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郭川船长失联,已经过去了两个月时间。
当地时间10月18日,郭川船长从旧金山金门大桥出发前往上海,进行单人不间断跨太平洋创纪录航行,原定于11月5日前后抵达。可北京时间10月25日,当他航行至夏威夷附近海域时,突然与岸上团队失去了联系。
两个月来,我们望眼欲穿地在期盼着那条关于船长的好消息。“中国-青岛号”早已在檀香山靠岸,可他的主人仍然遍寻不见。
帆船改变的行者人生
拥有两项航海世界纪录的郭川船长,是当之无愧的“中国职业帆船第一人”。
2013年郭川船长驾驶40英尺帆船从青岛出发,历时138天完成单人不间断环球航行,创造了该级别无动力帆船单人不间断环球航行的奇迹。去年,郭川船长又率领国际船队驾驶超级三体船创造了北冰洋(东北航线不间断航行的世界纪录。
如果不是与帆船邂逅,郭川几乎注定会走上旁人眼中的成功人生路。在奔向大海之前,他拥有令人梦寐以求的学历与职位,那是许多人愿意穷其一生去换取的。
是帆船改变了郭川的后半生,用他的话说:“感谢帆船,让我自由的灵魂得以释放,而我放荡不羁的内心也找到了皈依的地方。”
每一个敢于为选择而付出的人,都值得尊重。对梦想与生活的执着,让郭川有勇气踏出这一步,去挑战未知的世界。
远航的意义:人生本该立体而多彩
危险与美景,是大海的两面。在一望无际的大海面前,常人无法对一位船长的境遇感同身受。长达数十天甚至数月的航行中,只可以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时刻忍受着危险、孤独与疾病的纠缠,一人一船已是全部。面对未知的海洋,总有人会疑惑,冒险挑战的意义何在。
郭川船长曾说:“人生不应是一条由窄变宽、由急变缓的河流,更应该像一条在崇山峻岭间奔腾的小溪,时而近乎枯竭,时而一泻千里。你不会知道在下一个弯口会出现怎样的景致和故事,人生本该立体而多彩。”也许,本就没什么能阻止一条河流奔腾入海。
在经历了海上近138天、超过21600海里的艰苦航行后,2013年4月5日上午8时左右驾驶“青岛号”帆船荣归母港青岛,成为第一个成就单人不间断环球航行伟业的中国人,同时将创造国际帆联认可的40英尺级帆船单人不间断环球航行世界纪录。中新社记者徐崇德摄
在资深电视人房学峰看来,郭川船长的追求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理解,也许还要再过一些年,人们才会更好地理解他勇敢和创造的意义。房学峰与郭川相识已十余年,见证了船长拥抱大海的岁月。
“航海是他的爱好,他想在自己这个领域内达到更高的职业高度。”就如同每个球员都憧憬最高水平的联赛,每名选手都向往奥运会的领奖台。然而足球明星和奥运会冠军的数量其实很多,但完成过环球航行的水手和船长则很少,这也是很多人不能理解郭川船长的原因所在。
家,归航的地方
12月15日,中国十佳劳伦斯奖颁奖典礼,“最佳体育精神奖”颁给了郭川船长,妻子肖莉代为领奖。舞台上摆放着一艘船模,肖莉几次向其望去,她说,她真的`太想念郭川了。
“我其实什么都不想说,我只想在家里带着孩子们看郭川领奖,听他讲获奖感言。可惜我没有等到。”一家四口的照片静静地躺在肖莉胸前的口袋里,就好像船长一直守护在家人身旁。
三年前,郭川驾驶“青岛号”完成环球航行回到母港,48岁的他在帆船还没到岸时便跳进海里,爬上码头跪在妻儿面前,一家四口相拥喜极而泣。这一幕,没有人不想看它重演。
48岁的青岛籍船长郭川在不靠岸、不补给、不间断、无后援的情况下,经太平洋,过合恩角,经大西洋,过好望角,经印度洋,最后返回青岛,爬上码头第一件事情就是跪倒在妻儿面前。出征前,他的小儿子郭伦布才10个月,138天后,小伦布已经长出八颗牙,能走路,学说话了。 中新社记者徐崇德摄
家是船长远航的后盾,亦是最终归航的地方。“好消息我肯定是第一个知道的,坏消息都是从新闻里看到的”,肖莉话中郭川船长的报喜不报忧,透出的是对家深深的爱。
