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伦理的探究方式,凸显了让生命伦理学说“中国话”的基本价值诉求。若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彰显中华卫生文明的“道- 德”价值图式。概而言之,此价值诉求可表述为: 传承中华文明之“道”,彰显中华卫生之“德”。我们总是在特定的文化历史语境中提出并面对生命伦理学问题。因此,生命伦理学说“中国话”,在文化、历史层面,必然涉及一种生命伦理学的话语“产出”的动机和前提反思。略而言之,这里存在一个根本之诉求,即透过生命伦理的话语方式来表达吾人之“如何安身、何以立命”的文化政治学或生命政治学意义上的安身立命的“大问题”。在这个层面上,我们需要从一种文化进路上,特别是从一种“意识形态批判”的视角上,思考生命伦理学的语境前提或历史前提。一旦我们从这一方面进入生命伦理学问题,就会赞同恩格尔哈特做出的如下判断,他说,“这样的生命伦理学的语言是与俗世的程序生命伦理学的语言截然不同的……这样的背景下,道德是一个真理,它超然于圣人的体验,并牢牢地与历史嵌合。”①借助这种看问题的视角,我们不难发现: 在“与历史嵌合”的“道德真理”的向度内,生命伦理学的价值图式在中国语境中的现实展现,它既不同于西方传统基督教背景下的生命伦理学,又不同于西方现代自由主义背景下的生命伦理学。它要求我们从一种文化历史的语境视域进行“生命伦理学”的“问题域”的历史还原,以反思生命伦理学的文化根本和精神命脉。
另一方面,虽然不同文化类型或文明体系在其文化历史语境中都开出了“医治受伤之心灵( 或灵魂 ”的“灵丹妙药”,但“身体与心灵”的辩证法表明,从“灵魂转向”到“身体转向”,可以说,一直以来就是世界各大文明体系( 不论是基督教文明体系还是儒家文明体系在其现代化的文明进程中都会经历的道德形态过程。这并不是说,现代性不需要照料灵魂或者不致力于灵魂的拯救,而是说它把“身体问题”置于一种优先地位。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与身体问题相关联的现代医疗卫生及保健的专业化发展和现代医疗技术的进步带来的各种生命医学伦理的挑战。在这个层面,让生命伦理学说“中国话”,就是要搁置具体道德内容上或具体道德立场上的众声喧哗的争议,将探究的重点聚焦于一种程序合理性的共识,以寻求可普遍化的道德原则。当然,达成共识的难度是显而易见的。实际情况表明,我们有多少宗教,有多少关于道德、正义和公平的理解,就可能存在多少种对生命伦理学的俗世的理解。这导致的效应是: 对于医疗资源分配问题,我们既无权威理论和恰当说明,也没有被普遍接受或公认的论证; 对于、保健分配、安乐也无法达成普遍一致的公认的主张。“……更值得注意的是,对良善生活和正当行为,没有一个富于内容( content - full 的、普遍接受的界定。关于如何着手解决这一困难,并建立一个规范的富于内容的伦理学( content - full ethics 和与之相适应的生命伦理学,也没有一致意见。”生命伦理学在具体内容上产生的歧见和异质性话语,带来了一种影响深远的“共识坍塌”的危机。在这个问题向度,生命伦理的价值图式在道德世界观上的体现,要求我们从形式合理化视域或程序正当性视域进行“问题域”的逻辑还原,以思考生命伦理如何应对或求解普遍原则之论证及其应用的难题。
当然,今天高新生命技术( 包括基因技术 、纳米技术和信息技术的进一步融合发展,带来了一些影响深远的伦理挑战和法律难题。高新生命技术的发展遵循“支配对敬畏的绝对胜利”。它不仅仅构成了现代人之“生存”无法摆脱的“座架”,还支配着从身体到心灵、道德和情感( 例如在脑技术或神经科学的最新进展中所展现的那样 的领域。高新生命科技通过对基因、信息、细胞( 或神经 进行操纵,发展出一种全面技术统治。在这个层面,生命伦理学说“中国话”,必然在关涉人性之本质、人格之尊严、人类自主性之内涵等实质伦理问题的理论诠释、实践治理和难题求解等论题,进而强调从实践智慧和实践理性视阈进行认知旨趣的实践还原,以探究具体情境中伦理难题的求解之道。
以上三方面涉及生命伦理的思考方式或探究方式在文化取向、原则取向、问题取向( 或难题取向 上的分殊及其话语方式的异质性分布。不难看到,它同时也特别地凸显了让生命伦理学说“中国话”的基本的价值目的之诉求。一方面,就文化根源而论,我们当然不能脱离中华传统的文化根脉和精神家园。让生命伦理学说“中国话”,就是要让生命伦理学传承中华文明之“道”。
