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是政治学的开山鼻祖。他第一次将政治学从其他学科中分离出来,并形成了自己独立的研究领域。他确定了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使政治学真正成为一门系统的学科体系。
《政治学》一书中,亚氏以城邦作为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所谓“至善”的城邦。书中,首先是对于理想城邦的探讨。全书分为八卷。第一卷应该是一个序言。政治学应当从何处开始。什么是城邦:一种追求至善的包含其他一切的共同体就是城邦。亚里士多德从一开始就批评了一种谬论即认为治城邦如治家,家长、主人、政治家和君主实际上是一个意思,区别仅在于治理人数的不同而已。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治国与治家是不一样的,家务管理者与政治家也是不一样的。
从第二卷开始,亚氏开始讨论各种政体了。政体的研究也是全书的核心和关键。“我们准备考察,对于那些最能实现其生活理想的人来说,最好的政治共同体是什么。”亚氏认为政治学是一门实践的科学,所以要研究所谓的理想政体,更要考察现存的各种不同的政体。理想政体应当是能够实际可用的,因此最好的政治共同体是由最能实现其生活理想的人来实现的。这种处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中庸主义式的思想贯穿着全书的始终。“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第二卷中亚氏开始了对其师柏拉图及其理想政体的强烈批判。他认为,“城邦的本质就是许多分子的集合”,反对柏拉图整齐划一式的最理想的城邦组合形式。他还反对妻子财产共有等等柏拉图的共有制的思想。接下来,亚氏批判了柏拉图《法律篇》中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两种最坏政体形式的结合体—共和政体。在最后,亚氏还比较分析了斯巴达、克里特、迦太基等不同的政体形式,
城邦的基本要素是公民。公民的本质决定城邦的本质,所以要研究城邦,首先要研究公民。在第三卷的开始,亚氏开始讨论公民的定义。“凡有资格参与城邦议事和审判事务的人”就是该城邦的公民。这就是说,只有享受平等政治权利的人才是公民,只有由这样的公民组成的政治团体才是公民。紧接着,开始讨论善良之人的德性与良好公民的德行是否相同。结论是:“即使不具有一个善良之人应具有的德行,也可能成为一个良好的公民。”
在此之后,讨论来到了全书的重点部分—政体的分类。亚氏将政体分为正宗政体和变态政体两类。正宗政体: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共和政体;变态政体: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平民政体。亚氏对各种政体进行了比较。特别是对于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的比较。寡头政体崇尚财富,认为由富人当政,政治权利的不平等分配看做正义;平民政体追求自由,认为一切都应当平等,使政治权利的平均分配为正义。接下来,亚里士多德论述了城邦的权力归属问题。他认为,由多数人掌权是合乎公道的。
接着自然地转为各种政体的问题。当城邦中德性较高的人越来越多后,君主制开始逐渐被共和制和寡头制取代。但是平民政体,是众人德性堕落的结果。民众决断一切是永远和野心家的煽动与僭主的谋权分不开的。在亚氏看来,共和政体和贵族政体,都是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的某种混合,区别在于前者倾向平民而后者倾向寡头。最优良的城邦,在亚氏看来,是中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政体,因为中产阶级人数最多,从整体上占有着巨大的财富,个人而言,既不富有,也不贫穷,所以能够保持整体上的稳定。而且中产阶级讲求平等,注重德性,能够更容易做到“中庸”的美德。
在第五卷,亚氏开始讨论各种政体覆灭更替的原因,以及保存政体的最佳方法是什么。首先是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的冲突。根本原因是二者的正义观不同:自由和财富的对立。其次,平民和寡头的冲突引起僭政,因为僭主欺骗双方,使他们认为只有在僭主的统治下才能使双方得到安宁,可实质确是,挑拨双方的互相斗争才是僭主维持自己权力的法宝。僭主因不正当的权力产生恐惧,并因为这种恐惧而运用种种僭术来对付人民。但是,明智的僭主会变得谦卑恭顺,使自己的行为符合法律,从而使僭政得以长久维持。这也是僭主制的保全方法。
在最后的七八两卷,亚氏从新回到了对于理想城邦的讨论。最优秀的政体就要有最值得选取的生活。对于幸福的人,幸福的城邦的讨论。以及对于土地分配,共餐制,子女的抚养和教育问题,音乐、文学等等具有柏拉图式理想观的讨论。这也说明亚氏的思想终究在某些方面被其师柏拉图深深的影响。
总之,亚里士多德是政治学的创始者,是古希腊政治理论的集大成者。《政治学》也是经典中的经典。其中有关城邦,政体,法制等政治思想深深的影响了此后的政治家和学者。
