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课为什么要说话的作文【一】
不知最近你们心情好不好，我想，肯定好不到哪里。因为你们上课说话，老师罚全班同学写检查。你们让全班同学跟着你们挨批评，你们心里能心安理得吗？能好受吗？
老师教我们一年多了，在这一年多里，老师把无数的知识教给我们，就像蜡烛把光芒给了我们，燃烧着自己，就像园丁用水壶浇灌着我们，把我们培养成茁壮的大树、鲜花。老师是辛苦的，是无私的，是伟大的。
这段日子有一些同学老爱上课说话，昨天下午第一节劳技课，老师把教鞭敲得山响，说话声依然不断，课堂成了大集市，只差叫卖声了。于是，班主任要求我们每人写300字的检查。我们只有无条件地接受。
在此，我想对那些上课爱说话的`同学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班有班纪，无论到哪里，都是不能违背的。上课说话就是违背了班纪。对己对他都没有好处。首先说对己，你上课说话，老师讲的知识没有听进去，就相当于你没有学，你已经失职了；再说对他人的影响，上课说话，就是对老师的不尊重，你罪不可恕；你打扰别人听讲，实在是罪大恶极。老师只让写检查，真是太便宜你们了。你们一定要改掉上课说话的坏毛病，如果小范围的纪律都不能遵守，到社会上违法时，等待你们的只有法律的制裁。俗话说：浪子回头金不换，只要改掉坏毛病，同学们会原谅你们的，老师也会原谅你们的。
上课为什么要说话的作文【二】
近日，听了几节新课程展示课，关汉卿《窦娥冤》（节选）、辛弃疾《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钱钟书《谈中国诗》，三节课敦促我渐渐厘清了对于问题的思考——“我们为什么上课？”
首先，为了学生的需要。课堂的存在不是因为我们要“展示”什么，而是学生有需要，学生的需要是我们存在的理由和价值。尤其母语的学习，尤其是高中生的学习。因为是母语，人人都懂一点，并非零起点，并非空白，因为是高中生，知情行意“不必不如师”。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明了两个问题：学生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简而言之，就是研究学情。从学情入手，立足文本，研究学生的已知和未知，研究学生的需要，研究文本的价值方向和利用点。这里的研究不是备课时的单相推定，而是基于细致的了解、征询，尤其是课堂现场的因势象形。要让学生自己知道自己的需要，要让学生说出自己的需要，这就要求我们给时间、给空间，给指导、给方法。备课的着力点不在于怎样教，而在于让学生怎样学，学什么，学到什么程度，基于“学”，定乎教。课堂的起点应该始于学生的阅读、思考、体验，以及随之而来的疑惑和需要。这才是“教－学”的本义。
钱钟书《谈中国诗》一文处在必修五第三单元，该单元是必修中唯一的文艺评论和文艺随笔，阅读有一定的难度，但因为“唯一”其教学价值更重要。单元提示即要求把握文章的基本观点，学习关于欣赏、评论文艺作品的规律的知识，参照文章的写法尝试作一点分析和评论，以提升学生的审美品位，增强文艺评论能力。研究学生的需要就是研究学生的“能”与“不能”，作为高二的学生是能够理清本文思路把握基本观点的，也就是说不需要我们帮助。本文所谈的中国诗的四个特点以及最后的观点是很明朗的，如果作为重点，可以训练学生快速阅读并用简洁的语言高度概括之，这一点倒是学生未必都“能”的。对于其中的“不能”也未必都是我们教学的目标，有些是我们“教也不能”的，比如本文的钱式语言的幽默智慧。而有些是我们“能教”的，也是必须教的，否则文本的教学价值将被流失。比如本文作为“唯一”的文艺评论性随笔，其比较文学的立场，（谈中国诗的传统方法一般是纵向的，而钱钟书先生则从横向的角度，在全球诗境中谈中国诗特征，具有很高的智性）对于诗歌等文艺作品欣赏评论的规律方法，以及此类随笔的写法（开篇取其大意，卒章显其精神，中间横加铺排，一以贯之，形成一个整体）是值得我们研习追摹的。此外，大家学者严谨周密的论述风格也是“需要”追随的。学生的“不能”在此，需要在此，我们的价值也在此。
