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有校风,家有家风;校有校训,家有家训。
我生活在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里,家里有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和我。在我们家,爸爸妈妈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百事孝为先。”“百事孝为先”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美德,更是我们家的家风。在我们家,有什么好吃的,都是先让爷爷奶奶尝,然后我们再一起分享。爸爸妈妈告诉我,其实孝顺很简单,乖乖听话就是孝顺;爷爷奶奶年纪大了,帮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也是孝顺;多回家看看他们,陪他们聊聊天也是孝顺。妈妈还经常和爸爸说“子欲养而亲不待”。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问她,她用最简单的话告诉我,就是在爷爷奶奶在世的时候,尽最大的努力让他们开心快乐的过好每一天。我知道爷爷奶奶最想看到的是:我平安健康的长大,在学习上能够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所以我一定会努力,不让他们失望就是对他们最好的回报!
“诚实守信”是做人的基本道德,也是我家的家训。从小,爷爷奶奶就告诉我:“要做事先做人。”做人最重要的是做一个值得别人信任的人,任何时候不可以失信于人,因为我还小,所以奶奶告诉我,只要记住,不管什么时候都不可以说谎就够了,不要像“狼来了”里的那个孩子,因为一次次的欺骗山下的大人而丢掉了性命。奶奶的话我一直记在心上,因为我要做一个让家长相信,让老师相信,让小朋友相信的好孩子!
正因为我们家的家风——“百事孝为先”,所以我们家“家和万事兴”;正因为我们家的家训——“诚实守信”,所以我们家的每一个人都是值得信赖的人!
“做人要守信,像你呀,连守信都没有做到,难道我还要夸你做得好啊?”这是妈妈教育我时最常说的话,也是最爱说的话。每当这时,我都会不以为然地撇撇嘴。“你房间里怎么这么乱?地上怎么有这么多脚印?一个女孩子把房间搞得这么乱,说出去别人都不信。你要爱干净,不要每次都是我们帮你收拾房间。”在我房间里拖地的爸爸发出不满的咆哮,在看电视的我习惯性地堵住耳朵。
瞧瞧,这两件事在我家是最常发生的。当我第N次放老妈鸽子时,老妈对我进行了教育,并要求我以后要做一个守信的人,当我第N次把家里弄得又脏又乱时,老爸来向我投诉,“威胁”我如果以后把家里弄得特别脏,那么便让我自己打扫。我随便应付他们的话后,依旧我行我素。
终于有一天,我成功地激起了爸爸妈妈的怒火。妈妈告诉我,放学后她来接我。当我满心欢喜地站在校门口时却发现妈妈放我鸽子了。晚上爸爸又对我说:“你明天把家里收拾干净,地拖干净……”当我累了一天终于打扫完后,爸爸又“不小心”弄脏了。
经过这件时后,我终于知道了自己的缺点给爸爸妈妈带来了很多麻烦,也决定改掉这些毛病。
每次只要我做错了事,爸爸妈妈都会耐心地跟我讲道理,这就是我家的家风;每次做事爸爸妈妈都会严格要求我做到最好,这就是我家的家训。
你一定会想爸爸妈妈对我们太严厉了,但换个角度想一想,他们还是为了我们好,为了我们的将来,才会严格要求我们,要求我们遵守家中的家风家训。
梁启超有九个子女,在他的教育、引导下,个个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甚至还产生了“一门三院士”的佳话。这“三院士”是建筑学家梁思成、考古学家梁思永、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另外,四儿子梁思达是经济学家,次女梁思庄是图书馆学家,三女儿梁思懿是社会活动家。
