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给朋友的小作文被传播【一】
媒介的发展，提高了人们对空间的重视程度，“马成为乘骑和驾辕的工具，带辐条的空心轮取代沉重的实心轮，这使得政治组织变得更加稳定，对空间的控制也就更加有效了”。政治组织倚重空间，靠武装力量征服和防御的社会，突出
空间观念，用空间观念来组织社会，它并不强调时间和连续性，这样的社会，要求更加有效的空间控制，要求更高的效率。然而，随着空间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时间问题被忽略，社会的延续性问题逐渐显露，帝国将无法维持自身绵延不绝的机制。中国的文字给行政管理提供了基础，它强调的是按照空间来组织帝国，但无法满足时间的要求，因此中国总是暴露出改朝换代的问题。作者指出我们必须要在时间和空间问题之间求得平衡。
发给朋友的小作文被传播【二】
伊尼斯在第五章开头指出，“当我们把其他文化作为镜子观照自己的文化时，却受到自己‘散光’和‘镜子’本身缺陷的影响，结果，我们很容易看不见其他文化的长处，而只看见自己文化的优点”，因此我们无法客观的评价一种文化价值，作者通过对西方文明的简短的描述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西方文化及其组成要素的特质促成了文化在时间上的延续和空间上的扩展，一切文化都要反应出自己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影响。从时间上说，文化的局限性部分地来源于它不能调动一个民族的思想资源，以及它不能把这种思想资源用来避免民众的停滞不前和厌烦情绪。
文化离不开技术的进步，正如作者所说“有组织力量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要依赖技术进步”。这种技术的进步在战争时期变现明显，例如战马的使用，铁器取代青铜器，等，赫梯人使用铁器后，成功建起了一个帝国，随后而兴起的亚述人，他们利用战争技术的进步，对战术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等等。希腊文明伴随着口头传统的兴衰而兴衰，印刷术的引进，用纸量的增加和造纸业的发展，使德国城市的地位得到加强，使德国、荷兰、英国与罗马教廷决裂。技术的不断变化，使我们难以认识到时间和空间上的平衡，由此求得这种平衡似乎很难。
发给朋友的小作文被传播【三】
亲爱的女教职员工们：
莺飞草长，花儿含笑。在醉人的春风中，又迎来了女同胞自己的节日——三八妇女节。值此佳节到来之际，学校党委、行政、工会，诚向全校女性教职员工致以节日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在这里道一声：节日好，你们辛苦了!
当我们轻轻地拂去历史的尘埃，翻开人类文明发展的史册，“女性”是那道亮丽的风景线。你们，是美丽，是智慧，是坚韧，是执着;抬眼世界，纷繁角色，舞台上，你们的脚步响彻大地，你们的身影如此多姿。
春风，让岳麓山更加生气盎然，十二中的女教职员工，让校园天天变换新颜。你们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书写着学校的昨天和今天。是你们在三尺讲台上以循循善诱的讲课开启着扇扇智慧的大门;是你们在绿树成荫的校园里用满腔的热情去滋润那一颗颗渴盼的心灵;是你们用勤劳的双手装扮着美丽的校园。你们用女性特有的敏锐和睿智为学校增添了座座奖杯，张张奖牌，面面锦旗。
白天驰骋在三尺讲台，夜晚在灯下捧书静读，细细体味事业和生活的积淀和意蕴，这是教育女性在尘嚣中的一份超然。机遇使我们获得发展，挑战使我们走向成熟。让我们共同演绎教育事业的绚烂多彩，描述你我他的美丽人生。在教育的舞台上，全情投入，尽显巾帼的亮丽和风采!
衷心祝愿各位女同胞：
事业有成，身体健康，阖家幸福!