其次，为了课程的目标。准确地说，是课程目标的分解细化与落实。具体到文本，应该就是其教学价值的设定。尤其当文本的价值因为学生的未知而不知道“需要”的时候，我们必须“强加”，否则就是“”。当前，学生主体地位、教学的非指示、课堂的生成等等概念常常被误解，造成课堂的媚俗与低就，丧失教学的引领拉动功能。我们之所以“教”不仅基于学生的“不能”还要着力于学生的“不知”，目的之一就是对学生的空白有所填补。
关汉卿《窦娥冤》（节选）出自必修四第一单元，节选的是《窦娥冤》第三折。应该认识到，戏剧教学一直是中学语文教学的“盲区”或者说薄弱环节，尽管新课程设计了《中外戏剧名作欣赏》选修，但我们实际上未必“选修”，这就造成学生对于戏剧这一悠久艺术门类认识的空白，不能不说这是极大的缺失。所以，必修中的`这一单元显得尤为难得，值得重视。但我们处理戏剧文本时常常把它混同于小说和诗词教学，分析其情节设计、人物形象无异于小说，欣赏曲词又几近乎诗词鉴赏，全然不关乎戏剧文本的特点，失去了“这一篇”的教学价值，即教会学生读剧本，看出剧本的特殊“门道”。本文属于元杂剧，对诸如结构设计、情节推进、人物塑造、舞台布置等分析，都应体现这一“类”的不同。譬如，剧本中的说白主要是为了推进故事情节，曲词只是辅助，曲词主要为表现人物的内心情感。对于戏剧（剧本）这一文学样式的认识是本文教学不可或缺的“需要”。当然，不能陷入知识性讲座的误区，也不必上升到专业的高度。结合文本，接触样式，认识规律，就是“门道”。
此外，更深远的取向是为了学生的“不需要”。教学上，牵手就是为了放手，辛弃疾《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一课的教学几乎就是大包大揽，从作者简介到注音解词、从词意概括到即兴写作。这首词出自教材必修四，单元目标设定为品味赏析，这节课的实际教学两点都没有完成，至少没有到位，尤其品味语言这一目标。这里，我想说的是，所谓文本只是一个例子，长期误导了我们。因为把它当例子，只顾迁移拓展，举一反三，忘却了文本、语言本身，大而无当，玄远缥缈。基础教育的语文学习在于培养语言的敏感、美感，在于深入、细读，语文教师惯常以似是而非、若即若离的东西满足学生的好奇心，顺便显示自己的“渊博”、“高深”。正是这种游离使得我们的学生长不大、放不了手，高三备考时的窘迫即全线暴露。就本课而言，并不是教学内容的问题，而是达成方式的问题，主要是结论给出得太快，课堂陷入“听讲”的窠臼，学生只是被动的受众。当然，这与课堂内容“太满”有关。诗词的学习关键在于让学生静心、尽力地深入文本、深入语言，体察、还原作者的情绪，进而了解诗词。
表现情感的特殊体式和方法，最终达成“不需要”我们也会读诗词这样的目标。为此，根本在于还给学生课堂的时间和空间，而不是为了把自己的“准备”尽数倾泻。日常教学的“慢”功，才是真正的以学生为主体，且为之计深远。
我们为什么上课？为了学生的“不知”、为了学生的“不能”、为了学生最终的“不需要”。所谓学生是课堂的主体，一直是一个口号。学生是我们课堂的服务对象，而不是被动的受众，我们不知道所服务对象的需要，或者根本不管不顾对象的需要，只是一味地灌输下去，不管其已知还是未知。久而久之，学生也就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被动充当老师“多情”的受众，作虔诚状，作欣欣状。坐在课堂上，面对母语的学习，居然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能干什么，是我们语文课堂最大的悲哀，但学生是无辜的。我们让学生忍受这样的“被服务”时日久矣。
