争先。但当这些人分别同陌生人乘车时,君子之风则荡然无存,人人争先抢座,惟恐落后。更典型的例子是农民。农民一旦离开乡土乡亲,其道德约束几乎全部失效,在良民与刁民双重身份自由转换中毫无障碍。只要兔子不吃窝边草,别说小偷小摸制假售假行为了,就是人口贩子汪洋大盗回到村里,也是不受道德舆论谴责的。因此,严格地讲,国人所具备的只是一种在人伦关系中存在的”群德”(宗法道德)。这种”群德”在情缘关系内,美轮美奂,仁爱绵绵,情义无限。但这种仁爱、情义却是内外有别有边有界的。《礼记》云:”亲亲以三为五,以五为九……而亲毕矣”。亲既毕,爱即止,道德即失效。明恩浦曾描写过百年前国人真实道德状况:一人落难,众人观看。鲁迅也曾对国人冷漠的看客行为,表示出极大愤慨。而今天,国人”进步”了,已由默默看客变成大声鼓励别人自的帮凶!因此,当我新近看到某市因围观者起哄叫好导致神经病人跳楼亡的消息后,只能感到悲愤莫名。这里的关键,是起哄者与跳楼者没有情缘关系;如果看客中有一位是跳楼者的亲属,就可能唤起众人的同情心,这悲剧可能就不会发生。由此可见,中国传统的”美德伦理”,与现代常德是格格不入的',彼此间没有承传关系。
深入探究下去,为什么从儒家美德中推不现代常德呢?这就涉及到对道德文化深层结构的认识了。与传统文化的君本主义(字面上是民本主义)相适应的儒家道德,没有个人价值概念,是一种维护纲常礼教的义务本位的道德体系,强调的是”克己复礼”。而现代常德则是建立人本主义基础上,承认个人权利合理性,是一种维护公共契约的权力本位的道德系统,强调的是”自律守法”。尽管现代常德也讲良知与诚信,但这种良知与诚信并不只是对人的信诺,更是对共同遵守公共游戏规则的承诺。各种游戏规则,划定的都是利益界限;自律守法,就是在尊重和维护他人权利的同时维护自己的利益,包括体现自己利益的集体与国家的利益。损人利己、损公肥私的侵权冲动总是难免的,因此,便又逻辑地产生出公平、公正等常德规范,通过维护法的正义尊严来捍卫公民及集体、国家的合法利益。显然,这与复礼为仁的儒家道德理念是截然对立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封建礼教及法律维护的都是君贵民贱的等级制而不是个人权益,因此,也就难以形成自觉维护社会契约的”自律”、”守法”、”公正”、”正义”等等理性道德规范或价值规范。明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后,何以会产生现代常德缺位的问题了,因为我们压根就没有这些规范!那种将道德滑坡笼统归咎于儒家传统中断,完完全全是把错了脉,新儒家开出的药方,是自欺欺人的。
正因如此,当代中国人的常德建设,是需要伴随教育普及、改革深化、市场经济发展而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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