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庐山不是专门去旅游,是与一大群文人一起去开会的,时间是1979年夏天。那里召开的,是一个全国规模的文艺理论讨论会。
庐山本是夏天开会的好地方,但据我所知,那里好像从来没有开过文人大会。原因说起来太复杂,不管怎样,现在总算有了第一回。
但是,回过去看,庐山本来倒是文人的天地。在未上庐山之时我就有一些零碎的印象,好像是中国早期最伟大的文人之一司马迁“南登庐山”并记之于《史记》之后,这座山就开始了它的文化旅程。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它的文化浓度之高,几乎要鹤立于全国名山中了。那时,佛学宗师慧远和道学宗师陆修静曾先后在庐山弘扬教义,他们驻足的东林寺和简寂观便成了此后中国文化的两个重要的精神栖息点。这两人中间,慧远的文学气息颇重,他的五言诗《游庐山》写得不错,而那篇600多字的《庐山记》则是我更为喜爱的山水文学佳品。但是,使得这一僧一道突然与庐山一起变得文采斐然的,还有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在差不多的时候庐山还拥有过陶渊明和谢灵运。陶渊明的归隐行迹、山水情怀和千古诗句都与庐山密不可分,谢灵运的名气赶不上陶渊明,却也算得上我国文学史上五言山水诗的鼻祖。这两位大诗人把庐山的山水作了高品位的诗化垫基,再加上那一僧一道,整个庐山就堂而皇之地进入了中国文化史。
后来的人们似乎一直着迷于慧远、陶渊明、谢灵运、陆修静共处庐山的那种文化气氛,设想出他们几个人在一起的各种情景。由头也是有一点的,例如陶渊明应该是认识慧远的,但他与慧远的几个徒弟关系不好,对慧远本人的思想也颇多抵牾,因此交情不深。倒是谢灵运与慧远有过一段亲切的交往,其时慧远年近八旬,而谢灵运还不到而立之年,两人相差了50来岁,虽然忘年而交,令人感动,毕竟难于贴心,难于绵延。这些由头,到了后人嘴里,全都浑然一体了。例如唐代的佛学史乘中已记述谢灵运与慧远一起结社,而事实上慧远结社之时激才6岁。流传特别广远的故事是慧远、陶渊明、陆修静三人过从甚密,一次陶、陆两人来东林寺访慧远,慧远历来送客不过门前虎溪,这次言谈忘情,竟送过了虎溪,这就使后山的老虎看得不习惯了,吼叫起来,三人会意而笑,那就是中国古代极有名的佳话“虎溪三笑”。为此,李白、黄庭坚等诗人还特意写过诗,苏东坡还画过《三笑图赞》,我在郑振译着《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也见到过一幅采自“程氏墨苑”的《虎溪三笑》图。但究其实,陆修静来庐山的时候,陶渊明已去世34年,而慧远更已逝去45年。
我深知,道出这个故事的虚假性非常煞风景。到底是李白、苏东坡他们高明,不仅兴高采烈地为这个传说增彩添色,而且自己也已影影绰绰地脐身在里边。文人总未免孤独,愿意找个山水胜处躲避起来;但文化的本性是沟通和被理解,因此又企盼着高层次的文化知音能有一种聚会,哪怕是跨越时空也在所不惜,而庐山正是这种企盼中的聚会的理想地点。
因此,庐山可以证明,中国文人的孤独不是一种脾性,而是一种无奈。即便是对于隐逸之圣陶渊明,中国文人也愿意他有两个在文化层次上比较接近的朋友交往交往,发出朗笑阵阵。有了这么一些传说,庐山与其说是文人的隐潜处,不如说是历代文人渴望超拔俗世而达到跨时空沟通的寄托点。于是李白、白居易、欧阳修、苏东坡、陆游、唐寅等等文化艺术家纷来沓至,周敦颐和朱熹则先后在山崖云雾之间投入了哲学的沉思和讲述。如果把时态归并一下,庐山实在是一个鸿儒云集、智能饱和的圣地了。
我是坐着汽车上庐山的。在去九江的长江轮上听一位熟悉庐山的小姐说,上庐山千万不能坐车,一坐车就没味,得一级一级爬石阶上去才有意思。她一边详尽地告诉我石阶的所在,一边又开导我:“爬石阶当然要比坐车花时间花力气,但这石阶也是现代修的,古人上山连这么一条好路都没有呢。”她的话当然有道理,可是船到九江时天已擦黑,我又有一个装着不少书籍的行李包,只略作迟疑我就向汽车站走去。庐山的车道修得很好,只见汽车一层层绕上去,气温一层层冷下来,没多久,枯岭到了。枯岭早已俨然成为一座小城,只逛荡一会儿就会忘了这竟然是在山顶。但终究又会醒过神来,觉得如此快捷地上一趟庐山,下榻在一个规模不小的宾馆里,实在有点对不起古人。是啊,连船上不相识的小姐都拿着古人来诱惑我,而我还是贪图了方便。一方便,也就丢弃了它对人们的阻难,也就随之丢弃了它对世俗的超拔,那还能构得成跨时空的精神沟通么?