《政治学》是亚里士多德最为重要的著作之一,也是西方世界第一部系统探讨政治原理及其实践问题的著作,在西方政治思想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地位。
该书另一个重要主题是教育,教育作为连接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纽带,被认为是培养公民、实现和保障善治的基本途径。亚里士多德通过对教育与政制、公民职业和伦理关系的探讨,从而与柏拉图等一起将教育放置于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这一认识也成为西方重视教育这一观念的重要来源之一。由此可见,在古希腊时期,政治、教育和道德伦理被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来考虑,它们共同构成整体城邦乃至共同生活方式的基础,并一同致力于追寻理想社会与人的发展。
《政治学》共有八卷。第一卷和第二卷从家庭、国家的形成和前人关于理想城邦的论述入手,形成一个思想“爬高”的缓坡。第三卷从哲学的角度探讨作为政治基础的公民的自然本性,从而确立其政治哲学的基础,到达第一个思想顶点。随后,论述具体政体的第四至第六卷成为第一个思想顶点之后的“高原区”。第七卷一开始即进入第二个思想顶点,论述作为个体的生活方式和道德伦理问题即个人幸福,并将其与理想城邦即城邦幸福紧紧关联在一起。第七卷后半部分至第八卷则是第二个思想顶点之后的.又一个“高原区”,探讨实现个人和城邦共同目的的途径,也即公民灵魂教育和政治德性的培养问题。在探讨体育和音乐教育之后,该书的论述戛然而止,但其论述的内在逻辑则引向伦理学主题,进而引导到《尼各马科伦理学》一书,而《尼各马科伦理学》在结尾也将对德性的讨论引向政体和立法,从而与《政治学》形成一个首尾相连的结构。这也是一种整体视野的体现。“这意味着,没有关于灵魂与德性问题的研究的‘政治学问’只是一种残缺不全的学问,同样的道理,对于公民灵魂德性之塑造无动于衷的政治体制可能只是一种残缺不全的政治体制。政治技艺的本职就是教养灵魂。”
亚里士多德所处的时代,昔日辉煌的希腊城邦由于相互的征伐、内部的党争以及执政者的本身的fu败堕落走到了了历史的尽头,再加上北方的马其顿的军事入侵希腊城邦时代上了一个句号,作为形体的和表现物的城虽然没有了,但是其作为人类史上的光辉时代的精神确是后人的思想源泉和制度蓝本,而作为这种精神的载体和人类理性的成果的代表之一,就是亚氏在希腊末期所著的《政治学》,其对后世的影响无需多述,因为今天的大都政治主流价值就是源自它。
作为一个生活在城邦时代的著名学者,更是作为一个在城邦中生活的公民,受其实际生活和生存的环境的影响,书主要是在一个城邦的范围内表达作者的思想和以此作为作者考虑各种问题的基础,还有受其当时的观念的影响所有的问题的讨论都是在一个公民的角度来讨论,换句话说就是作者的问题处理是排除了努力和外邦人的意见,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作者首先通过分析法和追溯法描述的是城邦的本质、城邦目的和形成。亚里士多德的在论证城邦的本质的时候使用分析的方法,分析城邦的构成因素并在“公民”这个要素上广泛的论述,在公民构成的城邦里,作者对“公民“的定义是:“公民是凡得参加司法事物和治权机构的人们”和今天以年龄分界不同,而这部分的人民参加和决定是城邦的最高权利和最重要的事情,这种享受平等的政治权利的人组成的就是城邦,所以城邦的本质就是一个民主的制度下的公民组成的共同体。关于城邦的目的和形成作者是在把人类社会要达到三种“善业即物质的富足、身体的健康和良好的道德,这中间良好的道德即灵魂的善事本质性的,这也是人之所以区别与动物的关键,而这三种的“善”的实现只有城邦能做到,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或者说是“人是政治的动物”而这个人类共同体的`城邦就是为了达到“至善”的目的“城邦是最崇高,最有权威,并包含一切其他共同体的共同体所以,城邦追求的是至善。”其形成的过程首先,世间有着必须存在的结合体,他们一旦分离便不可能存在。即男人与女人,是为着繁衍、类的延续而必须结合在一起。而天生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也是为了保存而建立了联合体。这样两种结合体在一起,首先必然形成家庭。由此得出家庭是为了满足日常生活需要而自然形成的共同体。接着,一个家庭通过繁衍,就形成村落最古老最自然的形式。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最早的城邦由国王治理。多个村落为了美好生活联合形成大到足以自足或近乎自足时,城邦就形成了“如果早期的共同体形式是自然的,那么城邦也是自然的,因为这就是它们的目的。”
作者对政体的定义是:“一个城邦的职能组织,由此确定最高统治机构和政权的安排,同时订立城邦即全体个分子所祈求的目的。”划分也是按照不同的标准,一种政体是只顾及统治者目的还是全城公民的目的:正宗政体和变态政体。另一种是按照掌握最高权力的统治者人数的多寡:一人统治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统治。还有以上两个标准综合起来划分:君主制政体贵族政体共和政体这三个。把城邦的公共利益作为执政的目标的正宗政体,另外寡头政体平民政体和僭主政体这三个把执政者的利益作为执政的主要的变态政体。尽管作者讨论和论述各种政体,但是他自己没有认为哪个一定是最好的,反而倒是觉得都是有问题的。最主要是怎么坚持“中庸”原则。
