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没有看历史书了,收到一慕寄过来的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人物多,事件多,一概而过,读得迷迷糊糊,好吃力。在作者的大历史视野里,知道朝代更迭发展,繁荣兴衰。
从中国大环境与中央集权制度大概括知道中国大历史。
作者首先从地理大环境开始探索中国历史文化源头,中国历史受地理条件的因果关系极深。易于耕种的纤细黄土,能带来丰沛雨量的季候风和时而温润大地、时而泛滥成灾的黄河,这些因素将中原地区紧紧相连,在这些因素下,诞生游牧民族侵犯边界与秦始皇大一统权威,产生农村组织与儒家思想的崇高情感关系。
中央集权体制贯穿中国历史。秦始皇不待社会多元化,先已构成中央集权体制。汉武帝奠下中央集权官僚体制运作的理论和方法,“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意识形态的立场。
唐初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日渐削弱,李世民的典章制度,武则天的革命,暴露了靠专制君主而弥补地方组织不足的悲剧。宋代藩镇割据,游牧民族挑战,赵匡胤使之构成一种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中央集权措施施行得轻快又彻底。明清中央集权高度集中,发展达到顶峰,朝廷的主动权由君主转向百官臣僚。朝代循环与长期停滞,新旧体制不衔接中国两千多年帝制弊端显露。辛亥革命推翻推翻清朝统治,结束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君主制度。
君主时代的一贯方针,一脉相承,施政缺乏纵深,重意识形态而轻技术,缺乏应变能力。
很久没有耐下性子阅读以史实为依据,并加以专业评判的历史读物了,相较一些历史小说、野史传奇,本书读起来有些艰涩,翻翻停停好多回。一遍读下来,除了对中国大历史进行史实梳理和印象加深外,关于作者的一些新角度观点或综合考量评价虽然让人新奇,作为读者的体悟不足、尚处于一知半解,这或许跟标新立异野史印象已先入为主有关,也间或鄙人有关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知识积累不足或综合视野狭窄的因素。
如此,倒也促成另一番感悟。史实虽已既定、不可逆转,但随着研读之人知识拓展、视野拓宽、阅历丰富、境遇变化等,是可以常读常新的。于是乎,读史,知识是奠基,尊重客观是基础。观史者,可随个人喜好憎恶品读一段历史,逐渐深入一段体悟,在苍茫天地间、滚滚史轮下寻找共鸣与抚慰。而研史者,礼学心诚,治学严谨,理当作客观解读、综合评判、正确指引,有根有据,有礼有节,有的放矢。
正如自序篇中概括的一样,以“中国大历史”命名本书,作者力图将宏观视野这一观念引导到中国历史的研究里去。由于身在海外,授课对象是异国学子,作者曾怀疑讲述历史知识的意义及实用价值,辗转反思之后,最终决定利用归纳法将现有史料高度压缩,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
在阅读“王安石的变法”“数字管理还没成熟”“张居正与万历皇帝”等篇章时,我对作者的宏观综合分析法逐渐熟悉并认可,对其通过讲说分析不同阶段、不同朝代有关“政府抽税”的历史演变,论证“传统社会不容产生现代型经济体制”的观点慢慢领会逐步接受。或许这些观点在历史课本、野史小说中早所提及,不敢确定是作者首创或独创,但这种写法确实是第一次跳出政治形态、道德意识去写史,让读者体会经济体制、技术条件等其他因素对于历史、社会、朝代更迭的重要意义,以及它们对中国历史的推进作用。
这两天读《中国大历史》,把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用20万不到的字写了。也无所谓“大历史”,只是“宏观历史”,谓之“MACROHISTORY”。如果是大历史,写到杨贵妃就很奇怪了。在这样精练的历史中,这样的入也有地位,不知历史如何大?但是,这本书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有价值,他的基本观点是:
1、权力的运用是中国政治的核心部分,不能有效地运用权力,就不可能有稳定和统一的江山;
2、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最重要的问题是统一农民,如果没有一种机制来管理农民,中国社会就会陷入动荡之中;
3、财政是中国封建王朝稳定或者说兴衰的一个重要因素,没有必要财政和税收体制,中央政府就不能稳定存在;
4、土地管理是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土地和农民问题联系在一起,没有合理的土地制度,不能谈对农民的管理;
5、官员制度也十分关键,历代的政府统治均是要依靠强大的官吏,没有官吏不行;
6、意识形态对中国的稳定也重要,中国的制度力量历来就不强大,所以要依靠一种意识形态和道德因素来管理,这就是儒家在社会管理中的地位一直能够保持的基本原因;
7、官员的腐败历来是王朝衰落的基本原因,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证明了这一点。
读史过程中,突然想起“书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的警语来。比如书中读到“兵马俑的幕后”“佛教的普及影响”“初唐的繁荣壮盛”“西湖与南宋”等篇章时,因为曾经游历身临其境,亲见过、触摸过、聆听过、体味过,感觉就较其他更真实而亲切,旧景、人物、故事都可以对上号,再回味历史品读作者点评时,条理更清晰,印象更深刻,或是丰富或是印证或是异议,更易得到共鸣或形成判断。
黄仁宇先生的作品,充满了铺陈的豪迈与细节的生动,历史就像是一块宝藏,不同的人用不同的视角和逻辑,提炼出的内容总不乏深意与新意。
