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哉乾元,昙花一现。竟辞中原,终为北元。有明一代,礼制为极。天子守国,君亡社稷。满清入主,康乾盛世。西人东来,帝制将终。准确来说,元朝是中原王朝的一个特例,它的君王既不禅让也不于社稷,而是北返于大草原中。除蒙古汉化程度极其底之外,它也采用儒家式的政府管理。对于农村基层组织而言。改朝换代对于其无太大影响。
在元代帝位跟迭极其不稳,再加上带有民族矛盾的农民斗争之下。公元1368年,朱明王朝建立,随后统一天下。以宏观的大历史角度而言,明朝处于一个关键的时期。它的时代特征是极其明显的,高度的中央集权和皇权的不断强化是其总趋势。而农村的传统社会也在此发展到了极致,至于清代,乃至于民国。传统农村社会的特征连亘四百年。以儒家意识形态,维持着庞大的农村社会,若以对商业的重视程度和掌控而言,则远不如宋代。明代制度竟能终两百多年而无大调整,实为罕见。
“大历史”称其为对于传统道德理教的发挥极致。可时代的发展使得技术的缺陷无法由道德弥补。这时往往会有新的力量会注入。公元1644年,满清入关。清代承袭明制,加以满族色彩。但于传统农村社会也无甚创新,对外政策也与明代无异。其内敛也沿袭明代。此时的传统社会已经发展到了如此程度:朝代的更替无法影响以儒家意识形态统治的传统农村社会的改变,大规模的改革无法进行。整体社会结构的改变,只有在外来力量冲击下,内部社会的变革才能逐渐发起。这也恰恰是中国社会数千年之特点。
《中国大历史》是历史学家黄仁宇体现其“大历史观”的一部专著,它旁引了不少研究内容,分析中国历朝发展的问题,从欧洲的历史,以至经济学都有利用。
读完这《中国大历史》,便可感觉,作者写的历史,自始至终都在问着这样的一个问题:缘何中国的文明未能发展出上资本主义?求解这个问题,作者的关注点集中在财税制度上面。
依着这样的思路,从作者的叙述中,隐约可以看出,作者将中国的几千年发展历史分为了三段:第一段是中央集权、官僚体系、意识形态逐渐形成的时期,从商周发端,到秦汉。
隋唐第二段是从城市商业和国际(边境)贸易中产生了商业社会的种子,但这种子在官僚体系、自耕农经济和意识形态面前,只是发展出了服务于宫廷地主玩乐所需的奢侈品生产与商业,这一段从宋元到明清,中间从王安石变法到张居正变法,似有着搞“数目字管理”的意向,但数目字管理的条件仍未具备,变法必然失败。
第三段是清末受到外来侵略与冲击,开始寻找强国的途径,从清末的洋务自强运动到维新变法、立宪改革,再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地革命,直到改革开放,这一波一波的革命终于推翻了封建帝制,也创造了“一个新的高层机构”和“一个新的低层机构”。而“现在中国当前的任务,则是在高层机构和低层机构间敷设有制度性的联系才能从上至下,能够以经济及法治的方法管理,脱离官僚政治的垄断。”
这两天读《中国大历史》,把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用20万不到的字写了。也无所谓“大历史”,只是“宏观历史”,谓之“MACROHISTORY”。如果是大历史,写到杨贵妃就很奇怪了。在这样精练的历史中,这样的入也有地位,不知历史如何大?但是,这本书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有价值,他的基本观点是:
1、权力的运用是中国政治的核心部分,不能有效地运用权力,就不可能有稳定和统一的江山;
2、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最重要的问题是统一农民,如果没有一种机制来管理农民,中国社会就会陷入动荡之中;
3、财政是中国封建王朝稳定或者说兴衰的一个重要因素,没有必要财政和税收体制,中央政府就不能稳定存在;
4、土地管理是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土地和农民问题联系在一起,没有合理的土地制度,不能谈对农民的管理;
5、官员制度也十分关键,历代的政府统治均是要依靠强大的官吏,没有官吏不行;
6、意识形态对中国的稳定也重要,中国的制度力量历来就不强大,所以要依靠一种意识形态和道德因素来管理,这就是儒家在社会管理中的地位一直能够保持的基本原因;
7、官员的腐败历来是王朝衰落的基本原因,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证明了这一点。
1、税收体制
但这样一种优秀的耕作体系和中央体系却无法孕育出向西方那样的资本主义萌芽,甚至可以说是不容产生现代型的经济体制,不免让人疑惑到底是为何。在书中,黄仁宇先生用了10页左右的篇幅介绍英国从一个农业国蜕变成为一个工业国家的过程,以货币作为管制全民的工具。用中国的当时的政治体制来阐释的话,就是税收。