作者批判了柏拉图的《理想国》,认为不仅是不可取的,也是不可能的。同时对于柏拉图的”整体幸福”提出不同的认识,认为幸福应该是全体人或大多数的幸福而不应该排斥一些人。理想城邦的建设还离不开教育,他认为,教育的目的不仅是为国家培养有教养的公民和治国人才,而且要发展个人的天性,使年轻一代得到发展,为将来的美好生活作准备。为了实现这个教育目的,他主张顺应灵魂的三个部分,对人进行体育、德育、智育三个方面的教育。
关于体育,他认为体育的目的是使儿童身体健康、具有勇敢精神和坚强意志。在三个方面的教育中,体育应放在首先的位置,因为健康的身体是城邦公民参加政治活动、参加战争和过美好生活的基本条件。关于德育,亚里士多德认为,道德教育的目的是要培养人的美德。当人的各种天赋职能都得到满足,并能在理性的支配和领导下得到和谐而充分的发展时,人就是一个有美德的人。或者说,当一个人的感情、为理性所控制时,人就产生美德。他还认为,美德的特性就是“中庸之道”。所谓“中庸之道”,就是“在适当的时候,对适当的事物,对适当的人,由适当的动机和适当的方式来感受这些感觉,既是中间的,又是最好的,而这乃是美德所具有的”。关于智育,亚里士多德认为,智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理性灵魂”。他主张年轻一代要学习广泛的知识。他认为,学习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有用不仅是为了把工作做好,而且是为了使人善于利用闲暇。为此,他提出了“自由教育”的理论;他认为,如果单纯追求有用,就不能形成高尚自由的心灵。这个与西方的科学与技术发展历史颇像,就是一种不为功力,实用的原则的自然发展状态的追求。
“凡是属于最大多数的公共事务常常是最少受人关注的事物”。人类从那时到现在历经两千多年,历史的年轮也深深打在人类的文明史上了,但是这样一个思想的现象在当代我们的生活中依然广泛存在的,人类的一个观念的转变的真实渐进是转变,但一定不是到最后完全的没有以前的思想观念的影响!想象一下一个两千多年前的人类思想观念的一个习惯,就被一个智者不仅发现,注意到了,而且其可能产生影响都给准备的把握到了。看到这些我们不得不从内心佩服、更是从心里尊重古人的智慧。
维护统治阶级的政治统治和经济利益,是民主的实质内容。俞可平先生曾强调“在人类迄今发明和推行的所有政治制度中,民主是弊端最少的一种。也就是说,相对而言,民主是人类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类文明的进步,人们普遍发现这样的事实:人们的文化素质不断提高,人们也越来越充分的认识到,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政府只不过是人民的仆人,人民建立政府是用来为人民自己服务的,人民通过选举产生的代表和政府官员只是人民的代理人而已,他们必须履行对人民的诺言,如果他们违背了这个社会中人民的普遍意志和社会的普遍公理的话,人民完全有权力把权力收回到自己手中。为了使他们——这些由人民自己选出来的政府官员不至于因为权力滥用而造成更大的损失,人民,包括这些政府官员必须设置一系列的制度,创造一系列的法律来保障人民自己的权利。在人民普遍形成的这些观念中,人民迫切需要民主,迫切需要一套完善的保障民主实施的制度,民主也成为目前人民这一切希望的代名词。
俞可平先生指出,民主是个好东西。首先,从民主的本义来讲,虽然当前出现了无数民主理论,但是真正科学的民主理论万变不离其宗,各民主理论都最终强调民主必须体现主权在民,必须保障人民的各项基本权利,必须实行“人民统治"。这表明,实行民主,核心在于保护人民自己,在于使人民能够充分享受到作为国家主人的好处,在于让人民建立政府、自己选择适合的官员,在于人民作为一切事物的最终裁判者。其次,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趋势。发展民主意味着向共产主义迈进了一步。因为民主体现了共产主义的要求,共产主义社会要求物质财富极端丰富,人民的文化水平、道德情操极端高尚,人人平等,人人享有自由,没有阶级,没有压迫。再次,从民主的价值和功能上讲,民主可以充分表达民意,实现民主监督、民主决策,能够使决策科学化、监督有效化,从而有利于推动经济发展,保证社会繁荣稳定,体现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民主,是当前世界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在以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为指导下不断发展,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民主制度。历史长河的流淌已将新中国这艘破浪前行的航船带过了六十个年头。六十年来,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既经历过“文革”及其之前的艰难曲折.更经历了改革开放后前所未有的长足发展。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对于巩固和发展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实施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具有广泛而深远的重要意义。