“很多人都问过我,为什么支持郭川航海。其实我觉得理由特别简单,就是爱他。爱他对生活的热情,爱他做事情的执着,爱他的朴实,爱他对人的诚恳,还爱他对我的宽容。我爱郭川,自然就要支持他去做喜欢的事情。”
郭川精神:执着的人是幸福的
房学峰回忆道,他与郭川船长之前一次碰面是在里约奥运会上,但彼时两人的交流中,却几乎没有谈及此次跨太平洋的纪录航行。
纪录航行,在职业航海领域中是一个神圣的概念。此次郭川船长的跨洋航行,不仅是挑战纪录,对所有航海人而言,这条旧金山通向上海的航线,都有着特殊的意义。
这是帆船史上首次从旧金山到上海的单人无间断跨太平洋航行。虽然此前已有行者完成了跨洋航程,但相较于传统旧金山至横滨的航线,旧金山与上海的连线无疑才是更为完整的跨太平洋。
“这是郭川慎重选择后定下的航线,行程都是按照计划走的。他是以职业、科学的态度去对待航行,而非简单的冒险。”房学峰还表示,郭川团队为其每次航行都进行了科学的设计,使每次挑战都至少在理论上胜利在望、都把危险降到最低。
除体能训练外,航行需要掌握海洋、通讯、导航、船只等多方面的知识。准备过程中的大量时间,郭川都用于与团队中的专家、领域中的佼佼者探讨、学习。这种理性层面的艰苦挑战,绝非感性的一见钟情便可一蹴而就。
“郭川是一个榜样。他有着很好的工作和学业背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舍得抛弃这些去干自己喜欢的事,敢为人先、超越自我。”
房学峰称之为“郭川精神”。这是一种不断学习、不断谋求超越的进取精神;这是一种敢为人先、直面挑战的奋斗精神。
“我们安于现状、循规蹈矩、担心失去,害怕面对生活中的挑战。而郭川把对精神的追求,置于物质至上。” 房学峰表示,理解其实比景仰更重要。
劳伦斯颁奖礼上,肖莉确认搜救郭川的工作仍未结束,搜索还在继续着,我们也在等待着船长远航归来。
“独立的思想,自由的精神”,这是郭川船长追求的境界。正如他所说,在梦想面前,执着的人,是幸福的。
孙家栋 男,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高级技术顾问,1929年4月出生,1956年8月入党,大学文化。
孙家栋同志是著名的航天专家,“两弹一星”元勋,我国人造卫星技术和深空探测技术的开创者。在我国自主研发的100多颗卫星中,由他担任技术负责人的就有35颗。50年多来,他倾注于我国的航天事业,参与创造了中国航天史上多个“第一”的辉煌。他主持完成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和第一颗静止轨道试验通信卫星的总体设计。他先后担任月球探测工程一期和北斗导航工程总设计师,建成北斗导航第一代系统。他担任东方红三号通信广播卫星、风云二号气象卫星、中巴资源卫星等3个我国第二代应用卫星工程的总设计师,主持解决一系列重大工程技术问题,各项工程均取得圆满成功。他提出的2020年前我国月球探测工程分三个阶段的实施方案,明确了我国月球探测的发展方向、目标和路线图,为我国突破卫星基础技术、卫星返回技术、地球静止轨道卫星发射和定点技术、导航卫星组网技术和深空探测基础技术作出了重大贡献。
孙家栋同志2005年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007年被授予“首次月球探测工程突出贡献者”称号,2010年获国家最高科技奖。
不知道经过了多少艰难险阻,不知道熬白了多少科学家的头发,也不知道耗尽了多少和科学家的神力,更不知道工人、战士和科学家们总共流了多少汗水、鲜和脑浆,1970年4月24日21时34分,我国第一颗卫星终于升空了!卫星总重量为173千克。而苏联第一颗卫星只有83.64千克,美国第一颗卫星只有8.22千克。我们的“东方红”重量相当于苏、美、法、日第一颗卫星重量的总和。这不仅实现了关于“鸡蛋那般大的我们不抛”的誓言,还在太空唱响了悦耳的《东方红》,让全世界的人都能看得见、收听到。
中国的卫星上天,不仅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也鼓舞了整个第三世界人民的志气!
