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娱令发布1年多后才接触到这本书,限娱令发布的出发点或许和此书对于电视娱乐化的警惕有所不同,但限娱令体现出的官方对于媒体的引导的确让人重新对电视的职能开始进行审视,它究竟应该为受众带来什么,它如何负责通俗又兼顾高尚。
以波兹曼之见,比演艺圈、电影圈、电视圈中的无穷纷争与龌龊更糟糕的,是“娱乐”的泛化乃至深入人心。我们必须要审视电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的角,娱乐工具?获取信息的平台?了解时态的媒介还是仅仅是一件家具一个摆设而已。电视本身没得错相反还是一项巨大的进步,但是一开始他的发展的方向就是错误,人们本身具备的娱乐性强加给他,并通过他完美的表现出来。事实上它并没有让我们失望。但是由它产生了许多“龌龊”和“纷争”。以及不正常的现象。波兹曼的观点是我们要跳出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境界。要有第三者的眼睛来观察电视。他根本不在乎娱乐节目的泛滥或媒体的娱乐化倾向。他写这本书是写给自己的知识分子同行的,他呼吁他们回到书籍中去,认真地写作和思考,而不要贪恋在电台、电视节目中侃侃而谈,一夜之间曝得大名。娱乐至”是他对媒体知识分子的警告。他认为,印刷机更适宜于理性思考,电台电视只会沦为大众娱乐,任何有志于知识工作的人都应该清醒,回到书面写作,那才是他们该呆的地方。波兹曼承认电视的合理存在,也坚持自己的使命,自己意识到的东西就要把他传播出去。
电视的娱乐丰富了我们的生活,开阔了我们的眼界,使我们对世界有一个总体的认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电视起到了普及大众文化的作用。只是,我们不能被电视中的虚幻世界所主宰,而导致在虚拟的世界中迷失自我。
我国现在的主流职业教育止步于专科,但倡导职业教育应该升格的声音却不绝于耳,其理由也是从需求来讲的:科技的进步导致职业岗位对技术需求的提升,职业教育升级是顺应了历史潮流。由于社会的进步,原来的劳动者要接受更多的教育才能胜任技术进步后的工作。最常被提到的一个例子就是关于汽车说明书的问题:原来的说明书只有几页,现在的说明书上百页,因此,工人必须接受更多的教育,因此,职业教育必须升级。
技术变革或技术进步对劳动力技能需求的影响存在争议,主要可分为三派观点:正向说(Johnston和Packer认为发达国家传统低技术含量的职业正逐步被高技能的服务行业所取代;负向说(Braver.man和Zimbalist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是雇主为降低劳动力成本和维持对劳动力的控制,会降低对技能的要求;双向说(Spenner等认为技术对工作技能和教育需求有较大影响,有的工作对技能要求提高,有的则相反。目前还没有足够数据来解决这种分歧。因此,主流研究连技术进步会提升对劳动力技能的要求这一命题都证明不了,更何谈对高等职业教育需求的提升。
三种观点所考察的地区、时段、行业不尽相同,由此得出有出入的结论也不足为奇。虽然存在分歧,但从逻辑上可以证明,从长期趋势来看,多数工作对多数劳动力的技能需求不会是急剧上升的,即技能需求总量不会上升(技能需求总量:∑某岗位所要求技能的难度×岗位需求职位数。否则,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总有一天,人类根本走不出学校,毕不了业。工作的复杂程度高,意味着对担任此工作的员工的技能难度的要求高,学历要求也高,当然也意味着较高的人力资源成本。从行业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新兴行业在一开始出现大量复杂程度高的工作,因此对高技能人力资源的大量暂时性需求是可能的,但这种情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可能长期持续,因为一旦该产业或企业进入快速发展期或成熟期,激烈的竞争会要求越来越严格的成本控制和质量控制。高技能人才意味着高薪酬,而要严格控制成本以应对竞争,就注定这些人只能成为关键的少数。