此外,发展民主政治对于社会主义中国具有更加深远的意义。社会主义必须体现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民主,需要发展更高的民主。邓小平曾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江泽民非常重视发展社会义民主政治,他从加强党的建设的角度指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党的进一步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这充分表明了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的决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意义。进一步指出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发展方向。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这在根本上是由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关系决定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
政治学是关于阶级斗争的学问,掩盖阶级本质进行更好的统治则是每本政治学著作的最大功效,在这一点上,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也不例外。即使亚氏的理论站在了剥削阶级一方,即使亚氏的理论在当时也已落后在了政治现实之后,当更应看重的是他开创了剥削阶级政治学以及其思想对后世的巨大影响与意义。
《政治学》一书中,亚氏以城邦作为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所谓“至善”的城邦。书中,首先是对于理想城邦的探讨,对城邦的讨论引出了对公民探讨与要求。而在此之后,讨论来到了全书的重点部分—政体的分类。亚氏关注了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的比较,寡头政体崇尚财富,认为由富人当政,政治权利的不平等分配看做正义;平民政体追求自由,认为一切都应当平等,使政治权利的平均分配为正义。
在这个问题上,亚里士多德基本大致勾勒出了政治生活秩序的基本原则:任何政体都自然地倾向于尚慕“平等”的`民主政体。但是,这种平等只是政体内的一种政治状态,这种状态需要一种超出这种状态之外的力量来予以守护。因此,构建民主政体的主要任务与其说是谋求平等,不如说是谋求平等的保卫者。而这种平等的保卫者存在于平等的政治状态之外,它的存在与政体内的平等的政治状态构成极端但却必要的不平等。而在探讨保卫这样一种民主政体的同时,政治家又往往陷入了辩护民主政体同时又对君主政体保持了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而这或许就是亚氏向后人在民主进程中提出的一大难题。
在之后亚氏对“政体类型学”的论述中。他大致沿袭了柏拉图的分类理论并发展形成了自己的“政体类型学”。而其影响之深,诸如当前屡屡见诸报端、新闻的“左”、“右”、“共和”、“民主”、“宪政”等等政治论说之争论在本源上都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以来的经典政治作家们的“政体类型学”。
而在最后亚里士多德却将笔锋转向了政体与立法。“我们的前辈把关于立法的研究任务留给了我们,我们必须开展这项研究,去搞清楚使得一个政体兴盛和衰亡的因素是什么,如何妥善地维系一个政体”,亚里士多德这样说道。
回顾亚氏的政治哲学,我们不难看出人类自古以来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对于何为美好生活的不断思考。而对于还处于“前近代”社会,和并未落实宪政和民主诉求的现今中国来说,亚氏仍具有其积极意义和塑造公民人格的力量。自由主义足以清除近代史上对于粗暴的历史单线论的盲目崇拜和对于国家主义的狂热拥抱,但对于破除之后何以建立一个公民社会和民治体制似乎并没有一个准确的目标和规划。回顾以亚氏为源头的共和主义,我们似乎可以看见一点点答案。共和主义的热烈和令人沉思的力量与自由主义的清冽想调和,则可以建构一条通往开放、自由社会的小道。
