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看完这部电影。一开始打开的时候,因为是黑白片再加上无聊的法庭背景剧幕,让我恨不得赶紧关掉电影,可是推动我继续让我往下看的是他们12个人被锁上的一瞬间,他们所有人的表情和动作,就像做一个调查,每个人的情感变化和思维变化。
开始的时候,刚到休息室里的时候,这可以作为比赛的开始,有罪和没有罪的比分是11比1,这个时候屋子的温度很高,风扇也不能开,导演在极力的营造出一种紧张而且闷热的环境,而且只要一燥热就会导致人不能冷静的思考,一个人要说服一个人就只能靠喊叫和咆哮。
比分到了10比2的时候,有罪方要了第一次休息。之后就是在洗手间里的放狠话环节,很常见,但又很重要,这里有一种推力在推着比赛继续发张。
回到比赛之后,比分变成9比3,又突然必成了8比4。
当比分到了6比6的时候,开始下起了雨,温度突然就凉了下来,风扇也开始工作了,人们也都突然冷静下来了,尤其是那个打开电扇要看球赛的人物,直接将自己的一票投给了无罪。还有就是搞广告的那个人物,思维飘忽不定,他所有的动作都特别的符合一个广告人的特征,从一开始把衣服挂到衣橱里到把眼镜带上摘下的小细节。可谓6比6是电影高潮和尾声的一个转折点。6比6之后有罪方又要了一次休息,接下来虽然开始进入最难攻破的时间,但是故事的结局已经显然易见了。
6比6之后,比分变成3比9,有罪方先开始进攻,结果变成没有人愿意听,全部站起来离开自己的座位,一个在冷静环境里,暴躁的人被人所不接受,而且他的论点显然不能被人所接受,完全是为个人习武所发表的偏见,直到他被禁止说话。突然比分又有微小的变话,4比8,原因是广告人物不能左右自己的决定。
我觉得最精彩的对峙环节是那个觉得一生没有什么建树的老人,他细微的观察,最终说服座在他对面的一个人,他一个人搬回3分,现在的比分变成11比1。
最后一个也是电影的结局,是一个被孩子所伤的父亲被自己说服的过程,他开始极力的咆哮,可是在这个已经成定局的比赛中,压力和无声的劝服,全都促使着电影的结束,和一个最终的决定,12比0,无罪对完胜。
这不是一场游戏,但是确实有比分,不能把这个比赛叫做辩论赛,因为辩论赛的力度不够。
影片的环境和背景设计都十分的到位和讲究,没个人物的刻画都细致入微,而且地道的符合每个普通人的性格特征,挂着的衣服的4个人,表明这个人的生活是很严谨的,而剩下的8个人生活可能更加的随意,没有什么过多的约束。
比赛结束之后,还不妨,握握手,拿个衣服,以表示友谊。
再一次被法的精神所触动,震撼。法是什么?法是公平,以及公平的可能。法是民主,以及民主的可能。法是即使只有一个人认为他是无罪,那么就要慎重的再讨论再思考,并且保护这样的质疑和讨论。这样才是对生命的尊重。
其实,抛开教育、环境、社会这些因素不说,人本性都是差不多的,懒惰、偏见、贪婪、中国人是这样,美国人也是这样。
当12个陪审团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有的人想着早点去看球,随便举手表决一下就结束无聊的讨论,反正结果如何都不会影响自己的生活。有的人则是一开始就带着对贫民窟孩子的偏见在叫嚣着,似乎那些贫民窟的孩子都跟老鼠一样。有的人则是完全没有主见,谁有理就听谁的。当然也有人是正义的,也有人仔细的分析,不放过一丝一毫的细节。
我想说的是,其实这几类人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是有的。你去中国一些贴吧论坛去看看就知道了,有些人偏执的要,什么都看不过眼。有的很无知,把稻草当人参。有的很虚伪,明明不知道什么是CPI还在那里凑啊凑的。当然也有很多很有见地很有看法的声音。
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国家,其实最不缺乏的就是声音和意见。
那我们和美国的差距到底在哪里?在对法的理解。
在美国,法的第一要素是公平。其次是正义。没有公平的正义不是真正的正义,正义首先必须是公平的。辛普森妻案往往成为国内法学家指责欧美法系有失正义的最好例子,总是认为案子最终的获胜只不过是富人的胜利。但是最终打动陪审团的并不是辛普森的美元,无论陪审团做出什么样的决定,他们最终的酬劳都只有三美元。是因为警方在调查案件的时候,没有获得许可就搜查辛普森的家,在无第三方在场的情况下,就取证。这看似是为了提高办事效率,实际上在陪审团和法官看来这是对司法公正的践踏。
而在中国,法的第一要素不是公平和正义,而是权威。谁敢于挑战权威,谁就要受到法的制裁。从汉高祖的约法三章到大清律,再到现在纷繁复杂的各项法案。法条越来越多,而我们的公平环境似乎越来越糟糕。
十一个反对者,组成一个反对群体,实际上分成两部分,核心反对人员和助力人员,而体现在个体身上,群体的作用则体现为两种——社会助长作用和社会抑制作用,前者指在群体活动中,个体的活动效率因为群体中其他成员的影响而出现提高的现象,后者相反,个体活动的效率因为群体中其他成员的影响而受到减弱。说通俗一点,就是有的人见到人多就激动,有的人见到人多就发蔫。分化、瓦解、说服这个群体,要利用争论充分暴露和了解反对群体的组成结构和成员性格,针对性的组合语言、情绪和逻辑。
在面对助力人员时,社会助长型性格的,可以激发其英雄式的责任感,比如当6号很认真的询问9号老人意见时,就促发其充分发表了独特的意见;社会抑制型性格的,可以减轻其身上的责任压力,给以重视,通过赞扬和提供容易发挥专长的表现机会来提高自信和参与热情,比如对戴眼镜的2号和出身在贫民窟的5号,在讨论电车通过时间时,8号专门询问他们的意见,给注意语法的11号创造投无罪票和充分得到重视并发表意见的机会。还有一种群体懒惰者,只想随大流的人,对他们则要给予并利用压力,两种压力——负责和思考的压力,急于结束的压力,在讨论刀子刺入部位的时候,8号就专门向12号和7号提问,直接导致7号轻易的改投“无罪”票。
对核心反对人员,社会助长型性格的,可以离开、搁置他,降低激情和动力,避免可能造成的盲目偏执,比如,在讨论孩子为什么回去取刀时,10号非常激动的四处指责,8号并没有与其争论,而是提出再投票一次的建议,缓解其偏执的情绪;社会抑制型性格的,可以通过关注、理解以及主动的了解来拉近心理距离或是进行说服,这使得很多认真思考、意见坚定的反方在同意“无罪”之后成为“无罪”方很重要的力量,提出很多新的质疑。
同时善用群体压力,当自己处于弱势时,回避群体压力,比如第二次采用秘密书面投票,就避免赞同者因为迫于群体压力而不敢赞成无罪,而且借机凭借“善解人意”赢得了更多支持。
当己方占据优势时,可以充分发挥群体压力的作用:强调优势地位事实,并且可以利用沉默强化压力,寂静(寂寞状态下,往往情感压力更大。在最后只有三票有罪时,面对情绪激动10号,大家都置之不理,反而使得这个社会助长型性格的老人变得懦弱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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