上课为什么要说话的作文【三】
前几天晚上，我正倚在床上静静地看书，忽然被一阵吵闹声打乱了心思。“***的！你眼瞎呀？”“你骂谁那？怎么了？”……争吵声越来越高，越来越急促，就像似两枚炸弹一触即发。
冬日的夜晚失去了夏日的喧闹，宽阔的街道显得比白天宽广了很多，车辆稀少。昏暗的路灯下两位身材魁梧的男子叫嚷着，身边还站着两位男士，看样子像是其中一位的好友。在不远处还有四五个穿着校服的初中生，他们像是刚放学的样子，倚在车座上看着。
从他们的叫嚷声中，大至了解到是因为其中一位男子也许碰到了刚放学孩子们中的一位。正巧这位孩子的'父亲来接他，一同跟着他们回家。见自己的孩子被碰了一下，天下父母哪有不疼孩子的？心疼儿子心切，下了自行车就对开车男子骂道：“尼玛的！开车不长眼？瞎呀？”开车的男子，也赶着真好和哥们几个刚喝了点酒。正还酒疯没处撒那，一甩车门下了车，食指指着被碰孩子的父亲也骂道：“尼玛的！你骂谁那？老子就瞎了！”孩子父亲也不甘示弱接着骂道：“尼玛的，撞人还有理了？”开车男子反过来理论：“尼玛的，我碰你儿子也不能骂人吧，不能好好说？”……就这样越吵越激烈，开车男子酒劲上来了，趁孩子父亲不注意，上来一拳打在孩子父亲脸上。男孩父亲正气还不打一处来，又被打了一拳，更急了，两人你一拳我一拳地扭打在一起。
身边的两个朋友见状，其中一人也来帮忙，瞬间变成了二打一。男孩子见父亲被两个人打，也急了。自己也插不上，只能大哭大叫地冲两个男子叫嚷。这时正好一位路人见状，拉扯着被打的父亲，嘴里不停地劝解双方。就这样一场斗争在断断续续的理论声中平静下来。
现在这人到底是怎么了？是“生病”了吗？父母和孩子不能好好说话；孩子和父母不能好好说话；夫妻之间不能好好说话；邻里之间不能好好说话；矛盾双方更不能好好说话……在处理问题上，如果我们双方能心平气和的好好说话，错的一方能够主动道歉，有理一方能够宽容理解，那么矛盾就会化解，纷争就会减少，和谐美好的社会风范就创立了。
上课为什么要说话的作文【四】
我国著名保健学家、北京安贞医院洪昭光教授说：“古人讲：‘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用这话来形容医生的语言真是再贴切不过了。”
洪教授举了个真实的例子，听来令人啼笑皆非，细细品味，寓意深刻。有个病人作肝脏检查，做完B超后，医生说：“七厘米肝癌了，这个病啊，得很快。我现在劝您想想，您平时喜欢吃什么?抓紧时间快些吃。您喜欢玩什么?抓紧时间赶快玩。”病人当时就吓坏了，脸色苍白，摔在地上起都起不来。病人回到家中，一宿都没睡着觉。第二天起来，自己照镜子一看，完了完了。结果病人在床上一躺就是40天，皮包骨头，不到40斤。
后来，他们单位工会主席来探望说：“组织上派我来看看，看你还有什么要求没有，组织上尽量帮助你。”最后病人说：“我要了，这一辈子没见过天安门，能看看天安门，了也值了。”工会主席说：“那就去吧。你起不来了，我派4个小伙子抬担架，抬你上天安门吧。”工会主席偷偷对陪病人的4个小伙子说：“你们赶紧走，看完就回来，千万别让他在北京。北京是咱们的首都，在那里不好办。”
幸好到了北京，其中一个小伙子提议再请北京的专家看看。说来还真巧，他们碰到一个有的老专家。病人检查完了，老专家说：“您放心，没有病。”病人说：“我都快的人了，您怎么说我没有病?”老专家说：“这是误诊肝癌，是吓唬人啊。吓唬人就是这么厉害!有人上午得了肝癌，下午就不行了，精神崩溃了，马上起不了床，什么活也干不了了。您这是‘良性肝硬化腹水’。我一辈子做医生，对您这病有数。您放心绝对没有问题，我敢开证明，我敢给您做担保，我给您负责!”
病人回东北后，又能吃又能喝，什么病也没有。如果那病人不是来北京这么一趟，要是想趁活着的时候看天安门，那他早被吓得没命变成骨灰了，白白送了一条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