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一家销售额达几十亿美元的公司,在遍布美国的40多家工厂中都分别设有一个总会计师,每位总会计师有3~6个监督人员向他汇报,并管理25~50个职员。这些总会计师的年薪仅为3万美元,因为他们只受过高中教育,而且并非聪明过人,若要雇用取得过大学文凭、硕士文凭和注册会计师证书的有人员的话,支付的年薪需要6.5万美元或更多。为什么能把高中生放在这么高级别的岗位上?因为公司已经把总会计师的全部决策几乎都高度程序化了,公司制定了一份4000页的会计手册,并不断进行更新,它能告诉每一位总会计师他所能遇到的绝大多数问题应该如何处理。这样,总会计师要做的就是“照章办事”。如果问题和处理问题的程序在手册里找不到,总会计师就会向总部请示,由总部指导他该怎么做,总部在收到有关问题的请示一个月后,会将会计手册再次更新。在成本压力下,选用低成本的低学历员工是企业都会选择的压缩成本的有效路径。另外,让投人人员的技能达到高水平以达到保证产品质量的目的是不现实的,只能由装备来替代人工,这是高水平、稳定的质量控制的必要条件。不把质量控制的希望寄托在员工的技能水平上是质量管理的通识。质量控制的驱动也会导致对员工(也包括高技能员工的需求越来越少的趋势。可见,技术进步是长期趋势,但并不会导致技能需求总量的上升。能观察到的现象是对关键的少数岗位的要求提高,对大多数岗位则降低了要求,甚至连岗位都取消了。因此,为关键的少数而升格是否必要?
即使是对于这些关键的少数,其教育与培训也大可由普通高等教育来完成。普通高等教育的毕业生也是在职场中生存的,他们中的很多人还成为中坚力量,或者说职场中的中坚力量多是普通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这足以说明即使是职业化特征十分明显的需要高等教育学历的岗位也不见得非要高等职业教育的毕业生。因此,对职场需要的高层次人才,既可以由普通高等教育培养,也可以由高等职业教育培养。因此,是由职业教育高等化还是由普通高等教育来满足这一需求,这是不言而喻的。
我国处于产业升级阶段,大量低端产业需要转移,高端产业要兴起,对劳动力的技能、学历等要求一定会提高,这毋庸置疑。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低端产业转移出去,高端产业建立起来,产业升级是需要过程的,特别是中国还有上亿的农村劳动力要转移进城,职业教育整体升级就意味着我们已经完成了产业升级,那么初级职业教育与培训是不需要的吗?所以,职业教育的整体升级在目前是不需要的。另外,产业升级意味着职业教育与培训内容的改变,培训的绝对难度也许是增加的,但相对难度却不见得增加,甚至是降低的。所谓相对难度是相对于当时当地人的认知能力而言的,古人也许穷其一生也理解不了地球是圆的,是自转、公转,这些知识对现在的孩子来说都没什么难度,这说明绝对难度没变,而相对难度则大大降低。因此,产业升级带动职业教育与培训升级的逻辑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技术进步说既不能说明技术进步会导致对劳动力需求技能的提升,也无法证明即使存在这种要求的提升会必然导致对所需教育培训的高等化,因此,技术进步说对职教升级、高等化的论证不充分。
国际教育标准分类(International Standard Clas-sification of Education,简称ISCE,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制定的,其初衷是国际社会用于教育统计的分类标准,源于1970年代教科文组织制定的“一份供各国和国际上收集、汇编和提出教育统计数字的文件”,经过多年使用,1997年11月,《1997年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以下简称《97分类法》得以通过,这是一份在全世界范围内广泛磋商的成果,反映了当时教育中出现的新情况以及发展趋势,该文件特别提到三种新情况之一,就是“各种形式的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增加与发展”。《97分类法》包含两组交叉分类的可变因素:教育等级和学科划分,这也成为之后的2011版分类法的基本框架。2011年,经修订的《国际教育分类标准》(ISCE,2011年正式发布(以下简称《2011分类法》,对《1997分类法》有多方面的调整,之后不断修订,于2013年又发布《教育培训的学科2013版》(ISCED-F2013。关于职业教育的重大修正存在于ISCED1997与ISCED2011之间。