如果说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还只是从每个朝代的内部去剖析细节,那么黄先生的大历史观无疑具有一种历史的纵深感和距离感,在粗线条的史料归纳中,将历史构成一个简明连贯的纲领,进而与现代化的先进国家如西欧和美国对比,这种大历史观的着眼点在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更具现实借鉴和参考价值。
新中国成立的几十年里,我们一直在探索现代化,古老的文明古国体验到传统落后与现代化失之交臂进而备受欺辱的苦痛,谦虚地求教于西方文明,试图将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交汇在一起,融入现代化的世界体系。
文中,作者提到了几个关键概念。首先是一种关系,作者将中国社会比喻为一个潜水艇夹心面包,上面是官僚阶层,下面是农民,二者混同一致,当中的事物,其为文化、政治方针、科举,无非是用来符合小自耕农民的道德标准。这种间架结构的社会关系,从早期的周代就已形成,井田制的发明就是一种理想化的上层设计推广到农民阶层,缺少中间的组织和阶层搭建起上下层的交流和互动。其次是一种技术。作者称之为“数目字管理”,即是市场经济社会,让市场占资源配置的主导地位,通过自由交换和平等竞争使社会资源有效分配。如果没有历史的纵深,我们不会发现祖先们引以为傲的一套社会运行方式其实是落后和低效的,现代化必须靠先进的制度才能实现。再次,是一种蜕变。作者形容中国从农业社会走向工商业社会就像走兽蜕化而为飞禽一样,并不容易。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巨型农村集团的朝代更迭,农业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工商业一直受到压抑,支撑现代经济发展的法律、信用机构、公共服务机构始终没有建立起来。中国的发展缺少现代化的基本构成要素,这是简单的改革无法实现的。
作者以三大帝国:汉朝、唐宋、明朝形成的基础、过程、功过得失为线条,贯穿了中国几千年的大历史。朝代的更迭中多有几分相似。贯穿中国专制王朝的`根本特征是中央集权统治。这一制度的形成是地理、文化相互作用的必然产物。作者概括了三点地理因素:首先是黄土,绵细的黄土使农业快速发展,也带来黄河泛滥的灾难,需要上游地区诞生统一管理的指挥机构治理黄河水道,避免以邻为壑。其次,亚热带季风气候使降雨量集中在夏季,形成了一条15英寸等降雨量线,这条线将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联系在一起,为了生存,农民与牧民之间的矛盾使得战争频发,需要强大的政权来守卫。在农业文明的浸润下,与之相呼应的是儒家思想,特别是孟子的思想,成为维护中央集权的有力思想武器,也成为中国根深蒂固的道德标准凌驾于法律和制度之上的文化特征。当然,这在今天已经成为一种发展的障碍。
中央集权似乎是每一个朝代开国时要巩固和强化的制度保障。从刘邦到赵匡胤再到朱元璋都无一例外。然而,每一个朝代即将衰亡之际,都出现地方自治和军阀割据的现象,不是中央集权穷途末路,而是每一个朝代的制度缺乏与时俱进的灵活性和调整的自觉性。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缺乏作者提到的一种组织,即社会的中间阶层来优化这种变革。所以,每一次改革都是一次流,都是一种悲剧的奋斗以失败告终。
这里我想重点讨论王安石变法。为了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现状,王安石试图通过金融管理国家,以一种现代化的信用体系支撑起国家的财政和税收以及改变农民的生活方式。如青苗钱,政府在种禾苗季节贷款给农民,等秋收后农民还款并支付利息。均输法,各地转运使将应当送往开封的物品在当地出卖,买到京城不易到手的货品牟利。保甲法,采取民兵制度。这一切看起来是如此贴近我们现代的生活,让我们对一千年以前的王安石肃然起敬,在过去的一千年里,试图以金融管制的方法操纵国事,其范围和深度不曾在世界其它任何地方提起过。然而,王安石与现代读者近,却与他同时代的人物远。金融的发展是要素配置的最高阶段,是建立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基础之上,是建立在服务于工商业的社会公共机构健全的基础之上。在农业为主导的中国,小自耕农处于弱势,没有法律的保障,制度形同虚设,农民成为最大受害者。而世界其他国家,都是经过艰苦奋斗,将既有利益集团彻底铲除才建立起真正的商品经济。王安石的变法似乎超越了那个时代,他的改革引发的激烈的社会斗争,不是经济的变革,只是官僚之间的斗争。
《中国大历史》是历史学家黄仁宇体现其“大历史观”的一部专著,它旁引了不少研究内容,分析中国历朝发展的问题,从欧洲的历史,以至经济学都有利用。
读完这《中国大历史》,便可感觉,作者写的历史,自始至终都在问着这样的一个问题:缘何中国的文明未能发展出上资本主义?求解这个问题,作者的关注点集中在财税制度上面。
依着这样的思路,从作者的叙述中,隐约可以看出,作者将中国的几千年发展历史分为了三段:第一段是中央集权、官僚体系、意识形态逐渐形成的时期,从商周发端,到秦汉。
隋唐第二段是从城市商业和国际(边境)贸易中产生了商业社会的种子,但这种子在官僚体系、自耕农经济和意识形态面前,只是发展出了服务于宫廷地主玩乐所需的奢侈品生产与商业,这一段从宋元到明清,中间从王安石变法到张居正变法,似有着搞“数目字管理”的意向,但数目字管理的条件仍未具备,变法必然失败。
第三段是清末受到外来侵略与冲击,开始寻找强国的途径,从清末的洋务自强运动到维新变法、立宪改革,再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地革命,直到改革开放,这一波一波的革命终于推翻了封建帝制,也创造了“一个新的高层机构”和“一个新的低层机构”。而“现在中国当前的任务,则是在高层机构和低层机构间敷设有制度性的联系才能从上至下,能够以经济及法治的方法管理,脱离官僚政治的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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