黄仁宇先生观察历史注重从技术角度切入,他认为收税能力决定了政府的财政实力,财政体制决定了政府调配资源的方式。能不能以合理的制度将经济资源转化成税收,进而顺畅注入经济政治国防社会各项事业中,决定了一个王朝的兴衰成败。
中国古代税收体制之所以不能将传统社会推向现代,就在于间架性设计和数目字管理这两个制度软肋,这是黄仁宇先生研究中国历史的两把密码钥匙。所谓“间架性设计”,即因技术手段的限制,在无法摸清社会底层真实的前提下,在对经济基础平明所以的前提下,以一种抽象的概念直接设计上层建筑,而不考虑下层执行效果。
中国历史的第一帝国秦汉帝国,正是在这个态势下形成。这是中国政治体系在世界范围内的早熟,但在地方政府组织架构尚不完善、技术上的统计手段尚不完备之时,先完成了政治上的统一,则进一步固化了间架性设计的困境。“数目字管理”,即国家财政方面的商业化,商业管理方面有确定的制度可以遵循,财产权公平合法,注重保护私人产权等。先生认为,近代西方可以用数目字管理,中国传统社会和官僚组织由于技术手段的限制,不能用数目字管理。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从公元前到20世纪始终直接向各个农户抽税的国家。但税收的基础极为广泛而又非常脆弱,为西方经验所无。政府既无从以累进税率抽税,通常的情形便是税收短绌,再则又要对贫弱无靠的人民周济,也连带受牵累。
2、官僚体制
唐朝的官僚机构缺乏与它平行的私人组织;它的执行全靠官僚之以名誉自重。经常下端的问题颇为重要,可是总是散乱,其上端的行政工具则又经常形式化而敷衍塞责。要使这个体系生效,只能从上向下加压力。然而到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则日渐削弱,安史之乱爆发。
黄仁宇先生认为,安史之乱源于财政困境,即使是将挥霍的钱财全部用于国防,在当时也缺乏使这些资金进入国防系统的有效财政转移手段。中国的悲剧乃是其在地方组织及技术上的设备尚未具有规模之际,先已有大帝国之统一,因之上下之间缺乏一段有效的中间阶层,全靠专制君主以他们人身上的机断弥补。
历史还是那段历史,黄仁宇先生却一反往常的角度,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引导到中国历史研究中,广泛综合归纳,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写历史,而不是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也引入了“间架性设计”和“数目字管理”,给人提供了新的阅读角度,从不同层面来看到历史问题,解读历史。都说人要从过去的经历中吸取经验和教训,社会和国家也是一样,从过去的组织和体制中找到弊端和可取之处,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
近期,拜读了黄仁宇先生的《中国大历史》,加深了原来记忆中有关中国古今历史的条线印象,体会到作者负笈海外转换视角、重点提取综合评判的良苦用心。鉴于读得有些散漫,而中国历史之漫漫征途、悠悠流长,其间奥妙玄机,非著说之人一册黄卷可以蔽之,亦非捧册之人一时可以察之、一刻可以识之,进而揣测作者或是没有言尽,宽宥鄙人亦是体尝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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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讲魔鬼城吧。真的很可怕吗?里面有魔鬼吗?哎呀,我也不知道呀!先别急着问我,也许讲到后面,你就明白了。这个魔鬼城啊,里面的石头多得数不清,奇形怪状,有的像雄伟的城堡,有的像威猛的狮子。石头的颜色也是五颜六色的,在夕阳的映照下,绚丽多彩,无比美丽。那天,我走在魔鬼城的小道上,正因为石头太多了,我才刚刚走了一会儿,鞋里就进了一大堆石头。哎,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会进石子儿,我看我的鞋明明穿得好好的呀!进去的石子儿还差点儿把我的脚刮伤了呢!我就说嘛,知道这为什么叫魔鬼城了吧!不过,那石头倒是很漂亮,拣都拣不完呢!置身魔鬼城,不禁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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