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与《论语》所代表的儒学,是中华民族文化内核的“心魂”所在。千年以来,对《论语》的解读浩若繁星。步入现代,今人对《论语》解读最有分量的是李泽厚先生(以下简称先生)所著的《论语今读》(以下简称《今读》)。这本书不是对《论语》进行快餐式、布道式、鸡汤式的误读,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如果认认真真读过一遍《今读》,尽管有不明白的地方,却足以让读者找到作为人本个体和民族共同体的`价值认同,真正地发自内心地感受到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感。同时,先生还从文化的角度剖析现代社会的问题的成因。因此,《今读》不仅是对《论语》的解读,还融合了先生对中华文化的深入思考。本文就对先生的主要观点以自己的理解进行简要梳理。
很久很久以前,有个英俊、潇洒的年轻人花钱买了一处花园别墅,仿古的房子建筑得非常好看。
新颖、舒适、结实,一切设备一应俱全。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别墅离小河太远。
“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他想,“你知道,一切都得由自己去调整!我精通机械工程,稍为摆弄一下,房子依靠牵引力就能自动地走到小河边去。只要把地基挖空,在下面装上雪橇的滑板,我就可以随意改变房子的位置,好像把房子放在手掌里转动一样,创造一件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奇迹。”
“等到我的房子开始走动的那一天,我将在屋子里大宴宾客,让大家痛痛快快地吃个够,并请当地的乐队前来助兴,为了庆祝这一喜事,我将操纵我自己设计的机器。”
这位敢想敢做的工程师,迷上了这疯狂的想法,立刻开始干起来。他雇请一帮人挖掘地基,他不惜花费钱财,为的是使屋子能够走动。他辛辛苦苦劳动,得到的`结果却是整个房子的倒塌。
通过这篇有异想天开的工程师寓言故事,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异想天开,不切实际,不尊重客观规律的做法,都很难立足。年轻人的房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乐感文化是先生在1985年春在一次题为《中国的智慧》演讲汇总提出的,收录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由于中国氏族亲传统,加以小农经济不断巩固的社会结构,使中华文化更关注现世,最终成为中华文化的一种性格和中国人特有的一种心理结构。
《论语》开篇首章便体现了这种性格与心理结构。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用白话文来讲,就是学习有益的知识并时常实践,收获一种快乐;与远方来的朋友一起畅谈人生理想,交流经验也是十分快乐的事情;没有人了解自己,并不烦恼怨怒,这不才是君子么?(李泽厚先生译)从文义来看,因为学习并时常实践,所以感到快乐,让人的感情升华。作为群体当中的个体,与其他个流精神感受,也感到快乐。在人群中,虽然没有人知道,但是也没有感到不开心。该篇向世人展示的是一种乐感的生命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强调人的主体,立足于一个世界、现实世界,赋予人在自然中的本体地位,培育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乐观积极的心理结构和民族性格。先生指出中国人很注重现世的努力和幸福:“从古代到今天,从上层精英到下层百姓,从敬酒礼仪到行拳猜令(酒文化),从促膝谈心到摆龙门阵(茶文化),衣食住行都展示出中国文化庆生、乐生、肯定生命和日常生存中去追寻幸福的特征,尽管深知人神灭,犹如烟火,人生短促,人世无常,中国人却仍然不畏艰难而生活。”
立足于现实世界、一个世界,是中华文化与其他文化,诸如日本“耻感文化”、基督教世界“罪感文化”最大的不同。孔子的世界观就是立足于现实世界,承认一个世界,因此孔子“不语乱、神、鬼、力”,也总说“敬鬼神而远之”,却一定告诉大家要敬祖敬贤。后世儒家对“天”的探讨止于“感应”,更玄的道家虽然抬出一个无所不能、视万物为刍狗的圣人,但最后还要实现“天人合一”。而基督教世界的“罪感文化”设定另外一个世界,人有原罪生来是赎罪的,还创造一个人格神祗。比如,一个人犯了罪去教堂找神父忏悔,经历了一些仪式后,罪就被上帝知道并且将心灵“净化”了(这是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激烈批判的,宗教裁判不能代替世俗裁判,如此正义得不到实现)。可见,基督教世界的人们可以将自己的精神寄托于另一个世界的人格神祗,根据宗教教义,人格神祗已经为世人指明方向。并且,另外一个世界变成“葬心之地”,可以在这里将精神、心灵中不纯洁的东西放下。所以基督教世界的人们在精神层面是相对轻松的。
这样来看,“乐感文化”又不总是那么喜乐,精神负担比存在人格神的文化沉重得多。在中华文化中,没有人格神祗向世人展示最终目标。最终目标是什么,需要人自己去追寻,正如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追求“仁”是要靠自己的,难道要靠别人么?)而人在追寻最终目标过程中,依己不依他(人格神祗),无依无靠,没有什么可以救赎,只有靠自我不断探索,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内心悲苦,兢兢业业,如履薄冰,忧从中来,正在于此。也由于此,塑造了中华文化讲求坚忍不拔的文化性格,于实践中见真知,于平凡中见伟大,从现世的人生追求精神的升华,赋予人生积极的意义。中华文化也因此得以代代相传,不曾断绝。