毫无疑问,我们总是从中华民族的文化生命中产生“生命伦理”的思考方式和话语方式。中国传统的哲学和文化( 包括宗教、艺术、政治、法律等方面 ,是由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的历史性伦理实存及其文化价值核心产生独具特色的理论话语和生命道德智慧,进而对卫生文明、生命政治、身体保健、医德规范、生问题等创构了一套源远流长、影响深远的生命伦理的精神资源。这是西方生命伦理学不能完全理解、也无法全面、准确地呈现“生命”和“伦理”以及“生命- 伦理”内在关联的体系。我们必须面对或正视我们自己的生命伦理学的文化的、历史的和意识形态方面,描述中华文明体系中“生命”和“伦理”如何结合成为一种伟大文明进程的“生命伦理”之“道”。
另一方面,就道德现实而论,我们不能脱离人口意义的医疗卫生和保健的现实生活世界。让生命伦理学说“中国话”,就是让生命伦理学关注当下中国生命伦理的医疗卫生现实,以彰显中华“卫生”之“德”。不可否认,中国生命伦理学的话语体系构建不能脱离中国语境的“卫生”之“德”或保健之现实。“卫生”一词在汉语语境中是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日常用语,它的原义有“护卫生命”之义。让生命伦理学说“中国话”,要面向当代中国语境,讲述中国医疗实践和卫生保健的故事,探究和谐医患关系的建构途径,解决中国医疗民生问题,求解人口健康和医疗公正的伦理难题。其重点应放在其现实层面的“保健”、“卫生”之“德”的关注上。在当今中国医疗卫生体制变革和卫生健康革命的全面展开及医疗技术进步的宏阔背景下,重构生命伦理学的中国话语。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卫生美德论述只有转化为一种现代性道德话语,融汇进“现代医生- 医院体系”的道德形态之中,并在精神实质方面完成现代性转换,才具有普遍性并焕发生命活力。因此,在中国语境的现实性维度,我们必须适应全球化时代文明对话和文化融合的趋势,引入“和而不同”的伟大智慧,汇聚全人类的良知和智慧,只有这样,才能让说“中国话”的生命伦理学呈现为一种具有普遍的世界性意义的中华文明之“道”和中华卫生之“德”。
前段时间,我们学校来了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李智华老师。
当时她的演讲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依然记忆犹新。只因她的坚强与勇敢带给我们的事非一般的震撼。这足以让我们产生共鸣。一场无情的大火。李智华老师永远地失去了她的双臂,命运却没有折断她飞翔的翅膀;一场大雪,带走了李智华老师至爱的母亲,但却没有夺走她生活的勇气;一句残酷的否决,李智华老师便与梦想中的教室失之交臂,但她却依然想象着命运的转变。是啊!只因她拥有着乐观向上的态度!多么残弱的身体,多么伟大的力量!
虽然李智华老师在无情的大火中失去了双臂,可老天又在无形中给她增添了一双隐形的翅膀!在她的梦想中无限地飞翔,在梦想中,她碰到了天、抚了天上的云,在那里,她就是天空的主角!
可她不只是在梦想中当主角,她在不停地攀登。
没有了双臂的李智华老师,想尽一切办法让其他的部位代替手臂。
她试图让双脚来代替双臂,便拿起杯子来挑战。她用脚趾夹起杯子的把手,杯子刚刚颤颤巍巍地起了一些,又马上落了下来,可她并没有气馁,就这样,衰落又端起地重复着,三个月的时间内,她终于可以毫不摇晃地将杯子中的水送入口中。接着,经过李智华老师的努力与坚持,她不仅端起了“沉重”的杯子,还学会了自己叠被子、用脚写字,自己吃饭。是她,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做真真正正的自食其力。
“在我三个月的时候,我就与神进行了一场顽强的搏斗,在搏斗中,我是一个胜利者!”这句话是李智华老师发自内心的感言,也是我印象最深、感触最大的一句话。这不是一个失臂者发出的感言,而是一个强者所发出的贯穿人心的呐喊!可见,李智华老师的内心是多么地强大,在困难面前不服输的态度,让我不禁心生敬意。当我面对困难时,我应该会不时想起这句话吧!它会使我坚强,它会使我振奋,它会使我带着满满的希望向前进取!
