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一阵阵朗朗地读书声从我们国学班传来。国学班有一个响亮的名字--知止堂。知止堂是由一位热爱国学的妈妈,为了孩子学习经典文化而创办的,所有的老师都是义工,利用休息天给我们义务讲课。
每个星期天下午,我怀着快乐的心情参加国学班。老师让我们大大小小三四十个孩子伴着古筝曲齐声朗读《弟子规》、《论语》、《笠翁对韵》,读得好的话,还可以像个小老师一样领读呢!国学班的胡老师可疼我们了,怕我们读久了累,中途还给我们讲《二十四孝》的故事,好让我们边听边休息。
《弟子规》一句就三个字,很快就会背了,可是有些话我还不懂什么意思。有一次爸爸在外面酒喝多了,醉得像一摊烂泥巴,被两个叔叔连扶带抬送回家,在家门口画了几个“八”字怎么也进不了家门,我觉得又心疼又好笑。突然明白了《弟子规》里的一句,第二天认真地对爸爸说:“年方少,勿饮酒,饮酒醉,最为丑!”爸爸欣慰地抱着,我在我脸上狠狠地亲了一口。《论语》是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的对话,让我知道了做人的道理,心胸变得开阔多了。偶尔,小肚鸡肠的时候,仿佛听到孔子在我耳边喃喃地说:“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最优美的就数《笠翁对韵》了,它平仄相对,读起来朗朗上啊!国学经典像甘甜的雨露滋润着我的童年,像温暖的阳光陪伴我茁壮成长。
近代东亚教育、科学的发展,曾借用朱子学的格物致知观念接引西方近代科学,是朱子学观念在中国学术近代化发生积极作用的一个例子。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朱子学的格物论有益于近代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外,还应看到朱子学的格物致知思想更近于晚近受到大家重视的大学“通识教育”理念。因为朱子的格物说的确不是朝向某些专业的科学研究,而是重在培养学习者的综合素质,培养学习者的人文精神、道德理解、多元眼界和宽阔胸怀。通识教育的核心课程则是关于经典文本学习的课程,经典的意义在于经典是人类文明的成果,是人类文明在历史筛选过程中经历选择而积累下来的精华,对经典的不断学习与发展是文明的传承的重要途径,这正是朱子所始终重视的一点。由此可见,对于当代的通识教育来说,朱子的思想是孔子之外最重要的思想资源。
在朱子的四书著作中,对《大学》的研究和阐发,最具有代表性,也最集中地表达了朱子的儒学思想,《大学》固然着眼于成年读书人的修身,但也关注社会风俗的改善。如其《大学章句序》的最后一句:“然于国家化民成俗之意、学者修己治人之方,则未必无小补云。”在此序文中朱子明白表达出,不仅学校教育着眼于全民,所谓“当世之人无不学”;而且即使是大学,也并非只与君子精英有关,强调大学之教不仅与“学者修己治人”有关,也与“国家化民成俗”有关;不仅与“治隆于上”有关,也与“俗美于下”有关。因为就教育和学习的内容而言,儒家的学校教育与佛教不同,对士大夫来说是“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余”,对普通民众而言,“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伦之外”。所以,其教育的结果,“其学焉者,无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为,而各俛焉以尽其力。”学习者经过学习,不会脱离人伦日用,而能够更加理解自己的性分和职分,在其本职位置上尽其分尽其伦尽其职、尽其力尽其心尽其性。每个人都在其社会职位上尽其力,国家自然就得化民成俗之效了。“性分”指个人命定的社会地位和活动限度,“职分”是指对所处社会地位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性分的概念本出自玄学,朱子则由此阐明儒家教育具有积极的社会功能,即使人安其性分,尽其职分,移风易俗,指出化民正俗的重要性。朱子一生的小学蒙学著作也很多,是对传统蒙学教育贡献最大的人,他的著作如《童蒙须知》《小学》《增损吕氏乡约》等,流行甚广,对儒学价值的大众化、通俗化,对培养少年儿童,养成德性,起了积极的作用。今天应当重视朱子这方面的贡献,在福建可使朱子的这些著作与目前流行的《弟子规》一起,古为今用,在道德教育中起其应有的作用。朱子的家礼、家训也不仅对朱子一家或朱姓人家有意义,南宋以来对社会风俗、化正人心都起了重要作用。今天我们要把朱子学的这些内容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践行、培育结合起来,使中华文化、朱子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价值和个人美德的源泉与基础。
作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朱子学”(或称“闽学”的创始人,朱熹是唯一非孔子亲传弟子而享祀孔庙,位列大成殿十二哲者中,受儒教祭祀。他在历代儒者中的地位及实际影响仅次于孔孟,其思想学说从元代开始成为中国的官方哲学,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还远播海外。
同安是朱熹的首仕之地,为朱熹的思想转变和理论形成提供了扎实的实践,同安由此被称为“闽学开宗之地”。朱熹一生为官9年,其中有4年多是在同安担任主簿,在同安期间,他的思想经历了“逃禅归儒”的重要转折,最终使其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
同安文史专家颜立水介绍,朱熹任同安簿事前,受刘子羽、刘子翚、胡宪三位业师禅学的影响,对佛学禅学非常有兴趣,还借用禅学而考中进士。赴任同安途中,朱熹拜访了其父生前好友,二程(程颢、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介绍自己学习佛释的情况,李侗对此并不赞许,劝朱熹好好看儒学的圣贤书,朱熹“心疑而不服”。
到任同安后,朱熹进一步理解儒学中“理一分殊”的道理。他本希望用佛教教化百姓,相信佛老之学可以治理社会,但在现实中却发现行不通。回看圣贤书,渐觉有味,其思想有了明显的`转变。朱熹在同安做了很多实事,最终到为官应该“务实”,而非佛老主张的“清静无为”。在同安期间,以自己的政绩验证了“理学”对巩固封建制度的功用,因此“三年之绩,有百年之思”。
离开同安后不久,朱熹便拜李侗为师,逐渐构建起理学的思想体系,逐渐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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