古代文人上庐山,自然十分艰苦。他们只凭着两条腿,爬山涉溪、攀藤跳沟。当时的山,道路依稀,食物匾乏,文人学士都不强壮,真不知如何在山上苦熬苦捱。
周作人、林语堂先生曾刊印过清代嘉庆年间一位叫舒白香的文人游庐山的日记,可以让我们了解当时的一些情况。且抄几段:
朝晴凉适,可着小棉。瓶中米尚支数日,而菜已竭,所谓馑也。西辅戏采南瓜叶及野苋,煮食甚甘,予乃饭两碗,且笑谓与南瓜相识半生矣,不知其叶中乃有至味。
冷,而竟日。晨餐时菜羹亦竭,唯食炒乌豆下饭,宗慧仍以汤匙进。问安用此,曰,勺豆入口逸于着。予不禁喷饭而笑,谓此匙自赋形受役以来但知其才以不漏汁水为长耳,孰谓其遭际之穷至于如此。
宗慧试采养麦叶煮作菜羹,竟可食,柔美过匏叶,但微苦耳。苟非入山既深,又断蔬经旬,岂能识此种风味。
这就是中国古代文人游庐山的实际生活。道如此困境而不后悔、不告退,还自得其乐地开着文绉绉的玩笑。在游庐山的文人中,舒白香还不算最苦的,他至少还有学生和仆人跟随着,侍候着他,与他说笑。
舒白香在庐山逗留了100天,住过好几处寺庙。寺僧先是怀疑他是“大官人”,后来又怀疑他是“大商贾”,直到最后写出《天池赋》贴在寺壁上,僧人才知道他原来是个知名文人。这件事情可以证明,舒白香游庐山时那种虽不免艰苦却还有点派头的举止,与僧人们习见的游山文人很不相同;当时的庐山游客中,最有派头的已数“大官人”和“大商贾”,但他们当时游山也很不轻松,因此,庐山的行旅总的说来是十分寥落的。
舒白香上庐山是19世纪初年。直到19世纪晚期,情况没有太大改变。我藏有一部佛学名著《名山游访记》,着者高鹤年是一位跋涉天下的佛教旅行家,他在1893年初春上庐山时,看见各处著名佛寺都还在,但“各寺只有一二人居,皆苦行僧”。至于牯岭,还“荆棘少人行”。但是,仅仅过了19年,当他1912年再一次上庐山时,景象就大不一样了。牯岭已是:
沿山洋房数百幢,华街亦有数百家,……岭上为西人避暑之地,设有教堂布教,并设医院,利济贫民。此间夏令时,寒暑表较九江低二十度,故至地道暑者甚众,昔日山林,今为廛市。
据此可以推断,庐山的文化形象是在本世纪初年发生重大变化的,变化的契机是“西人避暑”,而结果则是以西方文明为先导的热闹。散落在各处山间的寺院依然香火不断,但操纵它们兴衰的重要杠杆已是牯岭的别墅、商市、街道。总的说来,这儿已不是中国文人的世界。
唐代钱起咏庐山诗云:“只疑云雾窟,犹有六朝僧。”但如今云雾飘散开去,露出来的却是一个个中外“大官人”、“大商贾”的面影。
当然也还是有不少文人来玩玩的。本世纪20年代有一位诗人就在庐山住过一个半月,但他每天听到的,已不是山风虫鸣,而是石工筑路造房的号子声。他从这号子里听出了石工的痛苦,写了一首十分奇特的《庐山石工歌》,想把号子传达给读者。读着徐志摩的这首诗不难感悟到,这号子唤来了达官贵人们的一座座别墅,这号子在驱逐着诗人和他的同行们下山。