《政治学原理》是山西财经大学mpa核心课程,作为主讲教师参加本次精品课程培训学习,很有必要,也很有收获。周先生深入浅出的讲述,认真负责的教学,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周先生教学内容丰富多彩,教学方法灵活多样,对我今后改进教学工作具有特别重要的启发意义。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相关原理,我们认为政治文明是人类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为建立公共秩序、推动社会进步而形成的,用于调节公共权力和私人利益关系的价值规范、组织体系和制度安排的有机总和。它通常由政治意识文明、政治制度文明和政治行为文明三个部分组成,其中,政治制度文明是核心。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文明的基本理论,正是在这样的政治文明观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结合当代中国政治文明的发展实际,可将之具体归纳为以下若干观点:
第一、人类生活是物质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有机统一。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文明”体现的是与一定的社会生产发展相适应的社会政治价值规范和制度安排,人类文明的发展,必然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辩证统一的运动过程。
第二、政治文明产生于人的现实活动,必须以现实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为基础。将人的生产活动和社会交往视为政治文明的现实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政治现象和政治生活本质规定性的深刻揭示。
第三、政治文明建设的核心是国家政权建设,国家政权建设的关键是制度建设。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政权不仅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而且也是政治建设的首要问题。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必定包括国体建设和政体建设两方面的任务。
第四、政治文明的发展过程是从古代政治文明向现代政治文明进化的过程。人类的成长过程是人逐渐摆脱外在束缚、最大限度获得自由的过程,这个过程被马克思称为“人类解放的过程”。
第五、民主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本质特征。现代政治文明产生于人的政治解放,而人的政治解放的本质内容就是:一方面,人在社会领域获得自我支配的权力,成为自由的劳动者;另一方面,人在政治领域获得平等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成为公民和法人。
第六、“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新型的现代政治文明。与同属于现代政治文明的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形态相比,“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又是一种新型的现代政治文明。
第七、政治文明建设必须坚持时代性与民族性的有机统一。政治文明的“时代性”特征,要求政治文明必须随人类文明的发展而发展,做到与时俱进、与其他文明形式协同发展。
经过13天的时间终于把王浦劬老师的《政治学基础》第二版看完了,而且是看了两遍,作为考研复习的重要参考书,多看几遍是十分必要的,以后还得再看一下。就此书的内容上讲,也很有看的必要,据说这本书是国内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集大成者,起码与我读过的政治学教材进行比较,这是个当之无愧的评价,这本书无论是在内容的翔实程度,还是在论证的严密程度上都可算是最好的。
第一篇讲政治和政治学的概念和发展问题,和其他同类著作差不多,不过作者在这里提出了自己对政治的看法,即认为政治是在特定社会经济关系及其所表现的利益关系基础上,社会成员通过社会公共权力确认和保障其权利并实现其利益的一种社会关系。作者突出了利益在政治中的核心地位,在此后各章中,作者也会用利益分析法对政治关系及其表现形式进行分析。
政治关系是社会关系的一种形式,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基于社会利益要求和利益关系而形成的,以政治的强制力量和政治权利分配为特征的社会关系,而其他政治现象则是它的外化和具体形态表现。它包括利益关系、政治权力关系和政治权利关系,这三者又互相影响,其中利益关系居于三者的核心地位。
利益来源于人们的需要,但需要转化为利益则要发生于人们的社会关系中。利益具有内在矛盾,具体表现为四类矛盾,其中犹以利益的二重性即利益实现要求的主体性和实现途径的社会性二者的矛盾最为重要,它影响甚至决定了接下来所要论述的政治权力关系和政治权利关系。利益关系表现为共同利益和利益的矛盾,实际上,就每一个利益主体而言,这两类利益只不过是其利益的两种形式,尽管共同利益成为其上一级组织或团体的利益并表现出独立性,但仍然是原利益主体利益的一部分。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分析利益矛盾特别是分析纵向利益矛盾的时候,如何合理分割这两类利益成为处理利益矛盾的关键问题。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如何划分共同利益和个别利益(也即利益主体除共同利益以外的利益),成为解决矛盾的关键。另外,共同利益所表现出来的五大特性,即公共性、非市场实现性、单一性、相对独立支配性、多重价值复合性,将会对政治权力特性和政治权利特性产生重要影响,三种是对应的关系。利益是人们构成政治关系的出发点,这就决定了利益和利益关系对政治关系和政治生活的重要作用,特别表现在对政治权力和政治权利的影响上,并进而影响到了政治行为、政治体系、政治文化和政治发展等多个层面。