今读,以现代人的视角,倾听千年智者内心的声音,做法无非两种——解构与重建。
解构什么?解构中国式的“政教合一”。千年以来,儒学是中国式“政教合一”的文化内核,经历了多次重要演变。根据典籍记载,最初儒学是古代巫术演化而来,在祭祀过程中,氏族族长(也就是祭司)是唯一有资格与“天”交流的,而交流的过程就是娱神跳舞。在娱神的过程中,祭司产生的诸多情感(这种情感很神秘)不断分化被抽象为“诚”、“仁”、“敬”、“恕”等典型儒学词汇,正如子曰:发乎情,止乎礼。这代表人类精神文化层面的觉醒,人类的发展立足于人本身而非人格神祇。随着时间的推移,儒学发展到了汉代,汉代董仲舒提出了“天人感应”学说。该学说并没有创造出类似于“上帝”、“安拉”等具有人格的神祇,但是“天人感应”影响、统辖古代政治的方方面面。皇帝如古代祭司一般,是国家政治领袖,是社会道德领袖,也是宗族宗教领袖。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每逢大灾,皇帝要下罪己诏,所谓“万方有罪,罪在朕躬”,灾害如“天”降下的罪罚,只有皇帝(祭司)能够承受了。到了宋代,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兴起。“理学”依然否认人格神祇,坚持“天理人欲”的人本心性论,却展现出“天人合一”不可违抗的道德律令,规范古代社会的各个阶层。这些都表现出儒家伦理(人)秩序—自然(天)秩序结构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来规范人的身心活动。具体的表现就是将伦理道德(如修养、情感)和社会秩序(如体制、规范)融为一体。而在这套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运行的过程中,伦理道德(私德)和社会秩序(公德)无法区分,无法理顺,如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遂令不从”。一旦伦理道德强加于社会秩序,价值观就会扭曲,造成了很多社会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会发生“道德绑架”,为什么会产生“大义灭亲”,为什么出现“假道学”,为什么在今天探讨法律问题依然会陷入道德评价的“怪圈”,为什么在抵制海外不良企业的时候某些公民会做愚蠢的事情等等。[①]
重构什么?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儒学不可能再回到过去,以旧有方式传播于社会中,要批判继承。而批判继承的前提就是重构,将儒学道德性、宗教性、伦理区分开来。儒学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否认人格神祇,却影响着世间方方面面,是不可违抗的道德律令,形成中国式的“政教合一”。先生认为,重构儒学,不需要再创人格神祗,而要转变为文化共同体的文化认同。例如“天地君亲师”,“天地”是带有宗教意味的超自然非人格存在,“君亲师”是古代政治、伦理、纲常。重构,就是要将“天地”带有宗教意味的超自然非人格存在进行转化,消除伦理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引导的内容。由此,“天地君亲师”则变成了家族亲属、师生朋友、家园乡土的精神归宿。重构儒学,回归人本位,还原儒学活泼、自然、现实的本来面目,所展望的只是普通平凡人的身心健康、充分发展和自己决定命运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李泽厚语)
而在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在人们的生活日益富足的'同时,我们是否会感到,社会上缺失了一些东西,它们名为忠诚、善良、坚持……它们有着一个共同的名字——义。
当你因被好友出卖而心痛不已时,你也许如背中暗箭,愤怒质问,但你的好友也有自己的好友。许诺时的信誓旦旦,转身后的欢喜奔走,只余一人伤心流泪。不因为何,只因当今的社会缺失了人与人之间的忠诚。自利的现实让人与人之间披上了保护色,好似一层看不见的房,将人心阻隔。缺少应有的忠诚,社会将越来越冷淡,即使在温室效应的现在,也会全球变冷。
当你因意外而摔倒在地时,你是渴望有人伸出双手,还是盘算着“扶起金额”?柏油路刺骨的温度传递到身上,心难道不会期待温暖;等待善良吗?善良的外延很广,似乎普天之下任何一件举手之劳的小事都可以用善良来完成,但真正心存善良的人又有多少?没有人敢说自己全身心的善良,但每个人的遗传因子都隐藏着它,和罪恶一样,不去触发,不会萌生。善良,其实很简单。
当你在生活中遇到无数坎儿时,你是咬咬牙坚持下去,还是叹口气就放弃。也许认为无能为力,也许认为无论付出多大的努力最终还是会输,但,那有啥?人不会输,输的只有自己,放弃才算是输,只要没有放弃,只要还活着,就永远没有“最终”。坚持走下去,哪怕暂时被打败,但那又如何?胜利总会来临。但现在,还有多少人明白坚持,有多少人因无力坚持而走上歧路,背叛了义?谁也无从知道。
是的,可能钱币装满了人们的口袋,却填不上人空虚的心;可能贫穷会使人衣衫褴褛,却不能让人心灵痛苦。泰戈尔说过:“信仰是个鸟儿,黎明还是黝黑时,就触着曙光而讴歌了。”义,就是信仰,它永远在人的内心深处,等待着人的坚持。
义,其实无时不有,无处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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