梁启超对于子女的爱,是全方位的,不仅在,而且在为人处世,甚至理财、时政等诸多方面,皆以平和、平等的态度展开。阅读《梁启超家书》,就会了解在写给孩子们的信中梁启超教育子女的表现堪称典范。写信时,梁启超毫不掩饰自己的爱。1927年6月的一封信中,他写道:“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感情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你们无论功课若何忙迫,最少隔个把月总要来一封信,便几个字报报平安也好。”
在求学这一方面,梁启超根本不看重文凭,而是强调打好基础,掌握好“火候”。他对梁思庄说:“未能立进大学,这有什么要紧,‘求学问不是求文凭’,总要把墙基越筑得厚越好。”并教孩子们求学问、做学问的方法——“总要‘猛火炖’和‘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去”。同时,梁启超强调责任的重要。1923年,他写给长女梁思顺的信中说:“天下事业无所谓大小,只要在自己责任内,尽自己力量做去,便是第一等人物。”当然,写信教导自己的孩子之余,梁任公没忘了夸一夸女婿、儿媳。
1918年11月7日,自前三天,梁济问儿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时在北京大学任哲学讲师的梁漱溟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能好就好啊!”说罢,梁济离开了家。梁漱溟亦两度欲自,但最终,现实中国的问题和人生问题萦绕着他,他不停思考,积极奔走。梁漱溟育有二子梁培宽、梁培恕,对于他们,给予最大自由空间。接受采访时,梁培恕说:“我们受到的可能是最自由的教育,拥有了别人没有的最大的自主权。”这种教育,也与梁漱溟受到梁济的影响有关,梁济对他就是“信任且放任”的。可以说,这也是一种“中国式传家”。梁培宽追忆梁漱溟时,时常会提到一次。当时,梁培宽考了59分,内心忐忑地拿着学校要求补考的通知给父亲看。“他只看了一眼,就又还给了我。”梁培宽说,他后来明白父亲的用意,“自己的事情自己负责”。
相比于课堂成绩,梁漱溟更在意教人过社会生活,“生活本身的教育”。胡适和妻子江冬秀育有三个子女,女儿五岁时夭折,长子胡祖望、小儿子胡思杜围绕在江冬秀身边,胡适忙于公务,无暇顾及。江冬秀虽然出身官宦之家,但仅读了几年私塾,又酷爱打牌,对于孩子的管教,少投入精力,多有责怪,不甚得法。
近来读《梁启超家书》,感触颇深。这本书上接《曾国藩家书》,下启《傅雷家书》,是传统家教与现代家教结合的典范。
古人云:“养不教,父之过”。现在中国人很忙,尤其中国的爸爸更忙,忙什么?忙着赚钱,赚钱为了什么?为了孩子。当忙碌的父母以忙碌为借口把孩子推给学校、推给老师,推给各种各样的辅导班,忽略了家庭的教育,孩子慢慢产生问题并堆积到一定程度爆发出来时,忙碌的父母才开始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想要参与对孩子的教育时发现为时已晚,并不是所有的树木能做到“树大自直”的,已经弯曲的树不是花钱就能正过来的。家庭教育的缺席尤其是爸爸在教育上已经缺席了很久,总说自己忙的爸爸们,不妨看看梁启超,重新思考一下什么才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挣钱养家就是合格的爸爸吗?忙不是理由,世界上最忙的工作应该是美国总统,可奥*马也陪孩子吃饭遛狗,管孩子学习起居。所以说,时间不是问题,观念才是问题。
之前对于梁启超的认识和了解仅仅限于近代的变法革新运动“公车上书”,在讲授这课时也仅仅浮于表面,没有深入关注他。慈溪太后戊戌政变后,戊戌六君子被害,梁启超之后开始流亡日本,之后的事大略了解了一些,对这个人物并不深入了解,在我的印象中似乎他只是一个政治标签,看了这本书才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他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忧国忧民,勤奋著书的同时,还十分注重对下一代的教育,从自己的社会际遇和阅历出发,以独特的教育方法将自己的学识和感悟润泽在儿女上,使九个子女各有所成,堪称中国家庭教育的开楷模。