姓名:王锋
性别:男
终年:38岁
去世时间:2016年10月1日
去世原因:烧伤
事迹:三入火海救出6名邻居,也因此被重度烧伤,全身烧伤面积达98%
9月30日,晚10点,又是探视时间。
潘品像往常一样,走出位于阜成路51号院的暂住地,右转,径直迈入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烧伤整形住院部。16楼烧伤整形科一病区的一间病房内,她的丈夫王锋已住院两个多月。
今年5月18日凌晨,38岁的河南方城籍男子王锋家所在的单元楼着火。安顿好妻儿后,他三入火海,救出6名邻居,也因此被重度烧伤,全身烧伤面积达98%。
被烧伤一周内,社会各界向其捐款超过221万元。“钱已基本够用(治疗,拜托大家别再捐了。”面对从各地持续汇来的款项,潘品当场喊停。
7月12日,王锋转至北京治疗。然而,十余次植皮手术未能挽回他的生命。10月1日下午4时37分,他离开了人世。而潘品翻遍手机,也未能找到一张全家的合影。
只有一人懂的“唇语”
王锋去世前一晚,似乎平静如常。当时,插着呼吸机的他,用口型向前来探视的妻子潘品“点菜”。他说,自己第二天早饭要吃鸡蛋羹,午饭最好是番茄鸡蛋捞面。
此前,由于全身烧伤面积达98%,王锋的气管被切开,无法正常发声,只能以对口型的方式传达心声。
能“翻译”王锋唇语的,只有潘品一人。嘴唇上下翻动间,他心疼妻子瘦了,叮嘱她“多吃点肉”。
潘品记得,丈夫用口型说出的第一句话是,“我们的孩子在哪儿呢?”
二人育有一双儿女,女儿11岁,儿子刚9岁。自7月12日从南阳的南石医院转入北京的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烧伤整形科治疗起,他便再也没有见过孩子。
这间位于16楼的单人病房,用玻璃与外界相隔绝。每到晚间的探视时段,潘品可以隔着玻璃,见一见全身插满导管的丈夫。
这间病房,成了王锋在北京的“家”。护工吕广志回忆,每天上午7点,王锋准时醒来,接着开始吃早点。由于气管被切开,他只能进食稀饭等流食。此后,他就躺在床上,换药,换纱布,掐着手指,等晚上的探视时间。
5月18日凌晨1点多,住在一楼的王锋最早发现着火。把妻儿转移到室外后,他又冲进了火场。潘品记得,丈夫当时让自己“看住孩子,报警”,又说,“里面还有很多人,要把人都叫出来”。随后就三次重回火场,最后一次出来时,已经全身漆黑,皮肤都烂了,脚印都沾着。
被火灼伤的皮肤,极易感染,创口很快会生长出腐肉。在医院内,护士几乎每天都会来到病房,将新长出的腐肉割掉。之后,王锋会被送去“泡澡”。只不过,所用的水,是消毒用的'盐水。
没有人能描述,将创口完全浸泡在盐水中,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吕广志见过有人闹,有人跳,有人“拼挣扎”,哭天抢地更是家常便饭。
但王锋不一样。每次,他都不发一声。但潘品注意到,当盐水接触到伤口时,王锋全身都在颤抖。
未拍成的“全家福”
10月1日中午,潘品如约做好了番茄鸡蛋捞面,看着丈夫一点一点“吸”完。有些敏感的她发现,丈夫的呼吸机,响动声比往常要大。
潘品跑去问医生,对方告诉她:王锋病情加重,呼吸已经很困难,因此加大了进气量。医生说,潘品,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两个多小时后,正在家里准备晚餐的她,接到医院的电话称,“王锋危险了”。
下午4时37分,在历经十余次植皮手术后,因严重感染导致免疫力低下,伴随多脏器功能损伤,王锋停止了呼吸。
在陪护丈夫的4个多月间,当过代课老师的潘品,开始记。10月1日当晚,辗转反侧的她,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一首小诗。
“你走了/不用再为家里奔波了/不用再那么累了/只要专心陪着我和孩子们/就可以了”。潘品划开一页页日记,低着头,不作声。