李智华老师的精神定会陪我走过人生的道路,它教会我勇敢、坚强、自信,使我明白人生没有过不去的事,没有跨不过的坎儿,只要坚持,相信一切都是浮云,一切都将会过去。
生命伦理学的“认知旨趣拓展”,在具体的方法学进路上,是指从文化传统的溯本还原和医疗生活史重构,对中国生命伦理学的问题域进行梳理,以从文化历史的进路、理论逻辑的进路和实践难题的进路拓展其知识谱系、话语语境和思想类型。因而,内含着一种“问题域还原”的方法学意识。当今中国生命伦理学的诸种论辩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一个前提性探究的工作,即在进入生命伦理学的话语体系之前对生命伦理学的问题域进行还原和澄清,以避免生命伦理学的争论出现话语形态上的不可通约。事实上,由于忽略对生命伦理学的问题方式进行反思,人们很少关注“问题域”的构成。因而,很多时候争论各方并不清楚何以会争论不休,这使得生命伦理学论争经常陷入尴尬的境地: 不同学科背景或文化背景的学者们,在生命伦理学的诸论题上,似乎除了展示分歧之外便无所作为了。针对这种情况,我们提出的“问题域还原”的方法,就是主张面向不同学科之间、不同文化传统之间以一种对话形式和关联方式对构成生命伦理之问题的方式进行跨界沟通。其主要目标在于寻求形态学视角上的理解范式之转化,其基本进路就是: 在理论、思想、话语的前提上通过问题域之“问”使人们获得面对道德分歧的引指。
“问题域还原”是对构成问题的问题进行深入探究,以清理那些“不是问题的问题”或者“不构成问题的问题”。如,“人权”是否构成儒家生命伦理学的“问题”就存在不同的观点。这产生了对儒家生命伦理学进行“问题域还原”的重要课题。“问题域还原”的必要性在于,它通过对构成问题的语境条件进行前提批判,并由此进入生命伦理学跨学科条件和跨文化条件下的形态构成论域,进而在一种道德形态学视角下展开与人口健康、人伦关系和身体政治有关的道德维度。从这个意义上看,“问题域还原”的方法是一种切近于从道德形态学视角研究生命伦理学的进路。
中国生命伦理学的“问题域还原”,它包括历史、逻辑和实践三个层面的“问题域还原”。从“历史还原”的视角看,西方话语体系无论以何种标签的“普世”形式面世,它都不能够全面、准确地呈现中国生命伦理学的话语谱系和思想脉络,无法替代中国生命伦理学的话语实践和语境回归。从“逻辑还原”的视角看,生命伦理学的理论逻辑( 包括它所坚持的道德原则论证 摆脱不了意识形态的印记,它或多或少体现了某种意识形态的谋划。原则主义进路的生命伦理学所标举的普遍主义价值承诺,在理论逻辑上隐蔽着某种西方中心论的陷阱,需要中国生命伦理学以逻辑还原的方法破除这种普遍主义的“迷雾”。从“实践还原”的视角看,生命伦理学必须应对由大数据、云计算、高新生命技术,特别是基因技术、纳米技术所带来的生命伦理挑战,不能脱离自身的文化信念和价值基础去面对生命伦理学的棘手难题,而必须在问题域还原的基础上回答“应该做什么”和“应该如何做”的问题。
“认知旨趣拓展”和“问题域还原”表明,不同的“文化景观”和“问题方式”开启并面对极为不同的生命伦理学的问题和难题,这在“知识脉络”和“问题构型”上不可避免地遇到文化形态的生命伦理学与具体问题( 或难题 的生命伦理学之间的异质性断裂。于是,让生命伦理学说“中国话”,就是要打破在“意识形态话语”之“一般”和“科学话语”( 特别是与之相关联的“科学项目” 之“具体”之间所预设的一致性。二者之间的不一致所形成的张力,并不影响让生命伦理学说“中国话”的文化价值诉求。相反,它通过区分不同层次的“问题域”,使得生命伦理学在界划理论分析与难题治理的功能分域中,既保持对“文化景观”的图景构画或文化传统的重新发现在价值姿态上的诚实性,又保持对具体问题应对和伦理难题治理在道德敏感上的开放性。
