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好的书应该是不仅在其专业性方面给人以知识和启蒙,更重要的是是书中所体现的人文精神和道德准则以及社会责任给人以无限的使命感。《江村经济》就是这样一本好书。
《江村经济》是费孝通先生1938年在英国伦敦大学的博士答辩论文,而其内容则源自1936年其在开弦弓村的实地调查。作者通过试验检验的理论总结是这本书的生命源泉。试验让费孝通先生掌握了第一手真实的资料,也让他的理论有了支撑,从而更具有说服力,这也成就了他。
在费老先生的书的序言中,老先生特别提到:献给我的妻子王同惠。他的妻子即是在陪同他考察时不幸遇难的,老先生的至情至性,使他对妻子难以忘怀,而这也成为他从事研究和成就事业的动力,在他以后的路程中对妻子的不舍和爱陪伴了他一生。
在书的开头,布马林诺夫斯基的序可以说是这本书的概括和精要。在序中马对文章内容做了精要概述,他总结道;贯穿此书的两个主题是土地的利用和农户家庭中在生产的过程。我读过之后发现也确是如此,在整部书中,费老先生运用社会学研究方法,从细微处着手,历时两个月对开弦弓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予以研究,包括社会习俗、家庭生活、亲属关系、农业、贸易等各个方面,从而得出具体的结论,对中国农村的历史现状有了清晰明确的定位。尤其是第十二章《蚕丝业》,它是所有分析中的精华之篇,蚕丝业的技术变革引发了社会组织和社会原则的变革,进而影响了其它关系。费先生从历史角度出发,进行动态分析,而得出科学令人信服的结论。他通过分析当地蚕丝业的发展和变迁,揭示了资本、文化、技术在社会个层面的互相博弈。一个30年代的小村,所折射出的是国际蚕丝市场的变幻、村民的、利益集团的贪婪,通过分析这些我们看的清清楚楚。费先生分析了改革的重要性,改革是必要的,费老先生甚至描述了改革的全过程,但他同时也也认识到改革中的困难:改革者未能控制价格,直接原因是资金问题。外部和传统力量相互碰撞,使人们看到了改革的前景,但又顾虑重重。这就需要进一步研究,这也成为他今后几十年特别是他后来重访江村的首要原因。
他还提到农村传统习俗,那些任何在现代人看起来愚不可及的习俗,在他的研究下显出了其历史存在的合理解释。这也就为我们研究中国文化提供了理论和现实的依据。比如说生辰八字,通常中国的家庭,在订婚前总会测算男女之间的八字,即年、月、日及时辰。媒人把女方的红贴送到男方家里(男方有更多选择的权利),而男方父母则拿着它去找算命先生。其实算命先生在这里并不起什么实际作用,父母心中早有选择,他们给算命先生一些暗示,操纵着最后的结果。
然而算命先生并不是可有可无的角色。因为婚姻是包办的,从一些不了解的候选人里,要想选出一个合适的女孩子无异于赌博。每户人家都想找最好的媳妇,这个好,意味着能生育,能干活。算命先生不仅是充当作出决定的一种工具,同时,也被用作把错误的责任推卸给上天意志的一个办法。如果你的婚姻不完美,那么这是命运,这实际上有助于维持夫妻关系。这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婚姻制度。费老先生的研究找到了中国古代乃至近现代算命存在的深层原因,这就是:心理安慰。
在书中老先生提出“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农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的程度。中国农村的真正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最终解决中国土地的问题的办法不在于紧缩农民的开支而应该增加农民的收入。因此,让我再重申一遍,恢复农村企业是根本措施。”只有通过实践才能真正找到问题的根本所在,解决问题的办法不是坐在办公室想出的。费老先生通过实地调查,提出了自己的新观点:解决农村问题的出路是恢复农村企业。暂且不论这个观点对不对,至少这是费老通过具体的调查得出的,而且今天乡镇企业确是成为了农村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经济社会发展到今天,农村问题任然是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农村问题任然没有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解决了,可是离富裕还有相当一段距离。解决农村问题需要更多的社会工作者的实践调查,作为一个社会学学生,我还有许多事要做。
马林诺夫斯基对费孝通甚为赞赏:作者的一切观察所具有的特征是,态度尊严、超脱、没有偏见。当今一个中国人对西方文明和西方国家的政治有反感,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本书中未发现这种迹象。事实上,通过我个人同费博士和他的同事的交,我不得不羡慕他们不持民族偏见和民族仇恨——我们欧洲人能从这样一种道德态度上学到的大量东西。这也正是我所推崇的.地方,一个学者只有毫无偏见,专心于自己的学术,有着自己的道德原则,遵守学术道德,才能在学术上和社会上赢得大家的尊重。当时正值国民党统治时期,红色革命也愈演愈烈,但费孝通并没有偏袒或惧怕哪一方而是实事求是地研究中国农村的农民的生活状况,并就自己的所见所闻提出自己的观点,为解决农村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我们的根本目的是明确的,这就是满足每个中国人共同的基本需要。”纯朴而原始的愿望诉说着一个爱国者的赤子之心。他知道自己对国家和民族最好的交代就是搞好自己的研究,为寻求新的民族出路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我们只有齐心协力,认清目标,展望未来,才不辜负于我们所承受的一切牺牲和苦难。”这是费老提出的期望,也确是我们所应做的。
