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中国大历史》,也是跳出了传统地解读历史的角度,不从仁义道德出发,而是以一个客观公正的态度,把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梳理了一遍,寻找中国历史整体的发展脉络。
我认为整本书都在核心叙述一个观点:在中国独特的地理气候环境作用下,中国政治统一的程度远超过国内的经济组织,继续发展的结果,只有使两者都受挫折。
中国几千年,黄河的无数次改道都使得依靠黄河耕种的中华农耕民族吃了无数苦头,还有亚热带季风气候带来的每隔几年就必有旱灾和涝灾的大量人间悲剧。这使得这个农耕民族在几千年前就必须要有强有力的政治组织把力量统一集中起来去修水利设施对付黄河,需要粮食贮藏应对灾年。
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中国在公元前的秦国就统一了,取消了封建制,走向了郡县制。比西方国家早了几千年。这种政治上带来的过早成熟,和经济上力量无法得到有效的累积,这两者的矛盾,成了中国几千年历史的主要旋律。
一种大而无当的官僚组织治理一个大而无当的农民集团。
历朝历代,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这样的“马尔萨斯陷阱”就会重复出现。国家体制的最大功用是将千万的农村纠结在一起。意识形态较科技优先,读后感.文化上的影响比经济重要,各级官僚的消极性比他们适应环境的能力还要被重视。甚至边境上的武装冲突也不足改变这作风。这使得中国处于一种长期的“停滞”。
例如黄仁宇在讲唐朝李世民和武则天的英明神武时,说到了科举考试、推崇儒家对于体制的更新适应这个新的环境,建立了盛世,读后感m维系发展这个超大帝国的重要作用。但是分析安禄山之后唐朝的衰亡时,他说唐代之覆亡不由于道德败坏,也不是纪律的全部废弛,而是立国之初的组织结构未能因时变化,官僚以形式为主的管制无法作适当的调整,以致朝代末年彻底的地方分权只引起军阀割据。而解放后的“土改”成功的改造了中国的底层结构,它的用处在于使中国能在数目字上管理。当然这里我只是提一下。
这本书读完之后的收获是对整个漫长的中国历史有了再次的熟悉与了解,并从美国历史学家的角度看中国。豪强兼并,从众多的农村如何收税,是中国过去几千年这个农业帝国遇到的核心问题。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全国。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里程碑的事。与当时世界上其他国家不一样,秦国开始的全面政治改革是一种彻底的翻新,目的在于构建政治上的统一。
“这种政治上的早熟,创造了一个惊人的记录,在此后千百年间梳理了一个中央集权的传统。”从此之后,经历历朝历代,这种着重于中央集权的体制,使得中国人的保持着一种集团性格,称之为“集权主义”并不为过。另外,中国一直缺少一种司法体系,儒家的法律思想离不开家族观念,法家虽然有平等的法制观念,却败在了中国官僚政治下。总而言之,其后的几千年,无论是恢弘的汉唐帝国,还是到后外族统治下的元清时代,虽中间偶尔制度上的进步,但仍拗不过这种强大的历史性格。中国历史中不乏非凡之人物,他们改变了中国的朝代,推动了中国的经济进度,却从未在历史性格中带什么改变。
好久没有看历史书了,收到一慕寄过来的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人物多,事件多,一概而过,读得迷迷糊糊,好吃力。在作者的大历史视野里,知道朝代更迭发展,繁荣兴衰。
从中国大环境与中央集权制度大概括知道中国大历史。
作者首先从地理大环境开始探索中国历史文化源头,中国历史受地理条件的因果关系极深。易于耕种的纤细黄土,能带来丰沛雨量的季候风和时而温润大地、时而泛滥成灾的黄河,这些因素将中原地区紧紧相连,在这些因素下,诞生游牧民族侵犯边界与秦始皇大一统权威,产生农村组织与儒家思想的崇高情感关系。
中央集权体制贯穿中国历史。秦始皇不待社会多元化,先已构成中央集权体制。汉武帝奠下中央集权官僚体制运作的理论和方法,“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意识形态的立场。
唐初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日渐削弱,李世民的典章制度,武则天的革命,暴露了靠专制君主而弥补地方组织不足的悲剧。宋代藩镇割据,游牧民族挑战,赵匡胤使之构成一种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中央集权措施施行得轻快又彻底。明清中央集权高度集中,发展达到顶峰,朝廷的主动权由君主转向百官臣僚。朝代循环与长期停滞,新旧体制不衔接中国两千多年帝制弊端显露。辛亥革命推翻推翻清朝统治,结束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君主制度。
君主时代的一贯方针,一脉相承,施政缺乏纵深,重意识形态而轻技术,缺乏应变能力。
近期,拜读了黄仁宇先生的《中国大历史》,加深了原来记忆中有关中国古今历史的条线印象,体会到作者负笈海外转换视角、重点提取综合评判的良苦用心。鉴于读得有些散漫,而中国历史之漫漫征途、悠悠流长,其间奥妙玄机,非著说之人一册黄卷可以蔽之,亦非捧册之人一时可以察之、一刻可以识之,进而揣测作者或是没有言尽,宽宥鄙人亦是体尝有限。故此,作者以宏观综合论之,鄙人从小我主观臆想,读史于此册,品读在其外,随着零星感悟,简要、散漫作一读书笔记。
1、家族组织与社会秩序
中国的农耕方式是自给自足,小自耕农使人们有一种自然的家族式聚集倾向,不需要与外界有太多的联系,虽然分散,但农耕方式让人们安定下来,减少了流动,也使得统治变得容易起来,各地的官僚可以随意调任,中国看起来就是一个大的“农村集团”,使得这种基层组织稳固的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统一的国家,而是儒家思想中对于家族伦理道德的强化。
所以,中国人的亲疏远近十分明显,无论是多少思想的深入,都不能超脱家族的组织,这也是那些入侵的非汉族在来到华夏大地后,不约而同地大部分采用汉人的官僚制度、文字等的原因。
2、地理与政治因素
“易于耕种的纤细黄土,能带来丰沛雨量的季风,和时而润泽大地、时而泛滥成灾的黄河,是影响中国命运的三大因素。”正如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人类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生存的问题。在物质不丰富的情况下,为了生存,才有了分工合作,慢慢形成了国家。
按照作者所言,纤细黄土示意耕种,可以供原始的工具耕耘,所以中国社会形成了小块耕地的操作。这在一定意义上稳定了农民,统治阶级便于向他们收税。这些税收,养活了整个官僚阶级,并且促进了当时的科技进步。但这样分散的小个体在面临自然灾害等困境的时候常束手无措,这就需要有强大的中央集权,比如面对经常泛滥成灾的黄河,中央能够调度全国资源,来帮助灾民恢复生活或者是建造大型的水利设施;中国西北地区游牧民族的抢夺也需要国防上的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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