在陡峭高大的山顶,我看见了她。她静静地站在崖边,目光中凝聚着一股无法推断大小的正能量和勇气,她眺望着远方直到灰茫茫的天地之界。她有着一对轮廓清晰柔美的翅膀,它洁白得散发着巨大的光芒,与纤瘦弱小的身形衬托出别致的美感。翅膀壮大了她的生命,我甚至没发觉她身体两侧空荡荡的衣袖有多么悲伤。
我悄然无声地走向那对翅膀,走向平静又非凡脱俗的她,仿佛靠近一番圣洁又伟大的气息。我的脚步愈加轻快但沉重。她转过身来的那一瞬间,我脑海中唯独浮起一个念想:她和我们,没有什么不同。她的笑颜如此阳光干净,仿佛正诠释着一段青春之歌的活力和;她的发型利落大方,散发着一种大姐姐的亲切和成熟。我们一齐坐了下来,一齐望向山的另一边。她沉稳又略带感伤地向我述说着她人生里里外外的经历和欢欢忧忧的故事,就像是翻越了千山万水的先行者向后行者指明前方的路途。原来,当她还是个百日婴儿时,就被一场熊熊大火吞噬了双臂,这使她无论生活、学习和工作,甚至生存,都造成了巨大障碍和影响。就在这时,她的翅膀开始散发光芒,掩盖残缺的双臂,鼓舞她向更高更远更广的未来飞翔。蓝蓝的天空中依稀呈现出一个令我印象深刻的故事画面:刚上初中的她踉踉跄跄地站立在破旧的床边,眼神中透出几丝无奈和酸楚,但双唇仍紧紧抿着,牙齿仍紧紧咬着。泪水充盈了她的眼眶,但她忍住了。不知是第几十次,她抬起了颤巍巍的一只脚伸向凌乱不堪的床被——她想要靠自己的力量来整理床铺!也许,对于现在同样是初中生的我们来说,叠被子已是小学生就该会的事,但对于失去双臂的她来说,那是个天大的难题。不知无助跌倒了多少回,不知磨破脚趾多少次,不知流过多少和泪,付出了多少代价。终于,12岁的她以全乡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初中,16岁的她被评为“自强模范”,19岁的她考上西安欧亚学院,20岁的她被树立为“全国中小学生学习的模范”,27岁的她获“感动内蒙古十大人物”……即使满身风雨,她也无怨无悔。
轻风拂过她的面庞,阳光温暖着她的脚丫,她的侧脸格外动人和美丽。告别前,我轻轻地给了她一个坚实的拥抱。泪眼朦胧中,我清晰地看到了她身后的翅膀——闪烁着她生命的光芒依旧耀眼洁亮。
我们都是想飞的孩子,用青春编织梦想的翅膀。上帝一时头脑发热,关上你的一道门时,他也会悄悄地开启一扇窗,只要你心怀追求梦想的信念,并不断为之改变和进取,光明的翅膀便会带你飞向理想之海,畅游到梦想的彼岸!起航吧!展翅吧!随着她——李智华老师,一同感受生命的炽热和梦想的美真。
当今中国生命伦理学的话语体系构建及其研究进路,受到两套相互对立的话语及范式之影响。第一种是“应用伦理学”,准确地说,就是“应用论”的生命伦理学范式。第二种是“建构中国生命伦理学”,可以称之为“建构论”的生命伦理学范式。两者的差异非常鲜明,甚至可以说是两套全然不同的生命伦理学话语和范式,构成了中国生命伦理学研究中互不相容的“应用论- 建构论”的难题。让生命伦理学说“中国话”,必须从“认知旨趣拓展”和“问题域还原”寻找突破口,破解这一虽属“入门”然而却影响深远的难题。
