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中华历史的作文【一】
今年以来，武夷山市委、市政府以纪念朱子诞辰885周年为契机，以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目标，积极打造“武夷书院讲坛”“武夷书院·讲理堂”活动品牌，努力推动朱子文化进校园、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进乡村，在普及朱子理学思想、弘扬书院文化、提升市民文明素质等方面取得初步成效。
在省委宣传部指导下，南平市、武夷山市会同国家级和福建省朱子文化研究机构，每年举办六场“武夷书院讲坛”活动，已邀请陈来、朱杰人、朱高正、李存山、张建光、吴邦才等知名学者主讲，“朱子文化的时代价值”“朱子家训的由来及实践运用”“朱子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意义”“朱子文化漫谈”等主题演讲，对朱子文化的.宏观议题进行学理分析和实践解读，初步建立了常态化普及朱子文化的高层次平台。《光明日报》整版刊发陈来教授演讲内容，《福建日报》先后用两个专版刊发第一讲、第二讲的精彩内容，海内外媒体报道武夷书院讲坛活动消息，各大网站竞相转载。同时，为了推动朱子理学向基层延伸，武夷山市启动“武夷书院·讲理堂”活动，设置机关、行业、企业、学校、村镇、社区等六类讲理堂，分门别类安排课程，“朱子文化遗产保护”“朱子文化与文明旅游”等辅导报告，深入浅出地普及了朱子文化的思想精髓，引起了基层干部群众的广泛共鸣，有力推动朱子文化的宣传普及落实、落细、落小。截至目前，“武夷书院讲坛”已举办五讲，“武夷书院·讲理堂”已在6个基层试点单位全部启动。
在培育朱子品牌、传扬书院文化的过程中，武夷山市既坚持高起点的国学传承，又注重基层的素质提升;既坚持公益传播和资源整合，又注重社会运作和实体建设，极大地发挥了武夷山朱子理学摇篮的优势，加强了书院文化的挖掘整理，潜移默化地在基层群众中普及朱子文化。与此同时，武夷山市还将整合朱子文化资源优势提上日程，合作打造国学传播与教育阵地。9月10日，武夷山市政府与武夷学院共同签订了《共建朱子学院、宋明理学研究中心的框架协议》，将以重新修复的屏山书院为依托，充分整合双方资源优势，以朱子文化品牌建设为核心，开展面向基层群众的国学教育和面向游客的旅游研修项目，推动朱子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
弘扬中华历史的作文【二】
康熙曾给武夷精舍赐一块匾额，上书“学达性天”。从事朱子文化研究已有26载的朱杰人认为，这四个字把朱子一生最重要的贡献写出来了，意思是朱子的学问达到了人性和宇宙的本源，为一度被边缘化的儒学补上了宇宙论和心性论的缺口。
陈来指出，朱熹论道德的思想有许多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如朱熹关于理性与、道理原则与个人私欲关系的看法。朱熹阐发了古代“道心唯做，人心唯危”的思想，认为“人心”与生俱来。但如果“无所主宰，留而忘返”，社会就会“危”。要使人心不致危害社会，就应该用“道心”主宰“人心”。朱熹认为道心的特点是公，即反映了社会公共的道德法则。
“朱熹在那个时代，还没有从加强法制以约束人的行为来考虑，所以朱熹的方法是完全诉诸道德，这是理学的局限性，但突出道德意识的重要性还是难能可贵的。”陈来说。
朱熹和理学还提出“天理”和“人欲”的问题。朱熹认为，应当受道德原则的制约。“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就是坚持道德不能建立在的基础上，必须建立在理性主宰、责任意识、美德培养之上，主张用反映社会共同要求的道德原则来克服违背公共道德的私欲，把外在的道德规范化为人体的内在自觉。”陈来指出，这在当今社会仍有重要的意义。
“当然，在理性和的关系方面，朱熹对有些问题的处理并不完满，他比较忽视和生命力的满足，未能重视理性和也有统一的一面。”陈来说，整体而言，朱熹的思想对封建时代的精神文明和民族精神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弘扬中华历史的作文【三】
近代东亚教育、科学的发展，曾借用朱子学的格物致知观念接引西方近代科学，是朱子学观念在中国学术近代化发生积极作用的一个例子。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朱子学的格物论有益于近代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外，还应看到朱子学的格物致知思想更近于晚近受到大家重视的大学“通识教育”理念。因为朱子的格物说的确不是朝向某些专业的科学研究，而是重在培养学习者的综合素质，培养学习者的人文精神、道德理解、多元眼界和宽阔胸怀。通识教育的核心课程则是关于经典文本学习的课程，经典的意义在于经典是人类文明的成果，是人类文明在历史筛选过程中经历选择而积累下来的精华，对经典的不断学习与发展是文明的传承的重要途径，这正是朱子所始终重视的一点。由此可见，对于当代的通识教育来说，朱子的思想是孔子之外最重要的思想资源。
在朱子的四书著作中，对《大学》的研究和阐发，最具有代表性，也最集中地表达了朱子的儒学思想，《大学》固然着眼于成年读书人的修身，但也关注社会风俗的改善。如其《大学章句序》的最后一句：“然于国家化民成俗之意、学者修己治人之方，则未必无小补云。”在此序文中朱子明白表达出，不仅学校教育着眼于全民，所谓“当世之人无不学”;而且即使是大学，也并非只与君子精英有关，强调大学之教不仅与“学者修己治人”有关，也与“国家化民成俗”有关;不仅与“治隆于上”有关，也与“俗美于下”有关。因为就教育和学习的内容而言，儒家的学校教育与佛教不同，对士大夫来说是“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余”，对普通民众而言，“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伦之外”。所以，其教育的结果，“其学焉者，无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为，而各俛焉以尽其力。”学习者经过学习，不会脱离人伦日用，而能够更加理解自己的性分和职分，在其本职位置上尽其分尽其伦尽其职、尽其力尽其心尽其性。每个人都在其社会职位上尽其力，国家自然就得化民成俗之效了。“性分”指个人命定的社会地位和活动限度，“职分”是指对所处社会地位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性分的概念本出自玄学，朱子则由此阐明儒家教育具有积极的社会功能，即使人安其性分，尽其职分，移风易俗，指出化民正俗的重要性。朱子一生的小学蒙学著作也很多，是对传统蒙学教育贡献最大的人，他的著作如《童蒙须知》《小学》《增损吕氏乡约》等，流行甚广，对儒学价值的大众化、通俗化，对培养少年儿童，养成德性，起了积极的作用。今天应当重视朱子这方面的贡献，在福建可使朱子的这些著作与目前流行的《弟子规》一起，古为今用，在道德教育中起其应有的作用。朱子的家礼、家训也不仅对朱子一家或朱姓人家有意义，南宋以来对社会风俗、化正人心都起了重要作用。今天我们要把朱子学的这些内容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践行、培育结合起来，使中华文化、朱子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价值和个人美德的源泉与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