“他太累了。”潘品记得,从2004年结婚起,便没怎么见过丈夫休息。来自河南方城农村的王锋,是家中长子,有一个患有癫痫的弟弟,加上身体都时好时坏的双亲——他成了家里唯一的劳动力。
高考那年,王锋以三分之差落榜。家里负担重,他没有选择复读,而是接着参加了成人高考,并获得郑州大学计算机技术的自考毕业证,还考取国家计算机三级证书。此后,他在郑州一家医药公司负责计算机维护,每月工资1200元。
当时,新婚不久的潘品辞掉了在老家代课的工作,两人租住在郑州一间每月房租一百多元的小屋内。王锋做好了饭去上班,那时,他买排骨,买猪蹄,核桃夹碎了,放在床边,每个月的工资,除了房租,都让妻子吃了。一到周末,他便骑着自行车,带着妻子满郑州逛公园,人民公园、森林公园,潘品几乎记得每一棵树的位置。
两个多月后,因为怀孕,而丈夫工作忙无暇照顾,潘品回到了老家。
如今想来,潘品说,在郑州的那两个多月,是自己最幸福的时光。
丈夫走后,潘品翻遍了家里和手机,想找出一张全家福,但是没有如愿。她坐在床头,生自己的闷气:一家人一起,怎么就没拍一张合照呢?
“拦不住他救人”
38岁的王锋,平日里喜欢穿白衬衫,把下摆扎进西裤,打上领带。这样的打扮,一直让潘品迷恋,“他看起来,跟村里的小伙子不一样。”
也确实不一样。在父亲王荣义眼中,大儿子“有胆量,敢闯”,是村里走得最远的小伙子。
2006年,女儿一周岁,生活压力与日俱增。这一年,王锋通过出国劳务中介,找到了一份去马来西亚修电脑的活。潘品记得,当时出国费用3万4千元,全部是借的民间贷款。
这一去就是7年。每两年,公司有20天假期。回国后,王锋先顺道郑州看望岳父岳母,然后回到南阳,将在马来西亚买的礼物,亲手交给妻子。
潘品说,丈夫给自己带过一枚戒指,用以弥补结婚时买不起戒指的遗憾,还有一串项链,两对耳环。其中一对心形耳环,她一直戴着,直到有一天上课途中,不知怎么丢到了路上。她骑着电动车,跟学校请了假,回头找了一个上午。
那对再也没有找回的耳环,至今仍是潘品不愿提起的遗憾。
2013年5月,王锋回国。先是在南阳一处油田做质检员,去年7月,他跟妻子一起在方城县办起了“小饭桌”,开了个辅导班。30多个学生,每个学生每月收费350元,除了看作业,还管两顿饭。
为了节省开支,王锋没有雇厨子。每天早晨五点多,他就起来做早饭,把孩子们送去上学后,又一头扎进菜市场,做午饭,刷碗,准备晚饭。30多个孩子的饭不好做,等到晚饭结束,收拾停当,常常已是深夜。
躺在病床上,王锋还时常念叨“小饭桌”的这些孩子。潘品一次次告诉他,孩子们已经托付给别的辅导班,他才安心。
“要是他没有去救人,我们一家到现在还是齐齐整整。”潘品坐在出租屋的床边自言自语,“我当时要是抱住他,他还会去吗?”片刻,她忽然抬起头,“没用的,我拦不住他。”
景海鹏,50岁,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特级航天员。1998年1月,景海鹏正式成为我国首批航天员。2008年9月,执行神舟七号载人飞行任务,同年11月,被授予“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2012年6月,执行天宫一号与神舟九号载人交会对接任务,担任指令长,同年10月,被授予二级航天功勋奖章。2016年6月,入选天宫二号与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担任指令长。
陈冬,38岁,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三级航天员。2010年5月,正式成为我国第二批航天员。经过多年的航天员训练, 2016年6月,入选天宫二号与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
2月27日晚上,我们一家人在一起观看了一年一度的“感动中国十大人物”,和去年一样,心中都有太多的感动和震撼,一直想写点什么,又面临开学很忙所以耽搁了。每个故事都让我特别的感动,这些人即伟大又平凡,她们做一些很平凡的事,但是平凡中透露着一种无以言转的感动。
