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荣誉,对于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大家族有着至高无上地位,在家族成员心目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是一个家族的精神力量之所在,是家族精神、凝聚力的集中体现,引领着整个家族走向兴旺发达和辉煌。没有家族文化的家族如同一盘散沙,缺乏凝聚力和精神依托,这样的家族只能是昙花一现,迅速地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一个家族的文化形成,需要几代甚至数代人的共同奋斗和积淀,通过他们的不懈努力,与渐行渐近中形成了富有特色的家族文化、家族精神,独一无二地出现在众人视野之中。回顾历史,几乎每个经久不衰的家族,都有着自己独有的文化特色,有着至高无上的家族荣誉感、使命感、责任感,正是这一精神支撑着整个家族走向辉煌发达。
传统的中国人心目中,人人崇尚、坚守家族荣誉,并由其演化出独具风格的宗族文化——民族文化——中国文化,形成了一种坚不可摧的民族精神,悠久的历史文化。家族文化和荣誉,需要从点滴中体现、累积,也正是千千万万个家族文化千百年来汇聚传承至今的民族文化;千千万万个家族精神汇聚出今天我们传承的民族精神。
私以为所谓的家族文化,家族荣誉、家族精神,概括起来其核心不过是一种正气,一种最起码的做人做事准则和要求,如孝敬长辈;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严格教育子女;传承某种特有的精神;对与自己有缘关系的亲人努力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一切,相互支持,相互帮助,让人人尽可能幸福多一些,痛苦少一些;对自己的朋友、邻居和所有认识的人,要有友善、和睦、宽容,即使做不到对所有人都好,也应该有一个起码做人做事的准则,不能对人使坏,不能对他人冷漠、冷淡、欺骗或尔虞我诈;没有人有能力使成百上千的人成为自己的朋友,但有能力让成千上百的人不成为自己的敌人,或是自己成为亲夫所指的罪人。
家族荣誉和国家荣誉,需要每个家族、国家成员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来证明、扞卫,它是一个家族甚至可以延伸为民族生存发展的基础和精神支柱,也是家族成员、民族成员至高无上的领地,容不得他人恣意侵犯,每个成员都应当为之付出努力,努力扞卫、传承和发扬其精神。
其实,家族荣誉与国家荣誉紧密相连,而不是孤立存在的;家族文化和民族文化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家是民族和国的细胞或者最小组成单位,没有国就没有家,千万个家庭、家族文化汇聚成民族文化,而民族文化又直到着家庭、家族文化的发展;家族与民族文化的形成是一个缓慢而漫长的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都需要一个又一个接触的代表来引领,在他们的引领下一步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也是每个成员之间相互团结、协作、支持、帮助下形成合力,让正能量始终成为其文化主流,继而使得其家族文化和精神更具魅力,产生出璀璨耀眼的文化之星。
每个家庭、家族、民族、国家的文化形成,是历经千辛万苦,历经种种生活的洗礼,千锤百炼凝结、升华而来的成果。在一代又一代的领路人的引领下,历经一次又一次的挫折、困惑、彷徨等最终凝结而成,所以每个成员必须换为何传承其精华,弘扬其文化精髓,一代又一代经久不息地传承。
每一代的领路人又是历经了无数次的考验、洗礼脱颖而出的,他集家族或民族精神之大成,在整个家族、民族中可以说是独领风,具有高尚的品格,极强的号召力、感召力,奉献精神、包容精神,也有极强的亲和力,吃苦耐劳精神,胸襟宽阔,不拘小节,思考问题思路缜密。他们不断度修正整个家族、民族前进的各种“参数”,矫正错误的行为,适应社会发展的主流,不时地关注其内部的种种变化,有着常人难得的担当精神。
但凡是有着悠久或者深厚文化底蕴的家族、民族,他们内部的成员骨子里燃烧的激烈的热情和担当精神,人人都有一种紧迫感、使命感和责任感,成员之间充满关爱、包容、和睦、忍让,而不是处心积虑的算计。
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明确提出,让我们重新找回了丧失的精神阵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二十四个字明确概括出新时代的精神文化核心,也是现实点家族荣誉和家族文化建设的方向和指针。我们需要民族文化,更需要身边的家庭家族文化来有力推动社会的文明进步,促进经济的发展,为整个社会文明、和谐、进步。
