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家族组织与社会秩序
中国的农耕方式是自给自足,小自耕农使人们有一种自然的家族式聚集倾向,不需要与外界有太多的联系,虽然分散,但农耕方式让人们安定下来,减少了流动,也使得统治变得容易起来,各地的官僚可以随意调任,中国看起来就是一个大的“农村集团”,使得这种基层组织稳固的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统一的国家,而是儒家思想中对于家族伦理道德的强化。
所以,中国人的亲疏远近十分明显,无论是多少思想的深入,都不能超脱家族的组织,这也是那些入侵的非汉族在来到华夏大地后,不约而同地大部分采用汉人的官僚制度、文字等的原因。
2、地理与政治因素
“易于耕种的纤细黄土,能带来丰沛雨量的季风,和时而润泽大地、时而泛滥成灾的黄河,是影响中国命运的三大因素。”正如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人类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生存的问题。在物质不丰富的情况下,为了生存,才有了分工合作,慢慢形成了国家。
按照作者所言,纤细黄土示意耕种,可以供原始的工具耕耘,所以中国社会形成了小块耕地的操作。这在一定意义上稳定了农民,统治阶级便于向他们收税。这些税收,养活了整个官僚阶级,并且促进了当时的科技进步。但这样分散的小个体在面临自然灾害等困境的时候常束手无措,这就需要有强大的中央集权,比如面对经常泛滥成灾的黄河,中央能够调度全国资源,来帮助灾民恢复生活或者是建造大型的水利设施;中国西北地区游牧民族的抢夺也需要国防上的集权。
《中国大历史》是历史学家黄仁宇体现其“大历史观”的一部专著,它旁引了不少研究内容,分析中国历朝发展的问题,从欧洲的历史,以至经济学都有利用。
读完这《中国大历史》,便可感觉,作者写的历史,自始至终都在问着这样的一个问题:缘何中国的文明未能发展出上资本主义?求解这个问题,作者的关注点集中在财税制度上面。
依着这样的思路,从作者的叙述中,隐约可以看出,作者将中国的几千年发展历史分为了三段:第一段是中央集权、官僚体系、意识形态逐渐形成的时期,从商周发端,到秦汉。
隋唐第二段是从城市商业和国际(边境)贸易中产生了商业社会的种子,但这种子在官僚体系、自耕农经济和意识形态面前,只是发展出了服务于宫廷地主玩乐所需的奢侈品生产与商业,这一段从宋元到明清,中间从王安石变法到张居正变法,似有着搞“数目字管理”的意向,但数目字管理的条件仍未具备,变法必然失败。
第三段是清末受到外来侵略与冲击,开始寻找强国的途径,从清末的洋务自强运动到维新变法、立宪改革,再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地革命,直到改革开放,这一波一波的革命终于推翻了封建帝制,也创造了“一个新的高层机构”和“一个新的低层机构”。而“现在中国当前的任务,则是在高层机构和低层机构间敷设有制度性的联系才能从上至下,能够以经济及法治的方法管理,脱离官僚政治的垄断。”
本书读起来有些艰难,翻翻停停好多回,一遍读下来,除了对中国大历史进行史实梳理和印象加深外,对于作者的一些新角度、新观点或评价虽然称奇,但体会不足、尚处于一知半解的状态。
这或许主要源于我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知识积累不足或视野局限的因素。仔细想来,史实虽已既定、不可逆转,但随着研读之人知识拓展、视野拓宽、阅历丰富、境遇变化,是可以常读常新的。读史的基础在于自身的知识、修养和眼界。同一段历史不同人读或同一个人在不同阶段研读,注定会有不同的感悟、不同的收获。
历史虽已过去不能重演,但通过对史实史料的认知和对后人评说的解读,仍可启发后人、大有裨益。细细品味、辨识,理解和思考历史,尝试把眼界放得更宽敞,把胸怀放得更宽大,放下身段,汲取精华剔除糟粕,积极当下,勇敢尝试大胆创新,历史必将为今所用、造福当代、影响后世。
好久没有看历史书了,收到一慕寄过来的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人物多,事件多,一概而过,读得迷迷糊糊,好吃力。在作者的大历史视野里,知道朝代更迭发展,繁荣兴衰。
从中国大环境与中央集权制度大概括知道中国大历史。
作者首先从地理大环境开始探索中国历史文化源头,中国历史受地理条件的因果关系极深。易于耕种的纤细黄土,能带来丰沛雨量的季候风和时而温润大地、时而泛滥成灾的黄河,这些因素将中原地区紧紧相连,在这些因素下,诞生游牧民族侵犯边界与秦始皇大一统权威,产生农村组织与儒家思想的崇高情感关系。
中央集权体制贯穿中国历史。秦始皇不待社会多元化,先已构成中央集权体制。汉武帝奠下中央集权官僚体制运作的理论和方法,“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意识形态的立场。
唐初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日渐削弱,李世民的典章制度,武则天的革命,暴露了靠专制君主而弥补地方组织不足的悲剧。宋代藩镇割据,游牧民族挑战,赵匡胤使之构成一种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中央集权措施施行得轻快又彻底。明清中央集权高度集中,发展达到顶峰,朝廷的主动权由君主转向百官臣僚。朝代循环与长期停滞,新旧体制不衔接中国两千多年帝制弊端显露。辛亥革命推翻推翻清朝统治,结束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君主制度。
君主时代的一贯方针,一脉相承,施政缺乏纵深,重意识形态而轻技术,缺乏应变能力。
正如自序篇中概括的一样,以“中国大历史”命名本书,作者力图将宏观视野这一观念引导到中国历史的研究里去。由于身在海外,授课对象是异国学子,作者曾怀疑讲述历史知识的意义及实用价值,辗转反思之后,最终决定利用归纳法将现有史料高度压缩,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
在阅读“王安石的变法”“数字管理还没成熟”“张居正与万历皇帝”等篇章时,我对作者的宏观综合分析法逐渐熟悉并认可,对其通过讲说分析不同阶段、不同朝代有关“政府抽税”的历史演变,论证“传统社会不容产生现代型经济体制”的观点慢慢领会逐步接受。或许这些观点在历史课本、野史小说中早所提及,不敢确定是作者首创或独创,但这种写法确实是第一次跳出政治形态、道德意识去写史,让读者体会经济体制、技术条件等其他因素对于历史、社会、朝代更迭的重要意义,以及它们对中国历史的推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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