《97分类法》的高等教育从5级开始,该级别“不直接获得高级的研究资格”。5级很宽泛,相当于我国专科到硕士研究生的教育。按照课程的类型把课程分为两类,一类是理论型的/为研究做准备的/可从事高技术要求的职业的课程,代码表示为5A;另一类是实用的/技术的/适应具体职业的课程,代码为5B。一般认为,5B就是我国的职业教育。但什么是职业教育,并没有一个权威的或公认的定义,97术语中没有对职业教育的定义,在《97分类法》2、3、4级的教育级别中都有“职业或技术教育”,被定义为“主要为引导学生掌握在某一特定的职业或行业或某类职业或行业中从业所需的实际技能、知识和认识而设计的教育。完成这类课程可获得所在国主管当局(如教育部、雇主协会等认可的在劳务市场上从业的资格”。此类课程又可分为以理论为主和以实践为主两类。97版的描述成为我国高职高专划分的重要依据,也为高职本科预留了想象空间。
《2011分类法》的高等教育包括5、6、7、8级,分别标示为短线高等(类似于我国的专科、学士或等同、硕士或等同和博士或等同。与《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低等级相比,高等教育课程的'内容更加复杂和先进。在2011版中,2到5级的课程定向是区分开的,分为普通和职业教育,相当于我国的普通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5级以前以及高职高专(5级。但到6级、7级,《2011分类法》使用术语“学术”和“专业”分别替换“普通”和“职业”,但并未给出“学术”和“专业”的定义,只是把这种区分解释为“为将来根据诸如教育的学科来区分学术和专业的定向提供了可能”。
这一变化说明几个问题:其一,5级(专科及其之前的级别课程定向可分为普通和职业,这在国际教育界有共识,《分类法》97版和2011版给出了基本相同的分类和定义;其二,在6级(本科及以上级别,课程定向也是有区别的;《分类法》97版和2011版虽然在分级上有差别,但在高等教育中都对课程定向做出区分,97版分为5A和5B,2011版则是“学术”和“专业”,这说明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国际教育界依然认为高等教育需要进行课程定向的区分;其三,6级及以上的课程定向区别不同于5级(专科及其以下的区别,但到底是什么还不清楚或没有达成共识,所以,6级及以上的课程定向分类没有沿用“普通”和“职业”,而是使用了未作定义的“学术”和“专业”来做区分;其四,职业教育(姑且先这么称呼从专科(5级到本科(6级存在质的差别,至少是目前国际上的教育分类现状反映了这种质的差别。
以上分析可以说明,以ISCED作为升级、高等化的理由也缺乏说服力。
20世纪80、90年代,艺术和文化领域开始产生一种新的,与“语言学的”转向对立的“视觉的”和“图像的”转向。针对这一变化,在《娱乐至》一书中,尼尔·波兹曼将前后分为两个时代,分别表述为以印刷术、铅字为媒介的阐释时代和以电视等视觉媒介为主的娱乐业时代,并从公共话语转向的角度出发,对视觉文化和电视时代本身所固有的娱乐性进行了探究、阐释和批判。
波兹曼的理论依据来源于“媒介即隐喻”“媒介即认识论”。他认为,某个文化中交流的媒介对于这个文化精神中心和物质中心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媒介用一种隐蔽但有力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从而创造了现时文化,并带来了认识论的变革。在他的定义中,书本媒介是理性和逻辑,而电视媒介是视觉享受和娱乐性。而在两者的对立中,毫无疑问,波兹曼本人是站在文字文化或印刷机时代的阵营里一边的,正如他自己所坦承的“我是属于过去那一代文化的”。