其中最让我动容的是最美乡村教师朱敏才、孙丽娜,朱敏才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外交官,退休之后他没有和妻子回到北京安想晚年,而是带着本来就是小学老师的妻子,把光鲜靓丽的西装和礼服留在北京,背上简单的行囊,他们来到了偏僻的尖山苗寨。寨里有200多个孩子,在他们之前,这儿只有一名代课老师。尽管做好了吃苦的准备,但条件之艰苦还是超出了他们的预料。他们的卧室跟男厕所共用一面墙,夏天臭气熏天,孙丽娜晚上要戴着两层口罩才能睡觉。为省下钱购买教学器材和孩子的学习用品,朱老师那条大窟窿连着小窟窿的秋裤,他们都不舍得扔,缝缝补补接着穿。
看到这,我心里有太多的感动,是什么支撑他们放弃优越的城里生活而来到这样条件恶劣的山区支教,是他们心中的理想和信念,如果没有这样的信念,只是为了沽名钓誉,是人受不了这样恶劣的生活条件的。作为教师的我看到这夫妻俩无怨无悔,不畏艰难的教育孩子的时候,我心中有太多的羞愧。我在自我反省,我是在无怨无悔的教育孩子吗?很多时候心中是不是也充满了很多的功利性。
还有两位科学家中国氢弹之父于敏和科学先驱师昌绪。从60年代开始,于敏放弃了个人热爱的`基础物理专业,此后30年一直隐姓埋名,于敏一生只有两次公开露面,一次是1999年,国家为两弹一星元勋授奖,另外一次是2015年1月9日,国家科技奖颁奖,于敏成为最高科技奖的唯一获得者。而科学先驱师昌绪于上个世纪50年代不畏艰辛,从大洋彼岸的美国留学归国,于60年代立下军令状研制出航空发动机最关键的空心涡轮叶片,成为中国高温合金的开拓者。他于2000年组织两院论证,将制造大飞机列入中长期规划。九十多岁了,他还天天去自然科学基金委上班,编辑《材料大词典》,并为国家新材料的开发和利用献计献策。两位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被评为同一年度“感动中国”人物,这在“感动中国”长达13年的历史上还是头一回。
其实这些科学家对国家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但是我们又有多少人能记住这些为国家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呢?我们整天关心的是哪个歌星又找了小三,哪个明星的生日是哪一天,我们的青少年天天追星。电视媒体天天宣扬的是这些东西,而真的很少有人去关注这些真正为国家做出杰出贡献的人,这是不是我们国家的一种悲哀呢?
好心人“炎黄”张纪清;做儿子的耳朵和向导、陶艳波;守护父亲的朱晓晖,他们都是很平凡的人,他们都做一些他们认为很很平凡的事。但试问他们所做的事我们哪个人能一直执着的做下去的。陶艳波就是一个普通的母亲,但是她能一直陪伴失聪的儿子接受正常的教育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甚至到大学和儿子一起学习,这不是彰显一种母爱的伟大吗?朱晓辉本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但是为了生病的父亲,放弃了一切,甚至是幸福温馨的家庭,从一个爱幻想爱写诗的小女孩变成了满脸沧桑的时候,我心中充满了太多的感慨,这不也是彰显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的传统孝道吗?但是现在我们有多少人丢失了我们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东西,每个人心中都充满了浮躁。
其实我们的电视媒体应该多宣扬这些正能量的东西,不要让我们忘本,不要让我们孩子思想上受到污染,让我们的孩子健康成长,这样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才有希望。因为我从我儿子看完之后泪眼迷离的小眼中看到了希望,其实我们孩子都是向善的,关键是我们怎么去引导!
