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假里,我读了《城南旧事》这本书,我非常喜欢它。
这本书一共有五个故事:第一个是《惠安馆》,讲的是英子和惠安馆的”疯子“秀贞成了好朋友。秀贞经常向英子讲小桂子的故事,英子非常同情她。后来,英子发现秀贞口中的小桂子和她的好朋友妞儿非常相似,又发现妞儿的脖子后也有一块青记,确定了妞儿和小桂子是一个人。秀贞和小桂子相认后,立刻带妞儿去天津找他的爸爸。结果,两人惨在了火车轮下。第二个是《我们看海去》,讲的是英子认识了一个厚嘴唇的男人,他为了供弟弟上学去偷东西,英子觉得他很善良。后来,英子捡到了一个小铜佛,警察局的人根据小铜佛找到了年轻人,并把他抓走了。英子难过极了。第三个是《兰姨娘》,讲的是兰姨娘被他的丈夫赶了出来,住进了英子的家。英子一开始很喜欢兰姨娘,可后来发现爸爸握了兰姨娘的手,就不喜欢她了。在英子的说合下,兰姨娘和德先叔相识并离开了北京。第四个是《驴打滚儿》,讲的是英子家的奶妈宋妈的儿子两年前掉进河里淹了,女儿也被丈夫卖给了别人。这一切宋妈的丈夫都瞒着宋妈,宋妈知道后十分伤心。后来,英子的妈妈劝宋妈再生一个儿子,宋妈被他的丈夫接走了。第五个是《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了》,讲的是英子小学毕业那天,他的爸爸永远离开了他。
读了这本书,我觉得非常沉重,这五个故事里的人到最后都离开了英子。秀贞和妞儿了,为弟弟上学当小偷的哥哥被抓走了,兰姨娘也离开了北京,宋妈回老家了,爸爸也病了。我觉得英子非常不幸,童年应该是无忧无虑的,可英子的童年充满了离别和亡。这些生离别让英子坚强了,也长大了。我也喜欢英子的智慧和天真,虽然,秀贞和妞儿的和英子也有一定的关系,但这样的结果是谁都想不到的。
感恩,是一种高尚的品德,是一种善良的品质,更是一种为人处世的方式。有人说,感恩使人快乐,而我觉得,感恩使我的心境变得豁达。
有人会问:我们需要感恩什么呢?其实在生活中,值得我们感恩的人事物有许许多多。
在家里,你首先感恩的必然是父母。为了你的学习,父母倾尽了所有。为了为你营造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爸爸大声看电视的毛病没有了,妈妈也不再唠叨。遇到不会做的题目,妈妈可以放下手中所有的事情来为你解惑。早晨一起床,香喷喷的早餐就摆在了你的面前,晚上睡觉,总会有人来看看你盖被子没有,这些时候,你难道不需要感恩吗?
在学校的时候,理所当然地就应该感恩老师和同学。试想,没有老师,何来知识?老师每天起早贪黑地工作,传授给我们丰富的知识,教会我们为人处世的方法,还要为我们的考试忧心……每天,我们可能埋怨老师布置的作业多,那是因为她对我们的重视啊!而且,老师又何尝比我们轻松啊!他们要改厚厚的几沓作业,要批改练习册,要为我们指出错误的地方……我们一个班,八十多个同学啊,老师要重视每一个同学,教导每一个同学,他们的烦恼,劳累只深深藏在心里。我们也需要感谢同学,感谢他们陪伴我们,让我的成长变得有梦可做。
在社会中,我们要感谢每一个给予我们帮助的人。记得有一次,我和妈妈坐火车去重庆看病,正值春寒料峭之时,我却只穿了一件薄薄的长袖毛衣,在车上冷得瑟瑟发抖。这时,一位陌生的阿姨看出我的窘境,将自己随身携带的一件羊绒背心给我穿,还送上了一杯暖暖的热茶,这时多么暖心的时刻啊!
所以,感恩无处不在,生活中需要感恩,它是我们最宝贵的东西!