看看反视觉中心主义者波兹曼笔下描绘的印刷机统治下的美国:“…铅字垄断着人们的注意力和智力,除了铅字以及口头表达的传统,人们没有其他了解公共信息的途径。这个时代的人们重视思维的内容和逻辑,依靠阅读来了解世界,建立与外界的联系,并形成对世界的认识。“阅读的目的肯定是严肃、专注而明确的。……书本一行一行、一页一页地把这个世界展示出来。在书本里,这个世界是严肃的,人们依据理性生活,通过富有逻辑的批评和其他方式不断地完善自己。”
在印刷机统治的时代,演讲盛行,人们采取书面语言的严谨来思索生活,这决定了公众话语是严肃的,其论点和表达形式是倾向理性的,具有意味深长的实质性内容的。譬如林肯和道格拉斯的辩论,人们在没有图像和文本的情况下倾听了长达7个小时的演讲辩论,其语句是复杂而严格的,其内容是深刻而逻辑的,这在电视机盛行的年代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波兹曼行文中,无不是对那个已经渐行渐远的“阐释年代”的追怀和惦念。他热爱那种严肃的充满理性的生活和文化,阅读作为了解和共同世界的主要方式;人们以文字传递信息,构成理性而非娱乐的世界。
按照他的说法,印刷机时代的终结可以最早追溯到电报的发明,电报克服了空间的距离,使得信息的价值不再取决于其意义,而取决于其新奇与有趣。人们可以了解到世界各地的信息,但却是一些毫无联系毫无意义的片段,无从分析和解释。它要求的是:知道,但不是理解。接下来有电视的发明和广泛使用,电视作为电讯和媒体发展转折点的媒介,大大改变了文化的内容,使人类进入一个新的电视机的时代,也就是波兹曼所说的“娱乐业时代”。
电视何以产生这么大的力量,以至于影响了所有人的生活乃至造成一个时代和时代文化呢?波兹曼认为,电视的倾向即是提供视觉和情感的满足,因此它不具有连贯性、逻辑性、思想性,而只具有娱乐性。
如果电视仅是具有娱乐性,那还不能构成问题,重要的在于电视把一切都赋予了娱乐性。由于电视能在家收看并用于各种目的,它包含了公共生活的几乎全部内容,任何一个公众感兴趣的话题——政治、新闻、教育、宗教、科学和体育——都能在电视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电视控制了所有严肃的公共话语的形式,提供色彩斑斓的图画,配合到位的音效,无尽的奇思妙想,瞬间可以转换的各种主题,大量无意义的、追求视觉愉悦的信息,其目的只有一个,让观众“看”。看,而不是想。电视没有思想深度,波兹曼甚至说:娱乐是电视上所有话语的超意识形态。“好电视”同用于陈述的语言或其他口头交流形式无关,重要的是图像要吸引人。思想的路线借助电视机这种媒介无法表现,它能给予的只是形象的印象,所提供的一切都是为了提供娱乐。甚至严肃的新闻节目、访谈讲话,也是对于感官的满足,是在于“表现”而不是“体现”。无论电视如何试图去深刻和理性,最终它带来的仍只能是娱乐性,电视很难用来表现清晰的语言和思考过程。
《娱乐至》出版于1985年,当时美国社会的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已经发展到一定的高度,“娱乐业时代”已经蓬勃发展起来。而相对与美国而言,中国起步较晚,直到90年代中期大众文化才得以发展。这段时期中,还出现了波兹曼当初所没有预设到的一种新型媒介——网络。正如《图像时代》中所说,我们进入了下一个时期,即超越了视觉阶段而日益成为多种媒体和多种感觉的时期。
电视重新定义了公众话语的意义。电视无法延伸或扩展文字文化,相反,电视只能攻击文字文化。那么网络呢?它究竟是电视这种旧媒介的延伸和扩展,还是对它的一种攻击?在它们的语言中,没有关联,没有语境,没有历史,没有任何意义,它们拥有的是用趣味代替复杂而连贯的思想。它们的语言是图像和瞬息时刻的二重奏。这是波兹曼对于“娱乐业时代”媒介的批评。说起这一特点,网络时代的媒介更胜一筹。很多人把网络年代称为信息时代,无数的信息在瞬间之内得到传递、阅读和复制。政治、经济、新闻、科学、体育……只需轻轻一点就能超越时空界限获得信息。譬如发生在世界某个角落的事件可以在第一时间内知道,譬如刚刚在美国电视台新播出的电视剧很快能看到制作好中文字幕的版本;再譬如门户网站上增长的各种奇怪的新闻。只要想,阅读和知道并不是问题。互联网的流行造成了信息的全面泛滥,快速膨胀的信息来源让我们来不及消化来不及过滤。Ctrl+c和Ctrl+v能得到任何的文字,但只是在电脑屏幕上由文字转向文字。然而在这些信息和文字中,像阐述时代那样具有实质性内容的,到底又有多少呢?