今天,我观看了感动中国十大人物评选,其中的每一个人都让我泪流满面,从中使我的灵魂焕然一新,使我的思想得到了熏陶。让我学会了怎样做人,怎样做事,素质也更上了一层新的台阶。该节目对我记忆最深刻的是一对同桌母子,一个命运不佳的孩子,在小时候得了一种病,因发烧导致耳膜出,从而丧失了他的听说功能,这个令我们痛心的孩子叫杨乃彬。但是,他的妈妈陶艳波并没有因此而放弃杨乃彬,而是想尽一切办法弥补孩子的先天残疾。陶艳波到北京学习唇语,教孩子说话,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教杨乃彬叫“妈妈”,都用了整整三年的时间,陶艳波从头至尾没有产生放弃念头一次,一直耐心教导。老天被陶艳波打动了,最终杨乃彬学会了说话,只不过有些吐字不清。看到这里,我更加到了母爱的执着、忘我。
就在这时,陶艳波做出了让所有人惊讶不已的行动,让杨乃彬上正常学校,接受正常教育,并辞职陪学。难道这不正是母爱无私的体现吗?在陶艳波的努力指导下,儿子先后考上了重点初中、高中直至大学,与儿子同桌、陪读16年。遇到难题,陶艳波总是在心里想:自己不会儿子就更不会。有时为了一道难题,陶艳波要绞尽脑汁想一晚上,然后给孩子讲。他们母子俩就这样闯过一道道难关。看到这里我的眼睛湿润了,不为别的,就为世间伟大的母亲陶艳波而流,为她喝彩,她是母亲中的典范,她的母爱是世间最亮的一座灯塔,照亮天下所有的母亲。
到此,我对母爱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心里更有了好好孝敬母亲的决心。
有许多人说,这简直是一个奇迹,还有人要给这个奇迹起名,有人说是“自强不息的杨乃彬”,有人说是“母爱的光辉”,而我却认为这个奇迹的名字叫“母亲”。
感动中国,今天它却真正的感动到了我心里!
王定国,“延安五老”之一谢觉哉的夫人,生于1913年,是健在的年龄最大的女红军。她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新中国成立后,任最高人民法院党委办公室副主任,第五至七届全国政协委员。2009年9月,被评为双百人物之一。
“我清楚地记得在漆黑的夜晚,在蜿蜒曲折的路上,我们点燃了火把,长长的队伍像火龙一样,把天地照得通红……我一直在寻找这生命的火种。”王定国这样回忆。
这是一个忠贞追随者的人生写照。
百多年风雨,从黑暗到光明;两世纪奋斗,唯初心从未变。
蜕变:从童养媳到女红军
王定国的原名叫王乙香,1913年2月出生在四川省营山县的一个佃户家庭。困苦的生活迫使她早早地挑起了重担,六七岁的她,就要到卖担担面的面食馆推磨挣钱。
那时,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王家也难逃噩运。由于没有粮食,她的妹妹被活活饿了,父亲也因过重的压力病故了。无奈的母亲卖掉了她三岁半的二弟,才安葬了她的父亲。为了活下来,只好把她给了邻村的李家当童养媳。
川东地下党中心县委委员杨克明以布客身份来山区开展工作。王乙香简陋的家,成了农会活动的秘密联络点。她从退婚、剪长发、解放小脚开始了闹翻身、求解放的征途。
获得自由的王乙香改名王定国,配合农民协会四处宣传放脚、剪发、男女平等三件事,让妇女劝男人不吸鸦片,动员妇女参加农民协会。
1933年10月,许世友率红九军解放营山,王定国参加了红军,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县苏维埃政权内务委员会主席、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营营长、川陕苏区保卫局妇女连连长,为红军送弹药、清剿土匪,拿过枪、上过战场……
至今,王定国清楚地记得走上革命道路的那些细节:
“1932年,我跟着王维舟的川东游击队走南闯北。他有一个侄子叫王波,当时在91师,要我跟着他们走,我就跟着他们打游击去了。”“1933年12月,营山县委在消水河地区召开党代表大会期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记得那天晚上,县苏维埃组织部领导找到我,宣布我为中共正式党员,无候补期。他们和我谈了话,鼓励我在今后的斗争中要更加坚强。入党令我心绪万千,心情激动,我感到自己终于有了依靠,有了人生的奋斗目标。”
如果说一个人从平凡到伟大有一个起点,入党就是王定国的起点:“从那天起,我就只有一个想法,跟党走,不掉队!”