早就听说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是如何的振聋发聩,充满着真知灼见,只是一直没有心思拜读。直到最近,在等考研成绩的百无聊赖之中,才硬着头皮啃起了这部竖排繁体的历史教科书。不过,钱先生的文笔显然比我们的那些苗正根红的史书要好读的多,再加之条分缕析的分析和多如浩海又恰到好处的史实,任何关心历史的人都会爱不试卷。
说起历史教科书是怎么样的,大家恐怕都不会陌生。以分阶段的社会进化史为纵线,阶级斗争为轴线,从政治辐射到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条目虽然清晰,但文字干枯发涩,千篇一律。我们所做的是将一些冷冰冰的事件从历史长河中抽出来让你记硬背,不许质疑书本,不许有独立思考,这根本不是学历史,这是把意识形态强行灌输到人们的潜意识中去。我常常在想,如果没有对历史的反思,即使将整本课本都背的滚瓜烂熟,也不知道中国是怎样形成怎样兴盛起来的,又是怎样落后下去的。像义和团运动那部分,书上只说这场运动是如何爱国,如何轰轰烈烈,一点没提那些团民是如何愚昧,如何残忍。爱国主义教育固然重要,但不能理性对待就容易变成民粹主义,只知帝国主义罪恶,不知我们怎么给了帝国主义罪恶的口实。
钱穆先生想做的就是这一点。在全书的序言中,先生就说的很清楚,他反对两种倾向,一是全盘否定,以为整个中国封建史就是黑暗专制的代名词,没有任何光明可言;一种是全盘美化,以为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两种泾渭分明的倾向到现在依然如此,前段时间关于中医关于新儒学的争论就是很好的例子。先生看来(其实我们也是这样看的,只是有时候不是这么做的)两种态度都失之偏颇,前者以西方现代政治理念为标准进行生搬硬套,自然看来事事不顺;后者则是抱残守缺,这种观点本来没什么市场,但现在有些却因着民粹主义而复活,说什么儒家文明是人类未来的出路这样不着边际的话。弃其糟粕,取其精华说起来很简单,但我们在没分清楚什么是糟粕什么是精华的情况下,要形成理性的共识无疑是缘木求鱼。
不能理性对待国史不能算是懂得历史的人,不懂历史就不是一个有知识的公民。要对本国的历史有一种敬畏之心,知道本民族繁衍生息之不易,同时又要明白中国落后之根源。作为一本教科书,《国史大纲》达到了目的,它明白无误地表明了先生理性、进步的历史观,那它和现在的教科书究竟不同在哪里呢?
《国史》反对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这样阶梯式进步的历史观,这是最大的不同,因为文明的延续不能用某种标准斩断,让前后之间截然不同。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指明,这样的观点来源于历史不断进步这一乐观主义的信念,以为社会是从低到高慢慢演化的。这种划分历史阶段的思维是经济基础决定论的产物,划分的依据是劳动工具的不同,举个例子,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分开的标志是铁器的使用,我们书上的标准说法是公元前476年春秋战国的分野为标志,之前为奴隶社会,之后为封建社会。但是,铁器的使用是一个过程,什么时候占主导地位这不好判断,占了主导之后是否引起了上层的变化这个也不清楚。先生举了《盐铁论》中的一段话,说明到了西汉仍有一部分农民用石器进行耕作,而在南方有些地区,春秋时期就广泛使用了铁器农具。
随后,钱穆先生提出了自己的思路,从政治制度、经济状况和思想文化三个方面梳理社会的变化。经济是基础,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是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样的论述在宏观层面还可以,但到了微观层面就容易纠缠不清。仅就政治制度的演化来说,在漫长的农业经济时代,经济基础变动不大,但政治制度却有了不少的变化,书中把它归结为这样一条线索,秦之前家国不分,王室即是政权,大臣皆为天子私臣;秦至唐是王室政权逐渐分开的过程,王室高高在上,丞相作为朝廷领袖是政权的最高行政长官,门下执行中书封驳,读后颇有点君主立宪的错觉;从宋开始君主集权加剧,但丞相仍然是公认的领袖,直到明太祖出私心废宰相直领六部,王室和政权又合二为一,所以先生才会借助顾炎武说出“我朝政事崩坏皆从太祖废宰相始”的话来。
反过来,专制的政府为自己的利益又限制了民间经济的生长,否则在明一朝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出于同一原因,专制的政权用八股文钳制人民思想,从此思想界再无出现大师的可能。明朝的历史表明,政治经济文化谁决定谁这个问题远不像结论表明的那样清晰。对此,先生持有的似乎是一种混合的观点,在某一具体时期,重点论述其中的某一部分,战国时期以思想流变为核心,两汉以制度变化为核心,三国两晋南北朝以思想和经济变化为核心。在特定时期某一部分会占主要地位,影响其他两部分,形成那个时期的主要风貌。