网络相较于电视,变得更能由受众自主,不像电视那样完全由播放者主导。网络文化所带有的这种自身的虚拟性和随意化、大众参与、广泛交流和个性自由、娱乐和消遣性相较电视来说,是否是一种对文字文化更具有冲击性和对立性的新型文化呢?它终究又能够带来多少价值意义而不是快乐和感官享受呢?
在印刷时代我们的思想是系统思辨的,语境是完整连续的,认识是理性严肃的;在电视主导的'时代中我们的认识是片段的,浮躁的,感性的。那么在网络主导的时代呢?
我们虽然没有被禁止传阅的书,却已经没有人愿意读书;我们虽然拥有着汪洋如海的信息,却日益变得被动与无助;我们虽然有着真理,然而真理却被淹没在了无聊繁琐的世事中;我们有着文化,然而文化却成为了充满感官刺激、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人们渐渐爱上并开始崇拜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娱乐世界。这是1932年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描述的状况,也是波兹曼在书中时时担心会成真的预言。我始终认为波兹曼存在盲点,即他认为文字能带来思考逻辑,而图像只能带来娱乐和无思维,所以书中他的论证思路还是值得推敲。但是这段被他反复引用的话,以及他在书中描绘的那些情况,仍能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警钟。
那是暑假,有一天我正在家里闲着没事干睡觉,突然一个电话吓了我一跳,没办法,只有我一个人在家,只好自己去接电话。刚一拿起来,对面的人一出声,原来是一个小学同学,说是第二天要和他们学校另外一个班的人打比赛,叫我帮忙,顺便再叫点厉害的.。我寻思着闲着也是闲着,就答应了。一放下电话,我马上就给几个打球很厉害,平时也很好的朋友打电话,叫他们也去帮忙。正好大家都没事,就都答应了。
这都不是重点。第二天,我们几个一块去了比赛的地方。比赛是下午,而我们是上午到的。请我们去的那个同学也很大方,直接请我们吃中午饭。白吃哪有不要的?我们便去了附近一个面馆准备随便吃点拉面。正吃着,碰见另外那个班的人也来这,真是巧。他们的队长看见我们也在这,变过来很得意的说他们请了一个外援,很厉害,能直接支撑球队。我一听有点意思,便问他那人是谁。他说是良。良打球确实是厉害。我带去的一朋友一听说是良,便要他过来看看。良也不怕,就过来了。结果,高潮来了。良一见我那朋友,便很兴奋:他们是同学,很熟悉。聊了一会天之后,良突然决定,加入到我们这一队!这个决定一出,吓了所有人一跳,对方的队长直接懵了!当然,下午的比赛我们赢得更是不费吹灰之力。
正常化的开始,喜剧性的结束,这一天大概所有的人永远也忘不了。
其实,笔者反对的是职教全面高等化,并不反对有条件的学校探索更高级的职业教育。从宏观上看,我国需要的是大量的非高等职业教育,办好这一层次的职业教育是功德无量的大好事。试想,是办好现有的各层次职业教育,还是让现有的这些学校升级而让新学校来填补升级后的空缺,哪一条路径更有利于社会的发展,更有利于教育事业的发展?时代的发展会促使职业教育有所改变,也会促进教育体系特别是高等教育体系的结构分化和优化,但这种分化绝不意味着职业教育需要全面升级和全面高等化。这种结构优化应该有局部的升级、高等化,也应该有部分的“降级”,有升有降才是正常局面。
适合的才是最好的,而不是级别高的才是最好的。
要实现这个目标首先必须转变观念,特别是改变教育界的观念。实际上,职业教育高等化的呼声不绝于耳,不完全是这些说出来的观点上的差异或教育理念有多大的不同。在现实中,职教升级对局中人在权力、财富(拨款、声望方面都会有极大提升,这是现实的、可立即兑现的,恐怕也是躲在各种冠冕堂皇升级理由背后的一个重要诉求。