在9个成年的子女个个成才,其中三人当选院士。长女思顺,诗词研究专家、曾任中央文史馆馆长;长子思成,著名建筑学家、中科院院士;次子思永,著名考古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三子思忠,西点军校毕业,参与淞沪抗战;次女思庄,著名图书馆学家;四子思达,著名经济学家;三女思懿,曾任中国红十字会对外联络部主任;四女思宁,早年就读南开大学,后参加革命;五子思礼,火箭控制系统专家、中科院院士。
这本书中的家书也是节选的一部分,在这些给他孩子的书信中,我看见的是一位对儿女殷殷期盼的'慈祥和蔼的父亲,虽然一年到头天南地北的跑,跟儿女相处时间不长,任教、演讲、著书立说,忙碌异常,但是他从未因为忙碌而放弃对儿女的教育。他不仅仅在金钱方面给孩子以支持,更关注孩子们的精神世界。不仅注重学习,更注重孩子们修身和养性。孩子成绩不理想时他没有打击施压,而是细心开导。如次女思庄初到加拿大留学时,英文有些困难,一次考试在班上得了第十六名,为此极不痛快。梁启超得知后写信鼓励说:“庄庄:成绩如此,我很满足了。因为你原是提高一年,和那按级递升的洋孩子们竞争,能在三十七人中考到第十六,真亏你了。好乖乖不必着急,只需用相当努力便好了。”这些书信是一个教育家爸爸的教子良方,也是一部关于子女修身、养性、齐家的立世箴言。
在政治上,梁启超或许确实不算成功,但他的谦逊、敏锐、自省、坦诚,却让他成了一位与时俱进、勇于认错、既不假道学、也不老顽固的“无代沟”好爸爸。对子女的个性选择和发展意愿,梁启超一直基于平等、尊重的立场,谆谆劝诱,从不让子女以自己的理念判断为圭臬。对每个孩子的特点梁启超都会用心揣摩、体察,因材施教,对他们的前途做出周到的考虑和安排,然后,还会反复征求孩子的意见,直到他们满意为止。如次女思庄留学加拿大著名的麦基尔大学,1927年8月,思庄读大学已一年,该选具体专业了。梁启超考虑到现代生物学在当时的中国还是空白,希望她学这门专业。思庄遵从了父亲的意愿,但麦基尔大学的生物学教授课讲得不好,无法引起思庄的兴趣,她十分苦恼,向大哥思成叙说。梁启超知道后,心中大悔,深为自己的引导不安,赶紧写信给思庄。思庄遂改学图书馆学,最终成为我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梁思礼提起父亲的教育,曾说:“父亲的教育思想及方法对我的哥哥和姐姐影响较深,他一生精心指导子女,细心进行教育,对孩子没有太多的苛求只是鼓励我们按照自己的兴趣,选择自己的方向”。面对职业的选择,又有几个父亲能做到梁启超这样。所以梁思成说:“父亲的‘遗传和教训’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
与成绩相比,他更关注孩子的的心性、志趣、健康、幸福。梁启超教育子女褒多于贬,以鼓励为主,尤其强调生活的趣味。在《学问之趣味》一文中梁启超说:“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捱过几十年,那么生命便成为沙漠,要来何用?”他写信告诫在美国留学的梁思成:“我怕你因所学太专门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于单调,太单调的生活容易厌倦,厌倦即为苦恼,乃至堕落之根源。”
在指点孩子如何做学问上,梁启超反复强调学习要“求理解”,不要“强记”,且要劳逸结合,“多游戏运动”,尤其注重心性的养成,“总要常常保持着元气淋漓的气象,才有前途事业之可言”。事实上,相对学业,梁启超更关心孩子们的身体。在梁启超的父爱里,只有子女,没有自己。他对孩子的任何帮扶劝导都是以对方的终身幸福为考虑的,正因如此,在他看来,学业成就,远不如心性、志趣、健康、幸福重要。从这一点来说,他是一位伟大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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