长征:五过雪山三过草地
1935年3月,王定国调入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前进剧团,自此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长征路。
长征,一个震撼世界的艰难征程。在王老记忆中,牺牲与战斗永不磨灭:“草地我走了3遍,翻了5座大雪山,我们文工团要做宣传鼓动工作,行军途中跑前跑后,走的路远不止二万五千里,应该是一倍以上。”王老在雪山上还冻掉一个脚趾头,“用手一拨,趾头就掉了,也不疼也不流。”
王老记得:“百丈关战斗,当时敌人把路全都堵住了,不让我们走,牺牲了很多人。剧团的人也参战,我们枪很少,大家都背着乐器赶路,手里有扁担之类的棍棒。也不是空手打仗,用棍棍棒棒打。”
艰苦卓绝这四个字,对长征中的女红军来说,考验更大。王老说:“过草地很艰苦,仗打得也很苦。敌人多,我们人少,打得好就赢了,打得不好,人就没了。”
革命路上有艰险,有时更会身临绝境。“我们想的,就是打开一条路,唯一目的就是和其他部队会合。男女没有什么区别,打仗时不是说女的留下男的打,而是大家一起打。”王老如此坚定。
过若尔盖草地时,王老的体重仅剩下50多斤,“要是胖的话,哪里过得来啊!踩到泥潭里就要陷下了。”除了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雪山草地的严酷环境,饥饿、疾病、疲劳也是大敌。历经艰辛,王定国最终还是走出来了。
让王老铭记的,是和毛泽东主席一起过草地,“和战士们一起行军,也不骑马,徒步前行,还一路用浓重的湘潭口音给大家鼓劲儿。”
王定国的这条路走得心里踏实,步履坚定。
战斗:在危难中鼓舞士气
从长征开始,王定国的战斗方式就是一手拿着枪、一手拿着剧本。
王定国身材瘦小,平时就爱唱爱跳,还担任过地方革命负责人,随中央红军长征后,被抽调到剧团做宣传工作。
今天的人们,已经很难想象那个时代的战地宣传是怎样的情景,又意味着什么。
王老曾这样回忆,“山高路险,道不好走,剧团走前面,当拉拉队,大家看了我们唱歌、跳舞,忘了疲劳和艰苦,就走得快了。”
一边要长征,一边要作战,一边还要创作、编演、做宣传。部队行军时,剧团必须在队伍前头赶路;休息时,演员们还得回过头来进行慰问演出,从队头一直演到队尾。有人说:宣传队员所走的长征路,有时甚至超过一般部队的一倍。
仓德山是红军战士们翻越的第四座雪山。在那之前,战士们已经翻过了夹金山、梦笔山、长板山。雪山上空气稀薄,气候变化无常。上山时,还是阳光明媚,爬到半山腰就云遮雾罩,寒气袭人。等爬到山顶时,气温更是急转直下。爬上来时刚出了一身大汗,紧接着被冷风一吹,顿觉腰背冰凉。战士们的.双手被冻得僵直,几乎抓不住木棍,耳朵也仿佛是要被冻掉一般。
就是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王定国和剧团的战友们仍然坚持着为同志们鼓劲,他们用自己的歌声和呼喊唤起同志们的斗志:“打了胜仗以后,剧团要去慰问我们的战士,我们去唱唱歌,跳跳舞,欢迎归来的战士,他们就不想战斗的事了,忘记战斗的苦了。”
1936年1月中旬,剧团翻过夹金山到大炮山慰问红五军三十七团,那里人烟稀少,野兽很多,经过艰苦行军,走了整整两天两夜才赶到大炮山脚下的牦牛村。“三十七团指战员听说我们冒着风雪,长途跋涉来前沿阵地演出,高兴极了,提前为战友做饭、烧水,并派人前往迎接。演出时,风像刀子一样刮着战士们的脸,而脸部肌肉冻僵了,手脚冻麻了,可这喧闹的锣鼓声却振奋着每个战士的心。”王定国回忆。
