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学时代,我就与地理结了缘,特别偏爱地理,也许是从小在山里长大的缘故,整日价面对连天的崇山,长期的熏染而在无意识中着了象的结果。
最早是受徐霞客的地理游记影响,在学习地理时,特别留心我国的大江大河和大陆骨架----山脉,但那时的地图都是平面简图,无法跟现在的电子地图、谷哥三维立体卫星地图可比拟,给人的印象不是那么深刻,即便如此也是对当时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册基本上也倒背如流,因此在高考中占了便宜,拿了高分。
如今我还记忆犹新的是在高三上学期,我独自一人带了笔记本和干粮,沿着县里唯一的一条大河,向上游追踪而去,那时倒没有考虑什么,但能走出这一步,是需要有勇气和胆识的,我从一大早就出发,马不停蹄地走,沿着干流直奔河流源头,不到目的誓不退转。一路上到了许多罕无人迹的深沟险壑,尤其是至于空山深处,才发觉自己是如此弱小胆怯,野外生存能力连一只兔子山雉也不如,这种远离人类群体而独处的艰难是刻骨铭心的。好在我在山里生活了二十年的帮了忙,在天黑时分找到了投宿的人家,第二天达成了预期的目标,兴高采烈而归。
后来又去南京几年,课余时间走遍了东南山川形胜,参加工作后,常出差外地,大半个中国也走遍了,可心愿仍然未了,许多心中向往的地方水天相隔,也只好在卫星地图上先期神游了。
我现在仍痴心不改,一见到山脉和河流,总想沿着它去寻根问源,这种冲动一直很强烈,有时不自觉地就沿着一些山地丘陵或河流走上几段,以慰藉我那热切的心情。
我时常散步在山泽水畔,留连于湖光山色之中,这种向望去野外踏量的习气让我受益良多,能够从大自然中学习太多书本或人际里没有的东西。
热爱地理,是我无悔的选择。
这本书里没有任何文字,却由图画表达出作者所要述说的故事,从第一页,有着风味纯朴的房子,广阔的草原,以及小河流,到最后一张,完完全全看不出任何一丝小镇昔日的风景,其中只经过了十年,这短短的十年竟可以产生如此大的转变,所谓沧海桑田,就是如此吧!
留不住昔日风光真的很无奈,留不住孩童的游乐区真的很无奈,心中有一丝感伤,或许该将这一份感伤化作一阵秋风,让它慢慢带走心中的无奈。或者,或者,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想,它是否也带走了以前的不便呢?不,它不可以,我吼道,它带走了人们童年的乐趣,人们再也,再也找不回的`童年乐趣,说到这儿,眼睛突然 湿湿的,我知道,我知道我自己在执着的是什么,我执着的是──乡村拥有的是都市没有的!
想到这儿,放下书本,看着窗外,雨已不再落了,但我的心情却还依然在下雨,不过,再看更远的远方,啊!这时我才恍然大悟,我们的山还在!我们的田野还在!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童年依稀存在于美丽的山川田园中。我的心情慢慢好了起来,雨不再下了,乌云也走了,我想,明天一定是个大晴天!
古有将责任与情怀完全融为一体的爱国诗人辛弃疾、屈原,今有竭尽余晖、心唯大我的中科院院士卢永根。智慧的人善于依存信念,因为他们知道,一个心无信念的人,其本质不过是一个无感情的怪物,无灵魂的行尸走肉。故然,人类孜孜不倦地追寻着大智慧,追寻着生命的本源,追寻着自己该肩负的责任,而沿途的一道道或绚丽或暗淡的风景,便是我们的情怀,我们的`诗意。
一个只有情怀而不愿肩负起自己生命之责的人,社会会抛弃他。像是辛弃疾诗中所言:“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诗中的“季鹰”这一类人,只顾着自己家乡鲈鱼的美味或是自己古稀之年的享乐陶冶之所,对国家与百姓赋予的责任不屑一顾,权当是自己年轻时混来的口粮。这样的人在历史人迹中留下的终究只是刹时的关注与千古的厌弃。不顾自己的责任而只顾情怀的人,不过是自私又贪婪的求乞者,永无法到生命的厚实与沉重罢了。