过不了几年,又有一位文人在山上住了几天便急急下来。他刚刚被一个巨大的政治旋涡放逐,但庐山并不是避身之所,他很快发现这里也是一个风声鹤唤的焦点。他下山了,到了上海,又到东京,写了一篇《从牯岭到东京》,不久,“茅盾”这个名字便出现于中国文坛。
此后,越来越多的政治活动、外交谈判、军事决定产生于庐山。密密层层的云雾,藏进了中国现代史的神秘经纬。
难道,庐山和文人就此失去了缘分?庐山没有了文人本来也不太要紧,却少了一种韵味,少了一种风情,就像一所庙宇没有晨钟暮鼓,就像一位少女没有流盼的眼神。没有文人,山水也在,却不会有山水的诗情画意,不会有山水的人文意义。
天底下的名山名水大多是文人鼓吹出来的,但鼓吹得过于响亮了就会迟早引来世俗的拥挤,把文人所吟咏的景致和情怀扰乱,于是山水与文人原先的对应关系不见了,文人也就不再拥有此山此水。看来,这是文人难于逃脱的悲哀。
我们这帮子开会的文人一有空闲就随着摩肩接踵的旅游者游览庐山各个风景点,东林寺、秀峰、锦绣谷、天桥、仙人洞、小天池、白鹿洞书院、黄龙潭、五老峰……一一看过去,眼前有古人留下的诗。脚下有平整光洁的路,耳边有此起彼伏的叫卖,轻轻便便,顺顺当当。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可能以自身的文化感悟与山水构成宁静的往还、深挚的默契,只好让文人全都蜕脱成游人。
就在这种不无疲顿的情况下突然听到有一个去处,路遥而景美,连李白都没有去过,一下子把我们全都激动起来了。那便是三叠泉。趁一天休会,结伴上路。
早就听说那是一条极累人的路,但劳累对于1979年的中国文艺理论家们都还不太在意,摆脱劫难不久,对承受辛苦的自信心还有充分的贮留。
话虽这么说,这条路也实在是够折腾人的了。一次次地上山,又一次次地下山,山又高,路又窄,气力似乎已经耗尽,后来完全是麻木地抬腿放腿、抬腿放腿。山峰无穷无尽地一个个排列过去,内心已无数次地产生了此行的后悔,终于连后悔的力气也没有了,只得在默不作声中磕磕绊绊地行进。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突然与古代文人产生过对深切的认同。是的,凡是他们之中的杰出人物,总不会以轻慢浮滑的态度来面对天地造化,他们不相信人类已经可以盛气凌人地来君临山水,因此总是以极度的虔诚、极度的劳累把自己的生命与山水熔铸在一起,读他们的山水诗常常可以感到一种生命脉流的搏动。在走向三叠泉的竭尽全部精力的漫漫山道上,我终于产生了熔铸感,生命差不多已交付给这座山了,一切就由它看着办吧。