从“应用论”观点看,它强调将某种被视为具有“普遍性”或“普遍主义特质”的道德理论在中国语境中的应用。应用论尤其偏重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被尊奉为具有普世性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道德理论的应用。其用力之处不是理论上的创造性建构( 它认为原有的理论已经足够了 ,而是将重心放在了理论的“应用”上。也就是说,这一研究范式在逻辑上是按照“理论- 应用”的逻辑来安排先后秩序,只不过逻辑上居先的“理论”被当做毋庸置疑的前提,而逻辑上在后的“应用”才是重点所在。以这种方式,它旗帜鲜明地采取了一种理论的应用姿态,即把某种现存理论话语及其原则论证( 通常是“西方生命伦理学的理论话语” 指认是一种普遍主义的生命伦理学论述,从而把中国生命伦理学的任务界定为具有普遍性的生命伦理学理论在中国语境中的具体应用。
“建构论”则选取了另一套话语及研究理路。它致力于中国语境下生命伦理学的传统重构———或曰“传统的重新发现”。以此为进路,建构论话语主张“重构中国生命伦理学”。它的重要标志是通过对中国生命伦理学的语境前提和精神资源进行提炼或深入挖掘,以推进一种“传统重构”或“传统的重新发现”。它的重点是“理论的建构”而不是“理论的应用”,即是说,它优先关注的是通过某种特色理论话语的建构来抗衡西方普遍主义的侵蚀,强调从传统的现代转化或当代重构的建构主义纲领出发,界定中国生命伦理学的认知旨趣和问题域构型。
“应用论- 建构论”在中国生命伦理学的研究范式和话语方式上的对峙,在宏观视野上带来了关于“中国生命伦理学”合法性问题的争议,在微观视野上进一步加深了生命伦理原则论辩的复杂性和歧异性。这不仅对“中国生命伦理学”的研究范式和话语方式来说是如此,在全球生命伦理学的各种竞争性理论和观点论争中亦同样呈现为大致相同或相似的理论格局。两套话语及其研究范式的分野或相互竞争,通常表现为文化取向的生命伦理学( 如基督教生命伦理学或儒家生命伦理学 与原则取向或问题取向的生命伦理学( 如俗世的或应用的生命伦理学 的相互对峙、难于让渡的困局。我们只要翻阅当代美国生命伦理学家恩格尔哈特的著作清单,就不难发现一个可资引证的事实: 他在世俗人道主义的生命伦理学与基督教生命伦理学两翼上所从事的探索工作,明显地凸显了“文化- 历史”向度与“问题- 原则”向度之间存在一条泾渭分明、难以逾越的鸿沟。不同“认知旨趣”和“问题域构型”的生命伦理学的不可通约及互不相容并非一无是处。如果换一个角度看,不难发现,它们亦有其毋庸置疑的积极意义,是中国生命伦理学展现其形态多样性的一种表征,更是其蓬勃生机的体现。让生命伦理学说“中国话”需要面对不同类型的生命伦理学的话语范式之间的相互交锋和论争。一方面,多样性论争有利于我们深化或拓展生命伦理学的研究论题和问题范围。另一方面,为人们扩展道德形态或文化形态的生命伦理学的认知旨趣及其问题域视阈提供了契机或参照,推动生命伦理学面向更为广阔的实践论域进行主题拓展。例如,进一步凸显和重视与人口健康和身体伦理有关的生命政治实践、大众医疗卫生和公共健康政策等重大现实问题。换句话说,多种形态( 而非单一形态 的中国生命伦理学的异质性话语对峙,既有利于人们扩展道德形态或文化形态的生命伦理学的“问题域还原”提供了契机,又有利于人们深化或拓展具体项目层面的生命伦理学论题和问题范围。前者是具有鲜明的文化意识形态印记的问题域类型。后者更多地体现为一种面向实践或现实的可细化为具体科学化研究和原则论证。它们之间的对峙和冲突在表现形态上尽管千差万别,但在本质上则可归类为两种典型的形态:一是与“信念”有关的精神形态,涉及传统的重新发现、文化历史语境的回溯或回归、宗教形而上学根基之探寻等实质伦理方面的有关论题;一是与“程序”有关的理性形态,涉及各种类型的现代性之建构、科学化之循证、世俗人道主义原则之论证等切近“形式伦理”方面的相关论题。让生命伦理学说“中国话”,既需要立足于中华卫生文明的生命伦理之“道”,推进文化意义上的传统之“重新发现”,又需要立足于现代医疗技术和生命科技的迅疾发展,关注医疗技术实践在伦理形态视阈( 特别是在技术形态和伦理形态的相互关联方面 的理性内涵和精神内涵的拓展趋向及其发展趋势。