任何人都不能做到无休止地工作。责任是主菜,情怀是辅料,一盘无任何辅料的菜,就算看起来再如何鲜美量多,终究是嚼来无味,空乏琐然。就像是前几年的一则新闻,某个初三的学生在连续刷完十三套数学试卷后晕倒,昏迷休克而。学生的责任固然是学习,但若是想一头扎进学海永不休息,最终能收获的也只不过是尸体的冰冷。真正明白责任一词所意为何的是智者,他们大多懂得区分开智慧与责任,懂得自己与社会的联系,懂得劳逸结合,而非愚蠢地用自己鲜活的健康的生命去换取少得可怜的小知小道。
学会负责,学会承担,也要学会欣赏沿途的风景,学会生命之中的真谛。
“从南京中山路55号到管家桥65号,我走了25年!”这是2000年江苏经济报加盟新华日报报业集团时,我发出的一番感叹。
记得第一次跨入新华日报大门是1975年4月初。当时,我作为第五期工农通讯员学习班成员,从苏北石油勘探工地风尘仆仆地闯进中山路55号那油墨飘香的大院,激动之情溢于言表。三个月的专业培训,是新闻启蒙,也是道德熏陶,22岁的毛头小伙,从此与新闻结下了不解之缘。如今,当年参加培训的24名通讯员天各一方,每个人的结果都不尽相同,其实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过程。正是由于这一过程,使我们的人生从这里拐了个弯。30多年来,我们组织过多次同学聚会,尽管一些同学已经走上了重要的领导工作岗位,但对这个聚会绝不敷衍。“没有新华日报,我们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话道出了大家的心声。
多少年来,我以新华日报通讯员为荣,笔耕不辍,一旦有重要新闻总忘不了给新华日报投稿。采用不采用都无所谓,权当给家人捎封信。1985年,我赴京就读于中国新闻学院,得知新华日报、扬子晚报在北京没有派驻记者,出于对新华日报的一片深情,同时也为了自己练练笔,我向报社领导主动请缨,“自投罗网”当了两年“编外记者”。在这期间,我积极和江苏省驻京办事处“攀亲”,与江苏驻京代表保持热线联系,获取了不少新闻线索,利用课余时间采写了180多篇消息、通讯、人物专访,拍摄了大量新闻图片,其中80%为江苏发生在北京的新闻。创刊不久的扬子晚报,头版不时以“本报北京专电”、“新华社供本报专稿”名义发表我的报道,以至一些朋友误以为我已另攀高枝。
著名记者李普曾经说过:“一个人一旦被网住了,他就摆脱不掉,不是别人拉住了他,而是他自己一往情深,舍不得离开。”对此我有同感,既然“自投罗网”,为了那份承诺,我就得像职业记者那样磨练自己,拼命地跑、用心抓新闻。好在从第二学期学校下午很少安排课程,我便买了月票,揣上北京交通图、采访本、照相机,利用下午和晚上到处抓新闻。为了给新华日报采写《江苏轻纺产品在北京》,我几乎跑遍了北京各大商场;为了抢一条“东海‘小萝卜头’塑像在京揭幕”的快讯,我在中国青少年宫转了三天;为了采访江苏藉在京文化名人,也不知道跑了多少冤枉腿;由于没有记者证,享受不到新闻稿三分钱一个字的优惠,在邮局我不得不花七分钱一个字发电报,抢发当日新闻,稿费还没发报费多,但我乐此不疲。同学问我,你哪来的这么大干劲?我坦言:有“家里人”在背后撑腰。当时,新华日报、扬子晚报先后有两位领导在中央党校学习,写什么、怎么写,我可以“现买现卖”。有时参加一些重要活动,他们都将我作为“家里人”介绍给对方,从而更好地拓宽了我的报道面。
有道是“山不转水转”,十几年后我转到了江苏经济报,紧接着江苏经济报加盟了新华日报报业集团,这回成了真正的“家里人”,我归属感油然而生。情系“新华”25载,我也成了“新华人”!