不知何时,惊人的景象和声响已出现在眼前。从高及云端的山顶上,一幅巨大的银帘奔涌而下,气势之雄,恰似长江黄河倒挂。但是,猛地一下,它撞到了半山的巨岩,轰然震耳,溅水成雾。它怒吼一声,更加狂暴地冲将下来,没想到半道上又撞到了第二道石嶂。它再也压抑不住,狂呼乱跳一阵,拼将老命再度冲下,这时它已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亡命徒的队伍,决意要与山崖作一次最后的冲。它挟带着雷霆窜下去了,下面,是深不可测的峡谷,究竟冲得如何,看不见了。它的最后归宿如何,无人知晓,但它绝对不会消亡,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哪怕接二连三地阻遏它、撞击它,它都没有吐出一声呜咽,只有怒吼,只有咆哮。
我们这些人的身心全都震撼了。急雨般的飞水喷在我们身上,谁也没有逃开,反都抬起头来仰望,没有感叹,没有议论,默默地站立着,袒示着湿淋淋的生命。
终于,我们找到了一种对应,一种在现代已经很少的对应。
记得宋代哲学家朱熹很想一睹三叠泉风采而不得,曾在一封信中写道:“闻五老峰下新泉三叠,颇为奇胜,计此生无由得至其下。”他请两位画家把它画下,带给他看,看到画幅时他不断摩索,声声慨叹。这位年迈的哲学家也许已从画幅中看出了一点远超一般山水奇景的东西,否则何来声声慨叹?但我敢说,没有亲临其境,再有悟性的哲人也揣想不出一个生命意义上的它。
在古代,把三叠泉真正看仔细又记仔细了的还是那位不疲倦的旅行家徐霞客,可惜他太忙碌,到哪儿都难于静定,不能要求他产生太深的感悟。
我不知道在不断开发庐山的过程中会不会有一天能开通到达三叠泉的汽车路或吊山索道,能构筑起可以像徐霞客那样观察这个神奇瀑布全貌的现代观景台。但毫无疑问,到了那时,我们今天好不容易找到的感悟和对应也将失去。“文章憎命达”,文人似乎注定要与苦旅连在一起。
1990年夏天,庐山举行文化博览会,主办单位发来请柬要我去讲学。
我因事未能成行。但一展请柬,仿佛看到了牯岭更为热闹的街市,山间更为拥挤的人群。凝神片刻,耳边又响起三叠泉的轰鸣。
不久听去了回来的朋友说,文化博览会是一个吸引游客的举动,所邀学者的名字都张贴成了海报,听课者就是愿意走进来听听的过往游人。
文人以一种更奇特的方式出现在庐山上了,地位似乎也不低,但至少我还难于适应。也许庐山又走上了一段新的旅程?也许它能在熙熙攘攘中构建出一种完全出乎我们意想之外的文化与名胜的对应?
一阵云雾又飘到了我的眼底。
穿过满是牛粪的陋巷,我来到你的小院。哲人般的窑洞,蹲在笔架山的腹部。“吱呀”一声门响后,是一千二百年的寂静。岁月沉默着,与院中的老枣树共守着当年的秘密。门后,有一只蟋蟀在悄吟……
空无一物的窑洞盛满了苍茫如水的时光,渡我,渡我到遥远的大唐,去追寻那凤凰的足迹。
辉煌的昨日,幽丽的往事,公孙大娘的舞姿和曹将军的丹青,都被装入诗的信封寄回后世。你,独自留在那漫漫孤旅。当李青莲的酒杯里酿造他的狂草的诗与人生时,你正在帝国的阴影里跋涉,所以你永远也不会有谪仙甩一只靴子给高力士的潇洒。你是一棵子贡植于孔子坟前的柏树,一笔一画,都写得那么认真,那么艰难。难民、伤兵、胡马、羌笛,坠在你的每一首诗上,压弯了凝重的枝丫。以至千年后,那些故作深沉的所谓的“诗人”加起来,也扛不起你树上的一枝重柯。
