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小学生作文游记【一】
那是在我11岁的时候了，那天是署假，我们一家准备去登泰山。
“哧”只听得猛地一声刹车声，到站了，站在泰山脚下，抬头望，山上树木郁郁葱葱的，花显得更鲜艳，草显得更茂盛。
泰山像一位巨人等着你去攀登，折尺形的阶梯像一条蜿蜒向上的巨龙，被山上那四季常绿的树木掩映着，隐隐约约向上延伸，令人望而生畏，以前，我总是登不上山，这次，我下定决心，泰山，我一定要征服你。
那天是在清晨的时候了，我们顺着清晨漂浮在半山腰的薄雾继续前进，我们爬呀爬，爬呀爬，直到爬不动的时候，我们回头一看，啊?难道这就是我们爬了1个小时候后的结果?才这么点?我抬头仰望着那高高在上的泰顶，它似乎在用那略带轻蔑的笑说：”切!你还说你要征服我?你这回怕了吧!“我不服输，决定要登上顶峰，我随着左右侧的连山和绿水的移动而一股脑地往前冲，哈哈!我看我还真能当长跑选手了!你看那些山都追不上我，还在拼命地为自己打劲，“加油!加油!加油!”
不知是什么时候了，我慢慢感到空气越来越清新，雾越来越稀薄，温度越来越低。我走到哪了，为什么旁边的山越来越矮了?难道它们都吃“雾缩剂”了吗?我决心不再管他们，一股脑地往前走就对了。
突然，我看到了一块碑，十八盘。那里很陡，山也高，台阶间也比较紧，所以走的时候，我都不敢看下面，忐忑不安地走了半天。哇!又一块碑：南天门。耶!太棒了!我终于等到这一刻了，你看这里稀薄却略微朦胧的雾又一次出现，那里非常冷。我不得不套上了大衣。走进南天门，那里有一座庙(我没进，三块碑，最醒目的是中间的那块，那上面记录了泰山的历史。我站在那旁边和南天门留了一块照片，当时，我真是太激动，太自豪了。我站在边上，往下看去，泰山如同一条长龙似的，连绵起伏，曲折蜿蜒，底下的美景尽收眼底，一幢幢大楼瞬间成了群蚁排衙的模样!
民国小学生作文游记【二】
泰山为五岳之首,又名岱山，海拔一千五百四十五米.在这个黄金周我有幸登上了泰山。
我们开车来到泰安市，在泰安市吃过早饭便来到了天外村，把车停到停车场。随后买票进入泰山。
在蜿蜒起伏的山路上坐了十几分钟的车到达了中天门。我抬头仰望泰山，泰山山势高峻挺拔;山峰连绵起伏;清澈的泉水从山上流淌下来;石头千姿百态;山花烂漫;松柏苍翠欲滴…… 我暗下决心：一定要登上泰山，去欣赏山上那美丽的风景!
我们从中天门出发，我们爬呀，爬呀，望着眼前的石阶，仿佛爬不完似的。我看到其他游客气喘吁吁，大汗淋漓的样子，心里不仅担心：我能爬上去吗?正在这时，一位拄着拐杖，年纪约七十多岁的老奶奶从我身旁走过，既然一位花甲老人都不放弃，那被人们称为刚出生的太阳的我又怎能放弃!特别是看到几位叔叔光着脚丫，拎着皮鞋，我特感动!我擦了擦汗，喝了点水，又开始了。一边爬山，一边欣赏风景，峭壁的石头上有许多古代、现代的名人的书法，他们的字苍劲有力，各有千秋。终于到了十八盘，十八盘是泰山最险峻的一段路，十八盘过后便到了南天门，之后是玉皇顶。我们一鼓作气向前“冲”，终于攀上了玉皇顶，我俯视泰山四周，其他的山峰好象在我们脚下。这时，起雾了，雾好像一层薄纱环绕在泰山的四周，，在我看来，一切都那样渺小。我们来到日观峰，日观峰是欣赏泰山日出的绝佳场所。我们乘缆车下山，从空中欣赏泰山，脚下的泰山显得那样安静!那样美丽!