现在沈阳的新华书店规模大、功能全、数量多,大小书店星罗棋布,遍布全市的大街小巷,人们购书非常方便,满足了人民群众对文化生活的消费需求。但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沈阳,新华书店屈指可数,人们想买本书往往要走十来里路。
记得当时沈阳最大的新华书店坐落在太原街,是市一级的书店,再有就是区一级书店。沈阳区新华书店在中街附近,也就是现在的荟华楼对面;皇姑区新华书店在北行南边,位于长江街与岐山路交汇处的东北角;大东区新华书店在小津桥路北,大东区政府西侧;铁西区新华书店在兴华街上,与和平影剧院毗邻;和平区不愧为沈阳的文化区,除了太原街新华书店外,区内还有马路湾新华书店、北市新华书店,在西塔东边还有一家朝鲜族书店。从上世纪70年代初到90年代初,这些书店都是我经常光顾的地方,那里留下了我渴望文化、渴望知识的足迹,我的上千册书藉都是在这些地方购买的。
我当时不论是买书还是杂志,都会在扉页上写下“购于XX新华书店或报刊门市部”字样,并记下年月日。上周在家整理书藉刊物,看着那扉页上的字迹,往事如烟,涌上心头,一幕一幕,如在眼前……
我买的第一本书是《人造地球卫星》。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中国是继美国和前苏联之后,第三个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国家,用当时的话讲是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威风。当收音机里播放卫星传回的《东方红》乐曲时,年少的我和父母一样沉浸在自豪的喜悦中。当时我在沈河区团结路第二小学读四年级,那天放学后我去三角地附近的百货商店买作文本,偶然看见了那本《人造地球卫星》小册子,我让服务员拿给我,我翻了翻,非常想买,一看定价两角五分钱,我兜里就两角钱,即使不买作文本也不够,只好作罢。晚上和母亲要钱说想买本书,母亲听说是买课外书就没给我钱,我很失望,闷闷不乐。父亲看在眼里,没有说什么,趁母亲去井院投洗衣服的空隙,父亲问我买什么书,我如实说了,父亲未加思索就从兜里掏出三角钱给了我。次日,我去百货商店买书,书竟卖完了。我只好赶到离家最近的北市场新华书店,如愿以偿地买到了书,从这本书里我了解了地球,知道了什么是卫星,对太阳系也有了一个粗浅的认识。书店里琳琅满目的书燃起了我强烈的求知。
上中学后,我用节省下来的零花钱,在北市新华书店陆续买了《宇宙的秘密》等自然科学读物。当时再版发行了一套《十万个为什么》,总共有十六七册。想拥有这套丛书成了我的梦想,但全买下来得六七块钱,父母肯定是舍不得的。那时学校遵照“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的指示精神,经常组织学生参加学工务农劳动。1974年暑假,学校让我们来到小北关街附近的红旗开关厂劳动,厂里每天给我们补助6角钱,这使我们的劳动热情格外高涨,一个月的辛勤劳动,我挣了18块钱。用现在的时髦话讲应该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桶金”。我用这笔钱给父母买了两盒牡丹牌香烟,剩余的17块钱全部买了书。我首先想买的是买《十万个为什么》,我冒着酷热来到北市书店,但没有整套的,只好有哪册买哪册了。我又赶到太原街书店,拾遗补缺又配上了几册,但还是不全,为了配成套,我中午饭也没吃,饿着肚子一咬牙,花一角钱乘环路电车来到了中街书店,也许是我的执著感动了上天,缺的那几册这里竟全有,真让我喜出望外,当即开票付款,服务员帮我把书捆扎起来,我就乐得屁颠屁颠地回家了。这套书的阅读,拓展了我的眼界,也扩大了我的知识面,我没事就给同学出问题,最后还是我自问自答,让同学对我刮目相看,有人还给我起个绰号“万事通”。这年在我加入共青团的审查会上,班主任王老师对我的评价是“爱读书,知识面宽。”
1978年春,我来到沈阳市第一住宅建筑公司,当了一名建筑工人。同我一起入厂的青工学会了吸烟,还经常和老师傅们出去喝酒,但我有点不随乡入俗,显得有点另类,即不吸烟,也不喝酒,而是把钱省下来买书。班组里有位1974年入厂的青工叫潘英华,还有一位下乡返城的知青李月来,我们仨儿都爱读书、爱文学,成了工段里的文学青年。工余和午休时,我们就在一起交流读书。遇到雨休或下班后,我们就结伴来到附近的书店转转,往往都不会空手而归。尤其是发了薪水后,咱仨儿每人都会买三四本书,我的那些中外文学名著大都是这个时期买的。当时再版的中外文学名著都是畅销书,常常供不应求。1979年夏天,我们来到亚洲电影院对面的朱剪炉工地施工,为了第一时间买到新出版的书,咱仨儿几乎天天去中街新华书店,一来二去竟和卖文学类书藉的胖大姐成了朋友,后来胖大姐不但向我们通报最近要有什么新书上架的信息,还把对我们想买的书留下来,有了这个“后门”,我们买书就方便多了。我的《复活》、《红与黑》、《高老头》、《巴黎圣母院》都是在胖大姐的关照下购得的。现在想起来对胖大姐还心怀感激之情。那些年工地在哪里,工地附近的新华书店就会留下我们的足迹。高尔基说书藉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这阶梯上留下了我们向上攀登的足迹,我们无怨无悔,有趣有乐!
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图书市场的放开,书刊批发市场的成立,大大小小的书店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沈城,买书难的现象已经不复存在。从那以后新华书店去的确实少了,但我对她的感情依然如故,时间抹不去记忆,凝结在知识里的书店情结挥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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