我国有不少兄弟民族,过去由于对许多自然现象不理解,而产生对自然力的崇拜。因此,大都信奉原始宗教,崇拜自然。少数民族能歌善舞。不仅婚丧嫁娶、喜庆节日要举行歌舞活动,就是宗教迷信活动中也离不开音乐歌舞。对少数民族宗教活动中表演的音乐舞蹈,应作具体的调查分析,不分青红皂白将其打入冷宫,未免过于粗暴。
曾在宗教活动中演奏的音乐,直接宣传教规教义的部分属于封建糟粕是无疑的;低有的则是地道的民间音乐。如纳西族地区流行的“洞经音乐”,其中《到春来》、《到夏来》、《小白梅》等乐曲,来自江南丝竹,音乐是优:美健康的,建国以后,已用于民间风俗节日演奏,为人民群众喜闻乐听。如果把上述用于道教活动的“洞经音乐”列为宗教音乐而视为糟粕,就会丧失很大一笔音乐财富。
据调查,彝族的"比莫”、布依族的“摩公”,羌族的“端公”,哈尼族、拉祜族的“莫巴”、“尼帕”,基诺族的“莫培”等,既是宗教活动的主持者,又是民间歌手,他们是民族文化的继承者、传播者,是民族中较有知识的人,甚至可称之为高级知识份子,对民族文化的发展起过积极作用。研究某些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很用得着他们。对这些身兼两职(巫师和歌手)的特殊人物,我们必须给予重视。他们掌握保存的民族民间音乐,应及时抢救,决不能因他们曾经从事宗教迷信活动,便把他们唱的传统民歌视为毒草。笔者在哈尼族爱民人中采风时,曾遇到几个这样的“尼帕”,能唱上百首民歌,是寨子里首屈一指的歌手。她们唱的宗教歌,音调与哈尼民歌有密切关系,曲调优美动听,有的运用民歌曲调填词,有些歌词具有浪漫色彩。对这种民族民间音乐中的复杂现象,要作深入的调査,通过分析鉴别,才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决不能一概加以否定。
另外,在一些民族地区的宗教活动中,也出现一些怪现象。比如,近几年在贵州西北部一些苗族地区,基督教活动十分频繁,青年男女都成了善男善女,在夜间活动时大唱“灵歌”之类的宗教歌,信教者不许看电影,女人不许穿花衣裳,不准唱民歌,原来盛行的芦笙、口弦、竹笛等民族乐器已荡然无存。这种只有信教唱灵歌的自由,不准人们唱民歌、演奏民族乐器的怪现象虽然是局部的,但应当引起政府和有关文化部门的重视。这种宗教活动是对民族民间音乐的扼,我们岂能等闲视之?
如何提高我国民族民间音乐学术研究的水平?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題。为了找到较灌意的答案,最好还是对这一领域往—昔的成败得失作一番回顾,然后再展望它的将来,方可做到有的放矢。
三十多年来,我们在这一领域内作了不少有意义有价值的`工作。初步确立了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作为一门理论学科的范围、对象及地位。如果要对这一段历史分期的话,那么,五十年代初至六十年代是这一领域的开创期,七十年代末至今是它的纵深发展期。两个时期之间是由“文革”造成的长达十年的破坏性“断裂”。
无庸讳言,在做出成绩的同时,我们的研究工作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有某些失误。认识它们,并从中求得反省*也许比谈成绩更有意义。
首先,我认为我们在一开始就缺少一个整体的、长远的、分轻重缓急的收集、整理规划。就蕴藏量而言,我们的对象是一个“富矿”,这是不同历史时期沉淀下来的音乐遗存。但由于我们在“开采”时没有总体设想,你今天在这儿收集一点,他明天在那儿收集一点,有时一哄而上,有时又搁置不问,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和盲目性;某些地区因人力较强而比较重视,另一些地区则可加之参加人员的素质、业务水平参差不齐,致使收集到的资料缺乏应有的科学性、完整性和系统性。同时,有些品种被“轮番”采集,
有些则无人问津,一方面是不必要的重复劳动,另一方面则是自然泯灭,从而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其次是思想的干扰。民间音乐作为一种文化,是一种既丰富又复杂的综合体。它有多方面的价值和功能。然而,由于思想的影响,在我们还没有以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地认识到它们的本质之前,。就主观地划定许多框框条条。结果要么将某些品类(如宗教音乐、祭祀音乐以至风俗音乐)变相否定}要么把一些仅有外在的社会学内容、艺术水平并不太髙的作品(如所谓反映重大历史题材的作品)视若珍宝,而对某些真实池反映了社会生活的作品横加挑剔,或者添上一些时兴的唱词,以“强化”它的政治性。结果是,面目全非,真假难辨。总之,在这种有害思潮的干扰之下,很难保证收集、整理中的真实性和科学性。
第三、在研究方法上,我们在体裁、品种的构成型态的描写研究和某一大类的综合性概述的描写研究方面,可以说取得了较突出的成绩。但运用纵向的“历史研究法",则比前者为少,成果也不显著。至于其他学科和国外同类学科广泛采用的“比较研究法”,在第一时期中亦鲜有所见。这显然是我们不能从更深的层次上去认识我国民族民间音乐的特质和内在规律的原因之一。