我们在中天门下了缆车，坐上汽车下山了。再次仰望泰山，泰山在薄雾的映衬下
显得更加俊秀挺拔!我想：泰山!我下一次还要攀登到顶峰!
民国小学生作文游记【三】
吃完午饭后，我们来到了善卷洞，洞里是黑漆漆的一片。我们首先上了云梯，来到了“云海”，里面有许许多多奇形怪状的而又颜色鲜艳还是一个个动物造型的石头。其中，最让我记忆犹新的是“鹰笑痴熊”的那块巨石。这块石头讲的是一只老鹰在笑一只爬了一千年树的一只熊，这只痴熊爬了一千年还是没有爬上那块石头，可怜啊可怜。我们还来到了水晶宫，在那里，我们坐在了一条船上，开船了，教练说要让我们刺激一番，于是他站了起来，左右摇晃，船便被带动摇晃了起来，左倾右斜地让我们连连惊叫，好几次差点翻船。下船后，我们一个个坐在地上，双腿发软，嘴上却一个劲地喊“刺激，过瘾！教练，我们强烈要求再玩一遍！”接着我们来到了400米高的滑道，那些未满三年级的“狗熊们”及其家长们和女教练全去到上面去坐索道，而我们这些“英雄”全都坐上了滑道。（本人刚刚三年级毕业。）我抬头看了看索道，真可谓：“扶摇直上九霄天，飘然下落神仙境”啊！
后来我们还玩了好些游戏，其中在拔河比赛中，我们车队获得了第二名，我们队员人人都奖到了一个漂亮的笔袋，真不容易埃我们的最后一个活动站点是到“天下第一陶吧”去做陶瓷，我做了一对天敌——蛇与鼠，分别送给我的两个好朋友。
唉，教练在催我上车了，我得溜了，拜拜，我溜！宜兴，我还会再回来的。
民国小学生作文游记【四】
《民国风度》中的79位人物，可以大概归结为三个序列。一是大学校长，如梅贻琦、蒋南翔、蒋梦麟、马寅初、傅斯年、张伯苓、马相伯等。他们的风骨、精神各不相同，但其个人风采以及对学校的影响，都令今人在追慕之余不甚感慨。二是近代以来各学科在中国的奠基人，如考古学之李济，现代语言学之赵元任，物理学之叶企孙、吴大猷，地质学之丁文江，经济学之何廉，社会学之陶孟和等。他们对自己安身立命之学科的关注与倾心，真非今日许多学科之“权威”所能比拟。三是其他文化业界的前辈，如大公报社之张季鸾，商务印书馆之张元济，编辑界之孙伏园，新闻界之邵飘萍、黄远生等。他们的责任担当、社会敏感等等，都展现出那个时代的品质与高度。
民国那些人体现着民国风度，他们虽然千人千面，个性迂狷狂痴，但内里不失风骨、风雅与风趣，底子上都有一个“士”字守着。“士”乃知识分子的本色，它要求知识分子必须对家国、社会、历史有所担当，对自我的生命有所担当，对学术本身有所担当。因拒收张作霖30万元封口费而遇害的邵飘萍有一座右铭：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铁肩担道义”可以概括为民国那些人的担当之“志”，是他们对自我在社会、历史中的角色、立场的选择与认定。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代表的，不是某个利益集团的利益，更不是一己之私利，而是社会公共利益，是时代的正义和良知的代表。
钱理群先生在该书的序言里谈到，知识分子对家国、社会、历史的担当，在两个时刻显得尤为重要。一是民族危难时刻，可举一例：曾任辅仁大学校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和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的陈垣先生在北平沦陷时对启功说：“一个民族的消亡，从民族文化开始。我们要做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保住我们的民族文化，继承下去。”二是在社会道德失范的时候。危难时刻显本色，越是社会道德失范，知识分子越要承担起精神坚守的历史责任，大学也越应该发挥“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的精神圣地的作用。这其实是知识分子的自觉意识和天然责任。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知识分子的使命是否发生了变异？周有光先生在其“百岁口述”中说，一代有一代的使命，他们那代知识分子的使命是“还我河山”，那是民族危难之际的呐喊与担当。那么今天，知识分子的使命是什么呢？不好回答。
