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20世纪各国会计研究史不难发现, 关于会计理论的逻辑起点的讨论大致可分成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前, 会计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的认识处于模糊状态。第二阶段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以会计假设作为会计理论研究逻辑起点时期。第三个阶段是在20世纪60年代,会计界在研究会计理论过程中,经历了会计理论研究出发点由会计假设向会计目标的转。第四个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后到现在,对会计理论逻辑起点问题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评判标准。从上述人们对会计理论起点的研究历史的分析中看出, 对会计理论逻辑起点的认识是在不断变化之中的,而现阶段笔者认为,应该以会计环境与会计目标相结合构成会计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
渐渐地,发现《弦理论》虽然没有一句关于人生哲理的话,却不只给我带来了物理知识的熏陶,更给我带了人生的启迪,是我明智。而一切,尽在不言中。
第七章讲述的是大型强子对撞机和超对称。大型强子对撞机的一大希望是它可能会发现超对称。超对称是使超弦理论平衡下来的对称性,它通过切除快子使快子问题迎刃而解。超对称需要一种非常特殊的额外维度。我们将这个额外维度称为费米维度。正常的维度都可以用数字来度量,而超对称必须用反对易数来度量。而超对称的发现才能证实弦论走的路没走错,可超对称的发现还在一个遥远的等待中。
以前的我一直认为弦论走的路不会错,可现在我想弦论的路难道真得没错吗?不禁联想起生活,转而又迎来了这个问题,我走的道路真得没错吗?这个问题盘桓于我的脑海之中,使我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生命之路。生命之路,是条未知的路,终点不知在何方。但我想虽然命运有很多因素是不可控的,但我想命运也有很多东西是可以控制的,我们手中紧握着控制命运的绳子。那条绳子是选择。命运这辆火车开多快我们无法决定,而我们却能决定它驶向哪里。命运的火车是驶向繁华的都市,是驶向恬适的田园,是驶向黑暗的绝望深渊,还是驶向光明的成功彼岸。这一切的一切都源于选择。
三毛的上吊,海子的卧轨,顾城的妻。这是文人脆弱的心破碎后的选择。陶渊明的采菊东篱,陶弘景的独自怡悦,林逋的梅妻鹤子。这是诗人厌倦了广场沉浮后的决定。周勃的绝食,屈原的投江,项羽的自刎。这是因为尊严而做出的决定。
而我呢,我生命之路的决定又该是什么呢?我茫然。至少现在的我选错了道路。以前的我总在游戏人生和严肃对待生活的岔路口前徘徊,最后却还是选了游戏人生的路。我,仗着成绩还马马虎虎,就上课时恣意妄为,随便插嘴以抒发自己的观点,下课时无法无天,追逐打闹玩各种危险游戏。有一次老师因我上课插嘴讲了好久自己的观点而忍无可忍,找我谈了话,就跟我说了一句话,我甚至看得出来老师极力的遏制。你有没有考虑过的感受?我人生的道路真的选对了吗,我有没有考虑过别人的感受呢。虽然这句话给那是的我带来了一丝心灵的触动,却很快被我弃在了时空的长河。直至今日,这句话才被我重新拾起。
路选好了吗?路选得正确吗?真得决定要出发了吗?出发前请问问自己这三个问题,问完后如果得到的都是斩钉截铁般肯定的答案。那么,请出发吧,不必苛求,无愧自己,无愧他人,这些也就足够。
很多人可能想象不到,大卫福斯特华莱士除了是才华横溢的作家,还曾差点成为职业网球运动员。他对网球运动的理解是如此深刻,连专业运动员都为之着迷,《纽约时报》评论他是“有史以来写网球运动最棒的作家”。
那么,华莱士在网球方面到底有何天赋呢?
他在《旋风谷的衍生运动》一文中谈到,自己首先具有身体“优势”——不是强壮或者爆发力,而竟然是“很会出汗”,这使他能在充分补水和营养的前提下持续运动很长时间,体力经久不衰,并且不会出现呕吐、昏厥等疲劳反应,从而也能更持久地观察比赛情况。
他的另一天赋正是他超强的观察、分析能力,这也可称作的脑力“优势”。他能细致地分析对手、场地、风向、阳光……总之,利用一切与比赛相关(甚至看似不相关的)因素来完善对比赛的认识,在大脑中模拟推衍即将出现的情况,进行预判和设计球的运行方式。当看到他把对手的袜子颜色都列为变量,计入脑中关于风力的函数公式时,我想,绝大多数读者同我一样都会瞠目结舌。
出生和成长在以风著名的伊利诺伊州,华莱士对风有刻骨的认识,就和当地人有无数关于风的笑话一样,他也总结出风在球赛中的各种作用,并通过这些总结利用风来帮助得分。他在描述自己对风的熟稔时写道:“我对风如何对球起作用养成了自觉的反应,就好像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司机懂得如何转弯一样。”
这是为什么呢?
阐述理论,需要见多识广、思辨力强;实践事功,需要有一定的理论能力,但更需要有抛弃既有理论、注重实际、革新理论的勇气与能力。两相比较,我以为做理论家简单得多了。据说康德活了70多岁,一生行踪从未离开出生小城30里以上的。康德的思辨哲学,纯粹是从书本到书本,读万卷书,然后靠自己非凡的思辨力推导出他的“自在之物”理论。伟大的理论家大概基本上都是走的这条道:博览群书后,从概念到概念,从判断到判断,运用超凡的思维能力加以创新组合。
实践家却不同。实践家面对的首先不是书本,而是现实问题。商鞅面对着秦国的穷山恶水,把法家学说用于改革实践时,具体做法完全是根据秦国实际而定,法家理论只是他嵌入实践的一种精神。所谓“徙木立信”,所谓奖励农战,等等,都是根据秦国实际而来,不是从既有的法家理论中搬过来的。大业终成而惨遭分尸,往往也是伟大实践家难以避免的'命运吧。再如曾国藩,太平天国起事时,他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清廷中层干部,热衷于儒学,注重修身养性。不料朝廷要求曾国藩在湖南组织军队抗击太平军。曾国藩可说是彻底转业了:从一个文职官员,变成一个组织自己军队领导作战的军事统帅了。曾国藩完全抛开儒家修齐治平的概念理论,根据湖南实际,着眼于力戒官场浮靡、空谈的恶习,选拔忠义性的乡党为军队核心,军事上杜绝空谈,扎扎实实打仗,终于获得巨大成功。有人诟病他擅长权谋,那完全是书生之见:在某种意义上,政治实践家都是权谋家。政治要靠人事推动,而人际关系却是无权谋难以搞定的。
再比如,1969年以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理论家有约70位之多,但都是从模型到模型搞出经济理论的,没有一个有过经济实践。大名鼎鼎的格林斯潘是货币政策的大实践家,却没有提出过任何经济原理来。再比如,全球有影响的管理学著作可谓汗牛充栋,而美国的比尔盖茨、戴尔,中国的马云、任正非,都没有任何管理学大作,却风生水起,俨然已成行业霸主。
我们必须分清理论与实践的巨大区别。热衷于理论者,可以无限风光,信众无数,但对人类有大贡献者甚少。热衷于实践者,极可能默默无闻,满路荆棘,但无论成功与否,对人类都是有贡献的——因为理论的目的不是别的,就是实践。但最可怕的是热衷理论、无视实际的实践家,最后会害人害己,突出的代表就是战国时期的赵括和三国时代的马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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