第四、选題方面,我们多局限在民族民闻音乐的自然分类的闔圈内。从更广阔的科学领域,例如从社会学、考古学、民族学、心理学等的角度来探讨民族民间音乐规律的选题却非常之少。这种单一的,不注重跨学科、不注意边缘学科的选題倾向,正是研究水平不能较快提高的另一个原因。
进入第二个时期后,我们的民族民间奢究。有些文章是好的,但也有些文章研究目的不明确,常以语言系统和地理环境作为划分标准,而音乐上的色彩据反倒没有说清,最后也不能看出这种民歌色彩划分与音乐上的必然联系何在。当然,一种学术问题的研究要达到高级而完美的程度是要有个过程的。
总之,我国民族民间音乐的理论研究任重而道远。已经取得的成绩必须肯定,因为就研究水平而言,美国的一位音乐学教授曾经说过:“中国的这些著作和论文,在水平上与世界上任何音乐学的研究都比得上”。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满足,因为我们现在所做的无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与实际所要求的相距甚远。方法问题当然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提高这支理论队伍的素质,特别是音乐基础理论的基本功,以及有关学科理论的广泛素养,再加上采用国内外多种研究方法。只有这样,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才能取得更新更大的成果。
近日,北京市高考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出台,最引人注目的是20xx年高考语文由150分增到180分,英语则由150分减为100分。语文成绩占高考总成绩的比重增加,意味着国学教育将备受重视。这不仅仅是高考各科成绩的变动,更是对本民族文化重视的体现,是中国人走向自信的体现。
如今,不重视民族文化的事件屡屡曝光。小到游客们在文化古迹上随便刻字,大到省市打着修缮壁画的'旗号肆意涂改原作。这是由于国人对本民族文化知之甚少,并且将外来文化神圣化,由此可见,现今社会需要提高国人对本民族文化的重视程度。而提高语文成绩比例正好可以引领学生学习本民族文化,提高本民族文化的重视程度。
提高国人对民族文化的重视程度不单单是为了保护遗迹,更可以提高国人自身的道德、人文、文学修养,从而弘扬和培养民族精神。中华五千年文化博大精神,《论语》《孟子》《诗经》各个都是经典,通读中华文化经典有利于自身文学修养的提升,从而提高自身实力。鲁迅从小通读文化经典,将经典内化于心提升自身文学修养。用文学铸成的唇枪舌剑成就了“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鲁迅,而这样的鲁迅也让国人的文字走出了国门、走向了世界,让国人在国际社会中更加自信。毛泽东青年时终日浸泡在书籍的海洋之中汲取中华文化的精髓、华夏民族的智慧,丰富了自身的文学知识、提高了自身文学素养,成就了“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一代伟人毛泽东,而这样的毛泽东也让世界认识了中国,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使国人在国际社会中享有立足之地。由此观之,为了提高国人自身的道德、人文、文学修养,弘扬和培养民族精神,需增强国人对民族文化的重视,高考改革便显得尤为重要。
提高国人对民族文化的重视程度不仅能使国人更加自信,更能提高国家的文化软实力,让国家更加自信。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文化软实力已经占据了各国竞争中相当重要的位置。现今各大强国之间拼的不仅仅是军事的强大,还有经济,更重要的是文化。为了是中国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需防止文化入侵。为此中国需要提高自己的文化软实力,增强国人自身文化修养,增强国人对本民族文化的重视。这样才能更好地让中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保持自信,立于不败之地。由此观之,为此需要增强国人对民族文化的重视,从娃娃抓起便是最好的办法。高考是指挥棒,它指引着国人学习民族文化、了解民族文化,国人便会从小将文化内化于心、不断发酵,将民族精神领悟至心,从而达到提高民族文化的重视程度的目的。
高考改革意味着教育偏重的方向。提高语文成绩所占比例意味着教育将偏重文化教育。而文化教育应从小抓起,从小灌输。这次改革是高考成绩的变动,是文化教育重视的体现,是对本民族文化重视的体现,更是国人走向自信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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