什么是对自我生命的承担？时下热衷于报项目课题的教授们可能也不好回答这个问题。《民国风度》中，费孝通对自己的老师潘光旦有段评价：我们这一代很看重别人怎么看待自己，潘先生比我们深一层，就是把心思用在自己怎么看待自己。“看重别人怎么看待自己”，在意的是身外的评价、地位，说白了，就是虚名；而“自己怎么看待自己”，在意的是自己对不对得住自己，是自我生命能不能不断创造与更新，从而获得真价值、真意义。费先生说他们那一代已经不能与潘先生那一代相比，那么我们这一代、我们教育出来的下一代呢？真让人惶恐不已！
民国那些人中，有些人只是一个学者，他们仅为学术而生。在曾昭抡同时代人的回忆中，有关曾先生的怪癖传闻很多。说他曾站在沙滩红楼前，和电线杆子又说又笑地谈论化学上的新发现，让行人不胜骇然；带着雨伞外出，却在暴雨中提伞走路，任衣物全湿；吃晚饭时心不在焉，拿着煤铲到锅中添饭；忙于工作，很少回家，有次回去竟被保姆视为客人。如此等等。费孝通先生曾对这些怪癖如此评价：在他心里想不到有边幅可修，他的生活里有个东西比其他都重要，那就是“匹夫不可夺志”的“志”；知识分子心里总要有个寄托，曾先生把一生的精力都放在了化学上，他为化学这门学科在中国的开创与成长而付出的辛苦，犹如父母之于儿女。这种对学术的痴迷，显出呆傻的状态，但没有这种状态，钱理群先生认为，是不可能进入学术，登堂入室的。现在的许多学者聪明过人，自然也就与纯粹的学术相去甚远。这固然可以说是时代、体制之弊，然要说其中个人全然没有责任，未免也是托辞。反观当下诸多“过度社会化”的知识分子，只能让我们仰望前贤，追慕逝者。
徐百柯本人在后记中说，写完14位大学校长，回首望来，不禁感叹：一校之长，今安在？很显然，当代大学校长优秀者不乏其人，徐的感叹不过意在惋惜一种“长校”精神之流逝。当年全国各地的报纸猛烈批判《新人口论》，马寅初却拒不，依然笑眯眯地出入燕园，“圆圆一张脸像弥陀”。他说：我总想以行动来教育学生，希望北大的10400名学生在他们的时候和将来在实际工作中要知难而进，不要一遇困难便低头。“匹马单枪”之北大校长言行之中展现的风格气度与精神追求，让人敬仰，更让人深思。
傅斯年在1949年后出任台湾大学校长。某日冬夜，傅斯年穿一件厚棉袍伏案写作，其夫人俞大綵坐在一边缝补他的破袜——第二天学校有两个大会，校长不能太寒碜。夫人催他早点休息，他说正在为一份杂志赶写文章，想早点拿到稿费买条棉裤，“我的腿怕冷，西装裤太薄，不足御寒”。这温馨夜色下的天方夜谭，真令我辈感叹！傅斯年是何等人物？是敢在委员长面前叼着烟斗翘起二郎腿的人，却竟为一条棉裤如此周折！
这是徐百柯行文的高处，他写傅斯年这样具备种种传奇的大家，却只从平常处说起，雕刻平凡细节之中的伟大。他写冯友兰也是这样，只提冯的“两束雄文”：一是冯友兰代表西南联大致函教育部抗议其训令，此文被后人赞为铭刻了一所大学“力争学术自由，反抗思想统制”的光荣品质；一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此文被史学大家何炳棣称为融古烁今的“不朽文章”。30年后，冯氏重读碑文，竟然“感慨系之”。原因何在？何炳棣有言：此碑永存，而它所代表的学术自由精神未数载即开始消逝。
此外，书中杜涌涛的序言、钱理群的再版代序，还有“延伸阅读”及作者的后记，都与“民国那些人”相得益彰，从不同角度诠释着民国风度。徐百柯认为，“他们离我们今天并不遥远，但他们守护、在意、体现的精神、传统、风骨，已与我们相去甚远”；但他又希望通过种种努力，来对抗断裂、遮蔽与遗忘，培养一些建设的力量。
但逝水悠悠，这样的努力，不知成效几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