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理论的作文【一】
回顾20世纪各国会计研究史不难发现， 关于会计理论的逻辑起点的讨论大致可分成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前， 会计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的认识处于模糊状态。第二阶段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以会计假设作为会计理论研究逻辑起点时期。第三个阶段是在20世纪60年代，会计界在研究会计理论过程中，经历了会计理论研究出发点由会计假设向会计目标的转。第四个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后到现在，对会计理论逻辑起点问题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评判标准。从上述人们对会计理论起点的研究历史的分析中看出， 对会计理论逻辑起点的认识是在不断变化之中的，而现阶段笔者认为，应该以会计环境与会计目标相结合构成会计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
人生理论的作文【二】
渐渐地，发现《弦理论》虽然没有一句关于人生哲理的话，却不只给我带来了物理知识的熏陶，更给我带了人生的启迪，是我明智。而一切，尽在不言中。
第七章讲述的是大型强子对撞机和超对称。大型强子对撞机的一大希望是它可能会发现超对称。超对称是使超弦理论平衡下来的对称性，它通过切除快子使快子问题迎刃而解。超对称需要一种非常特殊的额外维度。我们将这个额外维度称为费米维度。正常的维度都可以用数字来度量，而超对称必须用反对易数来度量。而超对称的发现才能证实弦论走的路没走错，可超对称的发现还在一个遥远的等待中。
以前的我一直认为弦论走的路不会错，可现在我想弦论的路难道真得没错吗？不禁联想起生活，转而又迎来了这个问题，我走的道路真得没错吗？这个问题盘桓于我的脑海之中，使我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生命之路。生命之路，是条未知的路，终点不知在何方。但我想虽然命运有很多因素是不可控的，但我想命运也有很多东西是可以控制的，我们手中紧握着控制命运的绳子。那条绳子是选择。命运这辆火车开多快我们无法决定，而我们却能决定它驶向哪里。命运的火车是驶向繁华的都市，是驶向恬适的田园，是驶向黑暗的绝望深渊，还是驶向光明的成功彼岸。这一切的一切都源于选择。
三毛的上吊，海子的卧轨，顾城的妻。这是文人脆弱的心破碎后的选择。陶渊明的采菊东篱，陶弘景的独自怡悦，林逋的梅妻鹤子。这是诗人厌倦了广场沉浮后的决定。周勃的绝食，屈原的投江，项羽的自刎。这是因为尊严而做出的决定。
而我呢，我生命之路的决定又该是什么呢？我茫然。至少现在的我选错了道路。以前的我总在游戏人生和严肃对待生活的岔路口前徘徊，最后却还是选了游戏人生的路。我，仗着成绩还马马虎虎，就上课时恣意妄为，随便插嘴以抒发自己的观点，下课时无法无天，追逐打闹玩各种危险游戏。有一次老师因我上课插嘴讲了好久自己的观点而忍无可忍，找我谈了话，就跟我说了一句话，我甚至看得出来老师极力的遏制。你有没有考虑过的感受？我人生的道路真的选对了吗，我有没有考虑过别人的感受呢。虽然这句话给那是的我带来了一丝心灵的触动，却很快被我弃在了时空的长河。直至今日，这句话才被我重新拾起。
路选好了吗？路选得正确吗？真得决定要出发了吗？出发前请问问自己这三个问题，问完后如果得到的都是斩钉截铁般肯定的答案。那么，请出发吧，不必苛求，无愧自己，无愧他人，这些也就足够。
人生理论的作文【三】
很多人可能想象不到，大卫福斯特华莱士除了是才华横溢的作家，还曾差点成为职业网球运动员。他对网球运动的理解是如此深刻，连专业运动员都为之着迷，《纽约时报》评论他是“有史以来写网球运动最棒的作家”。
那么，华莱士在网球方面到底有何天赋呢？
他在《旋风谷的衍生运动》一文中谈到，自己首先具有身体“优势”——不是强壮或者爆发力，而竟然是“很会出汗”，这使他能在充分补水和营养的前提下持续运动很长时间，体力经久不衰，并且不会出现呕吐、昏厥等疲劳反应，从而也能更持久地观察比赛情况。
他的另一天赋正是他超强的观察、分析能力，这也可称作的脑力“优势”。他能细致地分析对手、场地、风向、阳光……总之，利用一切与比赛相关（甚至看似不相关的）因素来完善对比赛的认识，在大脑中模拟推衍即将出现的情况，进行预判和设计球的运行方式。当看到他把对手的袜子颜色都列为变量，计入脑中关于风力的函数公式时，我想，绝大多数读者同我一样都会瞠目结舌。
出生和成长在以风著名的伊利诺伊州，华莱士对风有刻骨的认识，就和当地人有无数关于风的笑话一样，他也总结出风在球赛中的各种作用，并通过这些总结利用风来帮助得分。他在描述自己对风的熟稔时写道：“我对风如何对球起作用养成了自觉的反应，就好像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司机懂得如何转弯一样。”
人生理论的作文【四】
这是为什么呢？
阐述理论，需要见多识广、思辨力强；实践事功，需要有一定的理论能力，但更需要有抛弃既有理论、注重实际、革新理论的勇气与能力。两相比较，我以为做理论家简单得多了。据说康德活了70多岁，一生行踪从未离开出生小城30里以上的。康德的思辨哲学，纯粹是从书本到书本，读万卷书，然后靠自己非凡的思辨力推导出他的“自在之物”理论。伟大的理论家大概基本上都是走的这条道：博览群书后，从概念到概念，从判断到判断，运用超凡的思维能力加以创新组合。
实践家却不同。实践家面对的首先不是书本，而是现实问题。商鞅面对着秦国的穷山恶水，把法家学说用于改革实践时，具体做法完全是根据秦国实际而定，法家理论只是他嵌入实践的一种精神。所谓“徙木立信”，所谓奖励农战，等等，都是根据秦国实际而来，不是从既有的法家理论中搬过来的。大业终成而惨遭分尸，往往也是伟大实践家难以避免的'命运吧。再如曾国藩，太平天国起事时，他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清廷中层干部，热衷于儒学，注重修身养性。不料朝廷要求曾国藩在湖南组织军队抗击太平军。曾国藩可说是彻底转业了：从一个文职官员，变成一个组织自己军队领导作战的军事统帅了。曾国藩完全抛开儒家修齐治平的概念理论，根据湖南实际，着眼于力戒官场浮靡、空谈的恶习，选拔忠义性的乡党为军队核心，军事上杜绝空谈，扎扎实实打仗，终于获得巨大成功。有人诟病他擅长权谋，那完全是书生之见：在某种意义上，政治实践家都是权谋家。政治要靠人事推动，而人际关系却是无权谋难以搞定的。
再比如，1969年以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理论家有约70位之多，但都是从模型到模型搞出经济理论的，没有一个有过经济实践。大名鼎鼎的格林斯潘是货币政策的大实践家，却没有提出过任何经济原理来。再比如，全球有影响的管理学著作可谓汗牛充栋，而美国的比尔盖茨、戴尔，中国的马云、任正非，都没有任何管理学大作，却风生水起，俨然已成行业霸主。
我们必须分清理论与实践的巨大区别。热衷于理论者，可以无限风光，信众无数，但对人类有大贡献者甚少。热衷于实践者，极可能默默无闻，满路荆棘，但无论成功与否，对人类都是有贡献的——因为理论的目的不是别的，就是实践。但最可怕的是热衷理论、无视实际的实践家，最后会害人害己，突出的代表就是战国时期的赵括和三国时代的马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