树边的道路上有深深的车辙,就是顺着这条自古以来无数读书人走过的路,你踌躇满志走向长安,然而为时晚矣,长安已是一台大戏的尾声。虽然曲江水边丽人如云,五陵酒肆高朋满座,但“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那匹疲驴驮着你的理想和抱负,在大雁塔下踯躅徘徊,碰到的都是紧闭的门户,无论是寄食富门还是卖药市上,都早将一个书生的自尊戳得鲜淋漓。为何,为何你不像你诗中遨游万里的白鸥,鼓翅离去?长安,究竟是什么系住了你的心,使你魂牵梦绕,永难释怀?在生命的最后回归之时,你无限眷恋地回过头,仍是“愁看直北是长安”。多柳的长安啊,宫墙何其高!而我们,中国的文人一代又—代,都将自己的一生,在这墙外打了个结。“长安”,对他们就是国家社稷,就是山河家园,就是神圣的图腾。这是一个永远的梦!屈大夫做过,诸葛亮做过,你的好友李白做过,虽然只是梦,却火—样映红了你们的'人生。
夏天的雨,你的诗句乘云而来,骤然间雨点般纷落,淋湿了我无边的思念。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第一次诵读这两句,我的热泪便止不住与“里巷”共流。好迂的诗人啊,你如何这样执迷不悟!一介布衣,衣食无着,你却“穷年忧黎元”“幼子饿已卒”,你却“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茅屋为秋风所破,你想的是广厦万间,大庇天下寒士。自己身陷敌城,悲的却是“四万义军同日”。一个又一个子夜,你在如豆的青灯下披衣而坐,咀嚼着时代的苦难,任那种叫做“愁”的植物,在心中疯狂生长,瘦削的肩头,便有推不掉的重量。“纨绔不饿,儒冠多误身”,三十五岁的你就如此透彻,为什么就是迷途不返呢?
笔架山已寂寞千载,你之后,谁又能有如椽大笔搁置其上呢?然而又是什么使你文而不贵,运交华盖以致连饭都不足呢?既然“文章憎命达”,何不去掉劳什子文章?可你又怎么能!在你,“文章千古事”,它是你的灵魂、你的生命,是你与缪斯的终生契约。从“朱门”到“路边”,这中间千山万水,你跨过了,便从“诗人”走向“诗圣”。
然而,我们对于夫子的热情和追求总过于“诗”,于是你仍处陋巷,但一切都会去,只有你的“诗”活着,并将永远活下去。
杜甫,你岂止是诗人,你更是巍巍华夏的一枚金灿灿的名片!
元稹赞你,“词气豪迈而风调情深”;韩愈赞你,“笔追清风洗俗耳,心夺造化回阳春”;郭沫若赞你,“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
千秋一草堂,世易也留芳。寒士襟怀阔,华章正气扬。怜民诗溅泪,忧国义盈腔。身后尊为圣,余辉映炎黄!