政治权力是不同利益主体结成利益关系后,基于共同利益以力量凝聚的方式形成共同的力量,并于不同利益要求的力量进行力量角逐和力量制约,在力量对比过程中相对强大的一方政治力量将成为政治权力。从纵向上看,群体力量天然大于个体力量,高一级群体力量大于低一级群体力量,最终可以发现社会力量成为政治权力。从纵横向两个角度可以找到它们的交汇点,也即公共权力,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它通常由执政党来执掌,在阶级社会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在社会主义社会代表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这是因为虽然社会力量成为政治权力,但社会不会成为有效的权力主体,它需要人作为具体的权力主体承担者,而人本身又是属于特定群体的,一般而言,属于在横向上最强势的那一个群体的成员共同掌握了对社会力量的控制权,也就掌握了政治权力。在这里,作为公共权力的社会力量其实是与执掌公共权力的社会群体政治力量合二为一,这在后面要讲到的公共权力和执政党权力的关系时还会详细论述,两者其实是后者对前者的执掌和领导。
政治权利是政治权力确认和保障的社会成员主张共同利益的法定资格,也来源于社会利益关系及其内在矛盾。可以看出,政治权利和政治权力的基础都是共同利益,这也显出政治的公共性。政治权利以政治权力为保障,也发挥着维护实现政治权力主体利益的作用,而政治权力的特性连同共同利益的特性,也在单个社会成员主张共同利益和集中的政治权力确认分散的政治成员权利的矛盾运动中,转化成政治权利的特性,具体表现为政治权力的主体利益性转化为政治权利主体的相对个体性,权力的强制制约性转化为后者的法定规范性,前者的专属排他性转化为后者的自主性,前者的扩张延展性转化为后者的权利义务统一性,前者的多重职能性转化为后者的自由价值性。
政治行为是政治关系的直接动态表现,包括政治统治、政治管理和政治参与,前两者属于政治权力行为,政治参与属于政治权利行为。前两者都来源于权力制约关系及其内在矛盾运动,不同的是前者本质在于政治权力主体通过维护自己权力地位和既有权力制约关系来实现利益和要求,功能在于对社会政治力量和社会成员的利益矛盾进行控制和约束,内容上则表现为建立政治权威和服从关系;后者本质则在于实现公共利益和协调利益矛盾,功能就在于解决这些矛盾,内容上表现为承担公共职能和公共事务管理工作。简单说,两者区别就在于前者以保护权力地位来实现权力目的,并且着重对挑战其统治地位的利益矛盾进行规制,但仅仅是将其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而具体的解决则交由后者来负责,两者最终都统一于对政治权力主体利益的维护上。政治参与是政治权利行为,离不开政治统治的资格确认和政治管理行为的保障。
政治体系是政治关系的组织实体和制度的体现,具体表现形式有国家、政党及其制度、政治社团及其制度。国家和执政党与政治权力联系最为紧密,而非执政党和政治社团则更多的表现为政治权利行为。而政治文化则是政治关系的心理和精神的反映,可分为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前者是浅层和感性的部分,但却表现为潜在形式,后者是深层和理性的部分,却可通过显在形式来表现。政治心理多体现在个体层面,因此属于政治权利的作用范畴,而作为统治思想的政治思想则与政治权力联系密切,当然,被统治阶级的思想还是主要和政治权利联系在一起。作为政治关系的深层因素,政治文化不一定随其他政治现象和经济基础的改变而改变,而表现出内在稳定性的特点,对政治及其发展产生巨大作用。政治社会化则是政治文化的传播、变迁过程。
政治发展本质上是政治关系的变革和调整,表现为政治革命、政治改革,而政治民主则是政治文明进步的标志。革命与改革有所区别,前者是剧烈的社会变革,是质变,并引起社会、文化和经济基础的根本改变,而后者则强调渐进和稳定,是量变,不会产生社会制度根本变化的结果,最终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此外两者区别还在于前者多以自下而上的形式发生,而后者则通常是自上而下。
理解这本书关键是要理解这本书的逻辑结构,作者对此做了较为明确的说明,也就是对包括阶级利益在内的社会利益两重性展开分析,并以此为起点展开对政治权力和政治权利关系的分析,而后两者也构成了本书的两条逻辑主线,政治行为、政治体系和政治文化等都围绕这两大主线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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