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问我: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我肯定会毫不犹豫地说:“我是一个粗心的人。是的,我真的很粗心。
有一次语文单元考试。老师刚发下试卷,我看都没看试卷就拿起笔开始答起题来。过了30分钟后,我就已经做完了前面4页基础部分的全部题目了,心想:这出题目的老师肯定是弱智啊,怎么出得那么简单的题目啊!我转过头往后一看,My god!我后面那个同学竟然才做到第2页,真是慢啊!过了两分钟,我才开始写作文部分的题目。我看了一眼作文题目,想都不想就开始动笔写了,过了30分钟我就写完了一篇五百多字的作文了。我看了看手表,哈,还有20分钟可以检查,我快速的检查了一篇,然后就趴在桌子上玩起笔来,也不管试卷有没有做对了。终于过了20分钟啦,老师收完试卷后对我们说:“试卷下午就能发,没考好的自己看着办吧!”好不容易才到下午,老师抱着试卷进了教室,然后“砰”的一声把全部试卷扔到了地上,全班呆住了,老师指着地上的试卷大声骂道:“看看你们,个个考试的时候那么粗心,让你们检查还个个坐在那里玩,看看现在你们自己考几分。……”听到老师说这些,我不由地低下头,心想:唉,自己真是粗心啊!害的老师发那么大脾气!老师让我把试卷发下去,当看到我的试卷时,我真希望那不是真的,一个刺眼的数字出现在我眼前:89分。我当时真的好后悔考试的时候不好好检查。唉,我真粗心啊!
还有一次。爸爸要出去,让我中午自己吃泡面。结果到了中午,我才发现没有开水了,于是就烧了一壶开水,插上电源,然后就去写作业了。过了大约半个小时,我把作业都写完了,才想起厨房里还有烧开水。我急忙跑进厨房,拔掉电源一看:里面已经一滴水都没有了。唉,都怪我太粗心了,只顾着写作业!
这就是一个粗心的我。真的很粗心吧?
在老师们的眼中,我是一个文静、懂事的孩子;在同学们的眼中,我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女孩;在亲戚朋友的眼中,我是一个乖巧而又听话的孩子。而在家人的眼中,我却是一个幽默、淘气的孩子。 在一个双休日的早晨,我睡得正香,外婆“咚咚”地走进房间,将我吵醒。刚醒来,我就听见外面“哗哗”地下着雨,我就知道外婆叫我添衣服来了。 果然不出我所料,外婆对我说:“小雨,今天外面下小雨了,加件背心。” “恩?您说什么?您明明知道我就叫小雨,如果外面下的雨都像我这么大的话,还不把人都给活活地砸啊!除非那个人穿上了用防弹材料做成的特殊的盔甲!”我一本正经地说。 “小雨,你的幽默细胞真发达,哈哈哈......”坐在一旁的表姐忍不住笑着说。 外婆点了一下我的额头说:“你这个丫头,就会贫嘴。” 怎么样,我是不是很幽默呢?
婚后不久,钱学森先回美国,一个多月后,蒋英独自来到波士顿与钱学森会合,在异国他乡开始了新婚生活。美丽的蒋英顿时成了麻省理工学院学生的偶像。在美籍华人作家张纯如撰写的钱学森传记中,这样描述当年的蒋英:她见多识广、美丽大方,加上一副好歌喉,学院里优秀的男性全对她着迷不已,他们甚至说,我们全都爱上了钱太太!
但他们不知道,这位光彩四射的东方美女,又是一个多么朴实的妻子。
蒋英在美国的第一天,是这样度过的:钱学森吃过早餐,就起身向她告别,让她一个人慢慢熟悉环境。而吃过晚饭,钱学森竟还对她说“回见”。蒋英还没反应过来,“他就拿了一杯茶到小书房里去了,门一关不见人了。到晚上12点他出来了,很客气。我也很客气。就这样,从结婚的第一年第一天到以后这六十几年,他天天晚上都是吃完晚饭,自己倒一杯茶,躲到小书房里去看书,从来没跟我聊天,更没找朋友来玩。”
1950年春天,钱学森迫切地想回到新中国,参加祖国的建设,他预订了7月27日回国的机票。而女儿钱永真6月26日才出生,这意味着女儿一满月,蒋英就得带着小孩和尿布长途奔波。
但这次计划并未实现。接下来的5年,钱学森一直被美国当局拘禁,住所被监视,甚至电话也被监听。那时,钱学森只能在学校做一些无关紧要的工作,蒋英则在家照顾两个年幼的孩子。那是一段屈辱而又艰辛的日子。蒋英却从未抱怨过,她总想方设法让郁郁寡欢的钱学森快乐起来,她还特意买了一把吉他与钱学森合奏。晚年的钱学森还不住感慨:“每当听到蒋英的歌声;就能感受到一种美好的赐予,我是多么有福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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