郁达夫
秋天,无论在什么地方的秋天,总是好的;可是啊,北国的秋,却特别地来得清,来得静,来得悲凉。我的不远千里,要从杭州赶上青岛,更要从青岛赶上北平来的理由,也不过想饱尝一尝这“秋”,这故都的秋味。
江南,秋当然也是有的;但草木雕得慢,空气来得润,天的颜色显得淡,并且又时常多雨而少风;一个人夹在苏州上海杭州,或厦门香港广州的市民中间,浑浑沌沌地过去,只能感到一点点清凉,秋的味,秋的色,秋的意境与姿态,总看不饱,尝不透,赏玩不到十足。秋并不是名花,也并不是美酒,那一种半开,半醉的状态,在领略秋的过程上,是不合适的。
不逢北国之秋,已将近十余年了。在南方每年到了秋天,总要想起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虫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在北平即使不出门去罢,就是在皇城人海之中,租人家一椽破屋来住着,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得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听得到青天下驯鸽的飞声。从槐树叶底,朝东细数着一丝一丝漏下来的日光,或在破壁腰中,静对着象喇叭似的牵牛花(朝荣的蓝朵,自然而然地也能够感觉到十分的秋意。说到了牵牛花,我以为以蓝色或白色者为佳,紫黑色次之,淡红色最下。最好,还要在牵牛花底,教长着几根疏疏落落的尖细且长的秋草,使作陪衬。
北国的槐树,也是一种能使人联想起秋来的点缀。象花而又不是花的那一种落蕊,早晨起来,会铺得满地。脚踏上去,声音也没有,气味也没有,只能感出一点点极微细极柔软的触觉。扫街的在树影下一阵扫后,灰土上留下来的一条条扫帚的丝纹,看起来既觉得细腻,又觉得清闲,潜意识下并且还觉得有点儿落寞,古人所说的梧桐一叶而天下知秋的遥想,大约也就在这些深沈的地方。
秋蝉的衰弱的残声,更是北国的特产;因为北平处处全长着树,屋子又低,所以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听得见它们的啼唱。在南方是非要上郊外或山上去才听得到的。这秋蝉的嘶叫,在北平可和蟋蟀耗子一样,简直象是家家户户都养在家里的家虫。
还有秋雨哩,北方的秋雨,也似乎比南方的下得奇,下得有味,下得更象样。
在灰沈沈的天底下,忽而来一阵凉风,便息列索落地下起雨来了。一层雨过,云渐渐地卷向了西去,天又青了,太阳又露出脸来了;著着很厚的青布单衣或夹袄曲都市闲人,咬着烟管,在雨后的斜桥影里,上桥头树底下去一立,遇见熟人,便会用了缓慢悠闲的声调,微叹着互答着的说:
“唉,天可真凉了─—”(这了字念得很高,拖得很长。
“可不是么?一层秋雨一层凉了!”
北方人念阵字,总老象是层字,平平仄仄起来,这念错的歧韵,倒来得正好。
北方的果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第一是枣子树;屋角,墙头,茅房边上,灶房门口,它都会一株株地长大起来。象橄榄又象鸽蛋似的这枣子颗儿,在小椭圆形的细叶中间,显出淡绿微黄的颜色的时候,正是秋的全盛时期;等枣树叶落,枣子红完,西北风就要起来了,北方便是尘沙灰土的世界,只有这枣子、柿子、葡萄,成熟到八九分的七八月之交,是北国的清秋的佳日,是一年之中最好也没有的Golden Days。
有些批评家说,中国的文人学士,尤其是诗人,都带着很浓厚的颓废色彩,所以中国的诗文里,颂赞秋的文字特别的多。但外国的诗人,又何尝不然?我虽则外国诗文念得不多,也不想开出账来,做一篇秋的诗歌散文钞,但你若去一翻英德法意等诗人的集子,或各国的诗文的An-thology 来,总能够看到许多关于秋的歌颂与悲啼。各著名的大诗人的长篇田园诗或四季诗里,也总以关于秋的部分。写得最出色而最有味。足见有感觉的动物,有情趣的人类,对于秋,总是一样的能特别引起深沈,幽远,严厉,萧索的感触来的。不单是诗人,就是被关闭在牢狱里的囚犯,到了秋天,我想也一定会感到一种不能自己的深情;秋之于人,何尝有国别,更何尝有人种阶级的区别呢?不过在中国,文字里有一个“秋士”的成语,读本里又有着很普遍的欧阳子的《秋声》与苏东坡的《赤壁赋》等,就觉得中国的文人,与秋的关系特别深了。可是这秋的深味,尤其是中国的秋的深味,非要在北方,才感受得到底。