发给朋友的小作文被传播【四】
《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是E·M·罗杰斯以传记式记载的传播学直到1960年的历史。这样一本历史教科书式的50万字的著作，按照时间的跨度，分本别类的记载了传播学的起源，在美国的发展及传播学的建立。
本书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传播学在欧洲的起源。把我们引入查尔斯·达尔文，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卡尔·马克思这些思想巨匠学术攀登的历程中。从进化论到精神分析学说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批判学派，那时还没有传播学的概念，但是传播学的发端却是从生物学，心理学乃至马克思在审视工人阶级的异化而总结出的共产主义而来。罗杰斯的这种传记式的描述风格，为我们开拓了一个新的视野，重新审视传播学。
传播学根植的萌芽是什么？从达尔文的进化论的角度来看，进化论中的许多概念和机制被引入到诸如群体生态学，城市生态学和社会学中，这些理论的发展促成了非语言传播研究的展开，而这正是传播学的一个专业，引起人们的广泛兴趣。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来看，又将传播学引向个人的心理，情感以及态度。弗洛伊德从主观主义出发，通过研究梦境形成精神分析的学说。而这些理论成为传播学的根基（传播学中的理论在个体当中寻求行为变化的力量。）并在随后实验心理学家库尔特·勒温对群体动力学的研究一并促成了传播学的发展。勒温在心理学中的研究比如“场论”和“矢量”的概念既是基于弗洛伊德的理论（比如将主观主义重新植入其中，而这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向契合），又与传播学紧密相连（“认识既是传播的结果，又是传播的起源。在你心中的东西业是获得的传播的结果，你告诉其他人的东西是来自同一心灵的内容——这些内容正经历变化，并相互发生作用”）。场论中的认识论恰好切中人类传播过程中的相互效益。而从马克思和批判学派来看，马克思有一种强烈的受迫害情结，他重视受压迫的人，他是一个建设性的设计者。他及其近代的批判学派的理论团体被经验学者看做思想和概念的来源。为传播学提供一条有价值的线索。从宏观的角度来说，它为传播学提供了一种社会的观察视角。
第二部分传播学在美国的发展提到了芝加哥学派，卡尔霍夫曼和说服研究，克劳德·香农的信息论和诺伯特·维纳的控制论等。
芝加哥学派的学者构成了一个以人类传播为中心的人格社会化的理论概念体系。对于他们而言，要成为社会的存在，人类的存在就需要传播，他们攻击对人类行为的直觉解释，取而代之一种符号交互论的观点。，芝加哥学派构筑了后来一媒体效果为中心的大众传播的模型。现今的教育模式是建立在生物学的基础上——反射弧模式（刺激，解释，反应的模式）。这种方式构造了中国式的教育体系，因为中国的教育模式是照搬西方的教育模式，而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是善于从整体宏观的角度看待问题，同时对它进行抽象化的阐释，从相互的作用关系来看待事物的发展。在芝加哥学派中的心理学家J杜威的论证：反射弧的概念是靠不住的，他希望正规教育能够捕捉到孩子的自然好奇心，他认为解释是人类行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旦一个个体学会了一个新的概念，他就会以令人惊人的频率碰到有关那个概念的说明。这也挺好理解的，一个人只能理解他本来理解的那一部分，它是通过有知来扩展自己有知的疆域。杜威在芝加哥大学创建了一个小学，在学校里孩子是通过做来学到知识的，比如数学是在烹调和木工经历中被传授的。
香农的单向传播行为的模式有助于奠定传播学的学术领域，比起任何其他的理论概念化的工作来，它更适用于传播学的范式。即为传播学的主要组成部分提供了一个单一的易于理解的明确说明，这些组成部分是信源，讯息，信道，接受器，因此对于传播行为的传播研究可以确定出信源变量，讯息变量，信道变量和接受者变量。虽然香农对于信息论的研究是完全基于数学，他也曾说过人的意义和解释是一种软性数据，它不能被还原为准确的数学公式，传播的符号方面与工程无关。香农讲信息论限于工程传播，并告诫科学界防止将之过于广泛的应用与所有类型的人类传播，然而，传播学者没有对香农的警告给与太多的关注。