无悔:生追随不改初心
在王定国的一生中,更严峻的考验是在参加西路军作战那一时期。
1936年11月,西路军向河西走廊挺进。王定国所在的剧团改称为“红西路军前进剧团”,过黄河后剧团跟总部行动。
“战斗中,我右腿被流弹击伤,剧团从士门到凉州时,我右腿又挨一枪,腿完全麻木了,天冷流出来也冻成了冰,也不知道痛,包扎了一下照样行军。”王定国回忆说。
1936年12月5日,剧社奉命慰问从古浪突围出来的红九军,不料与马步芳部队遭遇。终因弹尽粮绝、寡不敌众,剧社余下的30多人被敌人抓入了牢房。
“白天,不见太阳;夜晚,不见月亮。房阴森森,人孤零零,只有豺狼把牢房。”多年后回忆起被俘的境况,王定国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不叛变、不泄密、不出卖组织,千方百计营救战友,是王定国那个时期的全部信念。
1937年8月,党中央在兰州成立八路军办事处,全力营救被俘的西路军官兵,王定国和战友们被救出。当时担任八路军办事处党代表的是谢觉哉。
等见到营救回来的红军官兵时,谢觉哉一下子认出了王定国。谢觉哉中曾记载,王定国就是在长征途中替自己缝过羊毛衣的姑娘。经过“同志们关心,组织上安排”,1937年10月,两位志同道合的战友,在兰州“八办”简陋狭小的平房里,幸福地结成了革命家庭。
从此,从兰州、延安到北京,王定国几乎一直在谢觉哉身边工作。
从此,不识字的王定国有了一个不知疲倦的“识字教师”。
从此,王定国先后生育了7个子女,并全都抚养成才。
1971年6月15日,谢觉哉与世长辞。王定国在谢老走后的6年里,先后整理、撰写、出版了大量谢觉哉文献,总文字量多达500万字。
岁月易逝人易老,但革命者王定国心随党走不觉老。
1983年,从工作岗位退下来的王定国开始了新忙碌。她参与筹建了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中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她还关注林业发展,提出了我国造纸业应走林、浆、纸一体化等建议。2009年4月王定国被全国绿化委员会授予中国生态贡献奖“特别奖”,2011年又被授予 “终身生态贡献奖”。
央视“感动中国2016年度人物”前20位候选人近日公布,温县温泉街道西南王村走出的维和英雄申亮亮入选。12月8日,以申亮亮英雄事迹为题材的电影——《和平使命》拍摄项目在其家乡宣布正式启动。
该影片由河南汇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投资,河南电视传媒发展有限公司联合拍摄,影片以申亮亮为原型改编而成,旨在弘扬维和烈士申亮亮的`崇高精神。当天,《和平使命》电影筹备组与申亮亮家属代表签署了关于申亮亮肖像权、剧本改编权等的授权书。
据投资人介绍,该影片将由国内一线实力导演执导,并力邀多名当红演员参演。2016年6月1日,中国驻马里共和国维和部队遭遇恐怖袭击,申亮亮用生命中的最后37秒,换回了部队其他人员的平安。
© 2022 zuowencangku.com,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