钱穆先生是主张改良的,认为革命是一种极端,是矫枉过正,而真正的进步是在和平的环境中产生的,他用不同时期经济状况的对比证明这一点。革命是否正确,站在不同立场上的人有不同的结论,但社会的持续进步不能单靠革命的带动,则是确定无疑的。托克维尔说,自由是大革命的合法子女,但靠着百年的`努力才赶走了专制暴政这一革命的私生子,使得自由民主成为现代政治的首要原则。成熟政治的产生有赖于社会理性的共识,找到病根再抓药,这样才能不断进步。从这个角度来说,钱穆先生理性积极的态度是多么的可贵。
读《国史大纲》的的第二阶段已经告一段落,已经减少了第一阶段看书的那种生涩感,当时看着繁体字相当头大,现在联系着上下文的理解好多了,有可能也是第二阶段所看的内容在朝代上跨度不大,所以没有在借助喜马拉雅了,度娘嘛还是没少用了。看书的速度还是不快,时间调整的不好,这一点还需要好好计划,挤出充足的时间细细读书,但是每年到腊月公司的情况,挤出的时间就想睡觉啊。
这一阶段看的是西汉、东汉、三国、五胡十六国,南北朝时期,刚刚一统的中国,又开始四分五裂了。西汉自汉高祖到平帝共经历了二百二十一年,王莽从摄政到建朝灭亡共经历了十八年。汉高祖得天下,“封同姓王,封功臣为侯”,所以政府的组成人员分为四种,第一类人是宗室,第二类人是以军功受封的侯。第三类是富人,这些人选为郎、吏。第四是杂途即文学、儒士。王莽以后,汉宗室光武复兴,成为东汉,一共十三帝,共一百九十六年。
这个时期的政府是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的,一是王室二是政府,王室又分为王室自身、外戚、宦官。东汉诸帝大部分童年即位、或者夭折,以及绝嗣,所以多母后临朝,母后后面是一个大的外戚集团,宦官也在王室与政府之判分下也得到了地位。没有向心力,只顾自己的集团利益,这样岂能长久。于是三国魏、蜀、吴鼎立。魏,除曹操后追封为魏武帝外,共五帝四十六年。蜀,四十三年共刘备和后主刘禅两位皇帝。吴,孙权,共四位大帝五十九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篡位成功,继位十六年后,灭吴完成了一次大统,共五帝五十二年,贵族家庭的腐化,贾南风、八王之乱,西晋气数渐散。晋室迁都南京,史称东晋,共十一帝一百零四年。东迁时,衣冠也跟着南渡,北方的中国便陷入了纷乱中,割据成了五胡十六国,先后共一百三十六年。东晋的日渐萧条,门第的日渐成长,晋室分崩离析,宋、齐、梁、陈合起来称为南朝。此时北方经历了五胡的长期纷扰之后,也找到了复兴的新机运,北魏、西魏、北齐、北周合起来是为北朝。一路数下来,心情还是跟着跌宕起伏,“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还是无限感慨。
这一大期间,中国的士人入仕的途径经历两个阶段,慢慢的正要走向科举制度。首先是察举制,东汉的两大入仕之径一个是地方察举,另一个公府徵辟。地方察举由贤良方正、能言善辩之士到孝廉。文帝时“孝剃、力田、廉吏”是最深得朕心的,徵辟制,皇帝亲自招是“徵”,待遇极高,朝廷设坛席,带若神明,相当重视,官府叫“辟”。九品中正制,就是魏尚书陈群提出了九品官人法。朝廷用人委托尚书,尚书根据中正所铨定的等级,委以重任。
州设大中正,中央官兼职,郡设小中正,小中正根据所知给出评价,大中正在根据评价,定品级升迁或者罢免。中正与察举相比较:察举之权在地方官,中正制度下奔集中央;察举制度只为士人入仕的初步,以后官位的升降在于中正之品状,品者履行,状者才能,品可以定,状于入仕之后另有考法,九品中正制上承察制,下衔科举制存在了有四百年之久。其后紧紧衔科举制。每一种纳贤制度在当时都觉得符合当时的社会选材标准,但最终都沦为了党派的工具,结党营私,拉拢自己的关系,挂着纳贤的牌子,赶着利己的勾当。
“大风起兮云飞扬”汉高祖的一腔豪情壮志,也凸显了这个朝代对文化的重视。西汉中央政府之文治思想,最早由贾谊提出了裁抑诸王国、捍御匈奴、教育太子、尊礼大臣、阐杨文教、转移风俗几大项。汉武帝即位,锐意改革,领军人物董仲舒,重要举措为设立五经博士,专门研治历史和政治,虽不直接参加实际政治,但是还是有自己的见解,也逐渐的在发挥出了作用;为博士设立弟子员,额定五十人,可以入仕;郡国长官察举属吏的'制度;禁止官吏兼营商业;打破封侯拜相的惯例。民间的儒业普遍发展,博士弟子额日益增添,以此循环,形成门第,后置成“二重君主”的观念。大门第大家族们随晋室东迁以后,随意圈占土地世袭,贵族公子无近忧无远虑,随意肆情放志。北方留下来小门小户为了生存不得不与五胡建立关系,靠自己的才能维持生存,保持着清醒与斗志,两者相较,谁输谁赢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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