从这个角度来说，信息等太多比特的输入也许会让人丧失感知世界的能力，丧失对真实情感回应的能力。人毕竟不是1+1=2那么简单，正如格式塔对人格心理学的研究，作为个体的人是受环境和周围社会的制约的。今天，有必要对香农的传播模式重新予以概念化，以便反应作为过程的传播定义，认识到传播往往是非线性的，无意图的，并促使传播效果之外的其他重要研究课题的进行。因此，传播学者正在逐步摆脱他们早期对香农的数学理论的误解，这是一个逐步的渐进的过程，它最终将恢复我们对于作为自我纠正体系的知识界的信念。
第三部分讲述了施拉姆的故事，这位传播界的集大成者，是传播界领域的创始人。在全文的最后写道：“在一个更加遥远的未来时代，或许从现在开始的几十年以后，施拉姆期望传播学将会消失，作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被吸收到行为科学的一个重要的统一体中，这些行为科学最低限度包括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政治学，人类学，经济学（这些学科在1900年左右就获得了他们目前的形式）它们的研究中心是人类行为，施拉姆希望传播学会导致这一趋向行为科学统一体的运动。
发给朋友的小作文被传播【五】
本书有两个问题很值得我们注意。一是书中有些地方存在着明显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想；二是本书介绍的诸种理论流派仅集中于欧洲各国、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对世界其他各国的理论探索则几乎未曾提及，这对于全面研究媒介文化理论显然是有其局限性的。其中以史蒂文森对马歇尔\"麦克卢汉思想的批判意见为精彩部分。
马克思主义的媒介理论对阶级社会中所谓“思想的自由交流”进行了批判。史蒂文森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优点，在于它指出了所有制和媒介生产的文化内容之间的联系，不平等的社会关系滋长了社会意识形态的形象和表达。而马克思主义媒介理论的劣势，在史蒂文森看来，在于忽视了阶级统治以外的其他统治关系，比如性别和种族。史蒂文森探讨了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媒介理论方面的3种研究成果。分别是雷蒙德\"威廉斯对传播制度的研究，斯图尔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格拉斯哥大学媒介小组对电视新闻中的阶级偏见的研究。
从书中对威廉斯的介绍可以概括出史蒂文森对威廉斯的观点进行了4个方面的商榷。
（1）威廉斯忽视了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
（2）威廉斯高估了霸权的凝聚力，忽视了现代社会中价值观的离散。
（3）威廉斯没有注意到现代文化的多元性，他的“民主现实主义”脱离了现代社会的语境，过于理想化。一方面，威廉斯更多地把言论自由看作权利而不是义务，错误地以为只要强调撰稿人的权利就可以实现民主的媒介。另一方面，威廉斯希望用激进的民族文化反抗美国的全球文化，没有看到两者都必须在跨国资本主义的体系下运作。
（4）威廉斯的文化理论过分关心艺术，以文学研究的方式研究文化，但电视观众看电视的方式并不同于学者解读文学作品的方式。
其次是霍尔的研究。史蒂文森对霍尔的解码模式也提出了4点商榷意见。
（1）霍尔太强调受众和文本的关系，而没有认真评价经济和国家对文化生产的影响。
（2）霍尔沉湎于符号学的研究，不可能展开媒介民主化方式的分析。
（3）霍尔太注重话语在建立霸权方面的有效性，表现出一种“能指的狂妄自大”而忽视了其他因素。
（4）霍尔把主导性话语形式和“意识形态”概念混为一谈。当然，史蒂文森还是肯定了霍尔理论的建设性，话语和意义之间终于出现了张力。
最后是格拉斯哥大学媒介小组在1970年代和80年代初对电视新闻中的偏见问题所进行的了研究。史蒂文森认为，格拉斯哥大学媒介小组对客观性、公正性的要求，是和受众多义性的阐释实践不相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