让生命伦理学说“中国话”,需要瞩目于“应用论- 建构论”之间隐含着的关联性方面而非分歧性方面。从道德形态过程看,“认知旨趣拓展”和“问题域还原”表明: “应用论- 建构论”之间的关联,随着传统意义凸显和医疗技术实践的深入展开而变得愈来愈显著。建构论生命伦理学对文化信念的强调影响了应用论生命伦理学的形态。比彻姆和丘卓思合著的《生命医学伦理原则》从第4 版开始接纳医学美德伦理学,可视为明证。同样,应用论生命伦理学对道德议程或道德原则的强调也影响了建构论生命伦理学的致思取向。这一趋势在相对宽广的历史视域中呈现为亟待深入挖掘的道德形态过程,并界定了中国生命伦理学话语体系构建的方向。换一个角度,从现代医疗技术带来的各种伦理难题及其应对看,生命伦理学的两种范式之争存在着对立面统一的可能。也就是说,在“应用论- 建构论”的两歧论争中隐含着一种融合的趋势。它为生命伦理学说“中国话”创造了丰富生动的语境前提以及将技术形态与伦理形态融贯起来的形态互动的视阈,蕴含着破解“应用论- 建构论”之争的新进路。
今天静心国学堂组织家长和孩子一起去观看邹越老师演讲的《让生命充满爱》,这次是第三次观看啦,每一次的感受不同,在整个过程中邹越老师围绕“爱祖国、爱老师、爱父母、爱自己”为主线,我和孩子听的心潮澎湃,句句扣人心弦,演讲内容不空洞,都是一些日常生活中感人的情节,情理交融,真情流露,异常感人,使我深切的感到我没有白去这一次,同时更感谢静心国学堂又一次给啦我观看这次演讲的机会。
通过观看这次演讲,让我深深地又一次感到,我们现在缺失的感情太多了,我们对孩子的教育也过于贫乏了,我们的自身素质应该有所提高。‘爱’是人人都需要的,尤其是我们的孩子和老人,当我们溺爱孩子的同时,又给了我们父母什么样的爱呢?我们做到位了吗?现在的孩子,在学校,在家里,享受着老师、父母的百般呵护与关爱,但是,有没有发自内心的对父母与老师的尊敬与爱戴呢?在会场,我小声的对孩子说:“老师与父母一样,值得爱与尊敬,正如邹越老师所讲的,老师是你灵魂的修造者,老师和爸爸妈妈一样,对你们的爱是无私的,他(她是博爱的,因为他(他真心实意的爱着你们每个人,是你乃至全社会都应该尊敬的人。”
在近两个小时中,我的灵魂收到了洗礼,我被深深的打动了,我被真切的事实感动的流泪了,因为这是一次触动心灵的演讲,更是我们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的及时雨。所以爱需要你用心去,去报答。爱只需要你的一句问候,一声呼唤,一丝感慨。学会去爱和感恩别人是自己的一份良心,一份孝心,因为如此才会有和睦,有快乐,有彼此间的敬重。 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去看待社会,看待父母,看待亲朋,你将会发现自己是多么快乐,放开你的胸怀,有美与乐,人就在天堂;没有美与乐,人就在地狱。在地狱中,无论拥有什么样的名利学问,都是绝对的苦难。真正的美与乐只能从高洁的精神世界产生,从美好的信仰中产生!
曾经多少次失去了方向,曾经多少次破灭了梦想。如今我已不再感到迷茫,我要我的生命得到解放。我想要怒放的生命,就像飞翔在辽阔天空,就像穿行在无边的旷野,拥有挣脱一切的力量;我想要怒放的生命,就像矗立在彩虹之巅,就像穿行在璀璨的星河,拥有超越平凡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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