南国之秋,当然是也有它的特异的地方的,比如廿四桥的明月,钱塘江的秋潮,普陀山的凉雾,荔枝湾的残荷等等,可是色彩不浓,回味不永。比起北国的.秋来,正象是黄酒之与白干,稀饭之与馍馍,鲈鱼之与大蟹,黄犬之与骆驼。
秋天,这北国的秋天,若留得住的话,我愿把寿命的三分之二折去,换得一个三分之一的零头。
密西西比河的两岸更是风光旖旎。西岸,草原一望无际,绿浪滚滚远去,直到地平线与蓝天相接之处。茫茫草原上,一群群有三四千头之多的野水牛在悠闲地游弋,偶尔还可发现条把较老的野牛,正劈浪游向密西西比河中的某个荒岛,以便在那高高的野蒿中歇憩。瞅着它那新月形的犄角以及沾满了淤泥的苍须,你不禁会以为,这位茫茫荒野里的河伯是在得意地欣赏那浩森洪波。(法·夏多布里昂《密西西比河风光》)
人们常以赞美之笔,描绘南国的鲜花。可是,洋紫荆——原名“羊蹄甲” 的花,却常常被人所忽略,这大概是因为它既不是草本植物,又不是灌木盆 栽,而是生长在乔木上的缘故?是因为年宵花市上,从来没有人摆卖这种花? 是因为在广州,它不过是极为寻常的街道树?尽管如此,洋紫荆仍不失为南 国一种极为出色的鲜花。站在紫荆树下,但见一树繁花,宛如千万彩蝶云集, 好像走进了梦幻境界,也令人禁不住想起云南驰名四方的蝴蝶泉……
洋紫荆的花和叶长得十分有趣。它的花有五片花冠,四片对称地分裂两 侧,一片翘起在上方,布满色调颇浓的彩斑,很像兰花的花舌,因此有人称 它为“兰花树”。三色堇在南方被人叫做“蝴蝶花”,其实,这顶桂冠戴在豆 科植物洋紫荆的头上,也是合适的。
不知道洋紫荆有几个不同花色种类的人,每每以为它们不断在变幻着颜色,像被称做“娇容三变”的木芙蓉似的。他们哪里知道,这是紫荆树的家 族,为了献出色彩缤纷的鲜花而进行着接力赛跑哩!你看,从隆冬到暮春, 洋紫荆陆续开花,紫色、红色、粉红色,次第开放,要足足闹腾好几个月。 最先开花的是紫色那一种,花期竟是在寒风凛冽的春节前夕,和炮仗花、梅花同时绽开花蕾。它着实可以称得上是南国的报春使者!
紫荆树的叶子也非常有趣,就像它的本名羊蹄甲所显示的那样,仿佛羊 蹄一样,每片叶子都毫无例外,是由腰子形的对称的两面合成的,末端凹了 进去,把它折拢起来,简直像是一只绿色的蝴蝶,又像两个形影不离的好朋 友。于是有人又给紫荆起了一个诨名,叫做“朋友树”。
在高纬度地方,人们大概是看不到这种洋紫荆的。我有一个朋友,由于喜爱这种花树,特意起了个带“荆”字的名字,抗日战争时期,他北上延安 参加革命,后来牺牲了。他的妹妹回南方省亲的时候,特意采了洋紫荆的几 片叶子和花朵,夹在书里带回北方,好让孩子们知道“荆”字的来历,生命 本应该这样地繁花似锦呵!
在紫荆盛开的时候,我很喜欢站在树下,闻闻它的幽香,端详它那一串串彩蝶似的花朵,观赏它那对称得出奇的羊蒂般的叶子。清风吹来,落英缤 纷,花瓣撒满了头、肩,我也不想拂掉它,心中禁不住引起一串遐想:…… 在古老的年代,有这么一对侠义的朋友,一个为崇高的目标牺牲了。另一个 也奋起斗争,用慷慨壮烈的为人民纾难,为至友复仇。他们后被葬在一起,埋骨的地方就长出这么一株紫荆树——朋友树来,每片叶子都互相对称,五彩缤纷的蝴蝶也成群飞来凭吊,不愿离去……。
这样生与共、肝胆相照的友谊,这样动人的故事,人世间,生活里是的确存在的,它值得讴歌,并且令人想到可以编出一个美丽的童话。
站在满树蝴蝶的紫荆树下,我不禁想入非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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