只有真正让所付出的劳动得到相应的回报,真正做到“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教育界才有可能全身心地投入在工作上,中职才有可能办好中职,高专才有可能做精高专,职业教育才有可能充分回应社会需求。同时,青年学子往往怀有崇高理想,而常常会忽略无法在地上建立天国的事实,更容易站在理想与道德的云端进行指责与痛苦的选择,这不仅是教育界的责任,也是整个社会不能忽视的问题。
无路导致不好招生是断头路说的重要理由。如果人为地阻断学生的求学之路,这种做法没有合理性葚至是合法性。但职业与普通两种类型之间的差异天然地在求学之路上出现断裂,注定只有极少数有毅力的学子才能通过。而且这条路也不是完全走不通,各地都有专升本的项目,只是客观上只有少数人能走通罢了。至于因此而让学生觉得没有盼头的推论只是一种个人判断,上学要上到哪个层次更多的可能是个人价值判断,接受普通高等教育的学生也不是人人都要读到博士,即使到了博士是不是还要叹息无路可走呢?如果确实因此就不好招生了,要判断此事的对错或好坏,那就要看职业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学生进入职业院校的目的是什么,两者是否匹配。办职业教育的目的实际上是明确的,就是为社会、为企业培养技能人才,而不是学士、硕士的预科。升学路径畅通并不意味着职业院校因此就变成了升学通道而放弃立校之本,如果这样的话,职业院校还有无存在必要?如果职教存在的意义就是为就业市场提供初步培训的劳动力(或人才,那么职业培养的毕业生就应该大量地流向就业市场而不是升学,而且每一层次的职业教育都是如此。也就是说,每一层次的职业教育从数量(流向上看都是断头路!这才是正常的!
断头路说还有一个理由就是:“职业培养的学生因为不能继续深造,所以在社会上低人一等,因此,这也是学生不报职业学校的原因。”社会层次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财富、权力、声望三个维度,职校的毕业生最容易在工资收入上找到差异,这也是让他们觉得低人一等的根源。但“几乎在所有国家,白领工人都会比蓝领工人获得更高的收入”。“职业教育正好是培养蓝领工人的,恨屋及乌,培养低收入人群的职业教育也就低人一等了。可见“低人一等”的病根不是断头路或是职教应高等化,筛选理论、分割劳动力市场理论都可以对此做出解释,而且“低人一等”只是个人感受,甚至根本就不是病,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秩序。如果一个院士和一个普通人在大家心目中是“相等的”,这才真正是病。“低人一等”也许是现实,但长幼尊卑就是一种数千年形成的而且是必须形成的社会秩序,分等级也好,分阶层也好,社会总要分出个三六九等,而教育程度成为一个最为经济的信号来完成分层功能,这是想否认也否认不掉的现实。关键是想要抹这种区别的企图是危险的。社会各界以某种高尚的理由(如公平抹等级差异,会有别的机构、组织以别的方式来分出阶层,到时候付出的社会成本会更高。
从实证研究来看,学生不选择职业院校的原因是复杂的,现有的专科(职业培养与本科(普通培养不存在类型差异,更多的只是层次的不同。一个压缩的本科比不上正儿八经的本科也没什么不好理解的。经过几十年的教育实践和教育改革,专、本之间还是不能形成本质差异,是不是能说明在现有体系下,本、专之间总体上不可能形成类型差异,或者说职业教育到专科已经足够,甚至可以说,职业教育总体上不需要高等化。强行高等化就意味着同质化,意味着高等教育的过剩。
© 2022 zuowencangku.com,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