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与情看似抽象,映照进现实社会,便是人情社会与法治社会,人情社会虽然能让人与人更温暖,但法治社会却能够让社会更有秩序,人情社会温暖小家,法治社会温暖大家,虽理与情皆有可取之处,然理重于情。
现代社会,情是为人生增色的颜料,而理则是安身立命之本。中国历来是对氏族缘较为看重的国家,人际关系讲求和谐统一,互帮互助,但在父母教育孩子时,时常提到“明是非,辨对错”,遇事要讲道理,而不是什么都用情感去判断,意欲让孩子从小树立“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的观念。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在法律的天平上,法官不能因感情用事而使裁决偏颇,公平的维持正是靠理的绝对指引而得以延续。因此,理是维护人们正当权益的工具,也是人们行走于社会的“拐杖”。
情与理的区别还体现在理性认识与感性认识上,理性认识问题能够有助于妥善地解决问题,而感性认识问题则具有主观性,“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个人所站的角度不同,代表的立场不同,经历不同,认识问题的`层次和深浅都不一样。理性的标准能够让我们最大程度地走出认知局限,以尽量统一而又合理的标准认识问题,从而做出准确判断,找出最为合理的解决问题的方法。理性认识也常常让人发现生活中被忽略的细节,牛顿被掉落的苹果砸中,他用理性认识问题,去探究掉落的原因,从而发现万有引力。理性认识会推动社会的进步,有益于发现真理,因此理应重于情。
理虽重于情,但却并非无情。如私家车因避让载有患者的救护车而触犯交通法规,可以提出申请,由相关部门核查后斟酌是否免除惩处。这就是理中有情,社会因特殊情况而进行理外容情的变通表现。理应长存心中,可心中也要留有温度,在理性的“钢筋水泥上”构建温馨的人情家园。
情与理不可分割,理的存在使社会有序运转,情的呼唤使人心温暖如春,两者是构建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因素。但无论从维持社会治安还是个人选择判断,理都应在情之上,这样才能最大限度保证社会与人际关系的稳定,希望未来社会能够继续在理性的导引下长治久安,在人情之中和谐发展。
情与理究竟孰轻孰重?每个人或许都会给出不同的答案。我认为情与理关系深厚,但情是理的先导,情于理先,从某种角度看,情比理更重要。
情于理先,情让理蒙上温情的色彩。人类情感,大到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小到爱护一草一木。法律虽严苛,但也是有温度的。法律的出发点和归宿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样看似“无情”的法律,其实也是深情的,它是要维护社会正常、健康地运转,要保障广大群众过上安宁舒适的日子,它最终是要维系社会的公正和温情。
情在理先,可铸就熠熠人生。有位诗人,郁郁不得志时,他悲愤地呼喊:“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当自以为能实现伟大抱负时,他满怀激情地唱道:“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他在饮酒时放歌:“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他对未来曾出豪言“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他就是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试想,假如李白始终充满理性,总是一副思索模样,便不会有要贵妃磨墨、力士脱靴的豪迈,更不会有诸多佳作流传于世。
披发行吟泽畔的屈原亦是如此。“长太息以掩涕今,哀民生之多艰”,对国家对人民饱含深情的屈原,最终魂归汨罗江。这纵身一跃虽非明智之举,但其精神传唱千古,其作品中激越深沉的情感更是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后人。
袁隆平,在获得杂交水稻科研的至高成就后,仍坚持把对祖国博大的爱、对人民深挚的情都熔铸于实现“杂交水稻覆盖全球”的梦想中,耄耋之年的他依然在实验基地专心于科研工作,即使重病住院,最关心的依旧是水稻的生长状况,袁隆平,他始终都是以博大无私的情怀耕耘着他的梦想。
伟大的人物,因他们充沛的情感更令人仰慕。而在实际生活中,人们感受到的美好,一定也是先源于温暖的情感。父母之爱、兄弟之情、朋友之谊,都是我们幸福人生不可或缺的重要砝码。哈佛大学经过75年的研究发现,幸福的人生就是从良好的人际关系开始。而健康良好的人际关系,一定是充满温情的。
总而言之,情是理的基础、情是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俗话说“合情合理”,即要让情感在理想认知的路上成为强大的推动力和支撑力,让人们可以更好地发挥智慧,谱写出精彩的人生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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