费孝通老先生的《江村经济》(其实,此书在国际上较为通用的名是《中国农民的生活》)最早是1939年以英文版面世的,其后直到1986年才有了中文译本。这时隔的40余年,可以说贯穿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中国历史进程——从国民党统治到新中国的建立,以及建国后的几个不同发展阶段。所以单从时间上说,此书是中国近现代发展轨迹的见证者;另外在内容上,此书由于中译本出现时间较晚,所以现在大家所见的中译本里一般都会附加费老先生在回国后对江村陆续进行的十余次调查情况以及其总结和比较。作者将本书的研究范围从上世纪30年代一直拓展到90年代,而这些后续的补充也极大的提升了此书的价值:特别是在历史研读和文献价值方面,因为目前还未出现第二本能对某一地区进行的长达60多年的调查和总结的著作,这不能不说是我国社会学研究历史上的一个奇迹。所以,无论上是作为历史资料来研读还是作为社会学研究著作来看,此书可以说都是首选。而事实也说明了这点:此书自面世以来就是那些有心了解、学习中国农村经济、社会以及文化变迁的入门之选。
首先接触此书的感觉就是通俗易懂;待稍微深入进去后,我们才发现它已经为我们踏入中国农村这一重要而宏大的调查领域提供了一个绝妙的范本。可以说,现代对于中国农村问题的研究很难不受到此种风格的影响:从《黄河边的中国》到《私人生活的变革》,无不闪烁着此书的影子(看了一点,即有此种感觉····不当之处请明者指正)。而这点其实也激起了我对于此种调查风格或是研究方法的反思:为何一种思路或是方法在没有出现之前很少有人去运用它,而一旦其出现则如同秋风扫落叶之势风靡不止呢?能否简单的比较说是某位大家创造了一种风格,还是说他适应了大众对于某一事物的欣赏和偏好而顺势而为的。对于这个问题,只是一点突发奇想而已,其实不应该是我们读书笔记的“正规任务”,仅此自娱吧!
另外,看了此书,不禁联想起了另一位社会学大家——斯科特的《弱者的武器》一书。虽然二者描述的现实以及作者的关注点有明显的差异,但我们从这二者的比较中不难发现它们的异曲同工之处:对于调查地的现实片段所进行的观察异常细致入微,并在实地资料、调查数据以及现场感受三者中实现一种平衡和统一,构建出其理论体系和分析的框架,最后能够给人以极大的认同感。能达到这几方面的著作其实就已经是相当难能可贵了;但对于此二书而言,如果仅仅如此,那它们也不会成为流传至今的经典之作了。在我看来,它们骨子里最重要的通点就是作者通过其犀利的眼光加上严密的思维逻辑,把这些我们看来都很日常的材料进行了重新构建和解读,以此勾勒出一种我们时常会有所察觉但却只是一堆碎片、很难以言语表达的情境。而这也正是我们通过学术调查、研究所最需要培养和锻炼的,也是我们这些初学者最为缺乏的。
一直有种观点:我们现在写论文、做学术研究,最忌讳的就是抱着一种为了论文而论文或是为了学术而学术的态度。但很可惜的是,越来越多的案例告诉了我:论文或是报告的写作已经越来越偏离我们的初衷和目的了。现在的我们,在思维能力的培养和锻炼上已经落后了很多,剩下的只是机械的套用他人的数学模型和公式,以此来为我们的结论服务。从这点上来看,看似是让我们的分析推理变得更加严密、准确了,但事实上却是我们对于事件洞察和分析能力的丧失,以至于我们需要通过外界的数据和模型类来为我们的推理和结论做靠山:我们已经很难做到用语言来深刻地表达事件背后的逻辑及其深层次理念了。此类变化已经把学术研究所能带给我们的最有价值的锻炼和提升都消耗殆尽,对此,我们却乐此不疲:每天都在把自己关在一片数据和统计软件中,仿佛对事件本身的分析和追踪理解已经不再是其任务了。所以,现在重读费老先生的书,是对于自身的一种反思和总结,还是很有必要的额!
正如费老先生自言的那样,他对自己学术生活的一个严格要求就是“理论要和实践相结合来为改革服务”。他在本书以及后续调查得出的基本结论中就包括很重要的一条:“中国农村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饥饿的问题。而贫困的一个很重要的根源就在于农村的土地制度,出路就是改革土地制度”。费老先生在70多年前就已经清晰的看到中国农村的发展的基本障碍或是瓶颈了。这一方面让我们对其学术能力以及对问题的洞察力深感敬佩,但另一点不得不引起我们思考的是: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国家在发展农村的过程中,始终不能够很好的解决农村的土地问题,这不能不说是对当前学术研究的一种嘲讽和无声的鞭策,至于这种反思到底能否在新形势下得到很好的处理,我们仍然需要去观察和验证。
貌似说了很多极端的话,加之水平有限,有不当之处请尽情批判,欢迎指正!
一本好的书应该是不仅在其专业性方面给人以知识和启蒙,更重要的是是书中所体现的人文精神和道德准则以及社会责任给人以无限的使命感。《江村经济》就是这样一本好书。
《江村经济》是费孝通先生1938年在英国伦敦大学的博士答辩论文,而其内容则源自1936年其在开弦弓村的实地调查。作者通过试验检验的理论总结是这本书的生命源泉。试验让费孝通先生掌握了第一手真实的资料,也让他的理论有了支撑,从而更具有说服力,这也成就了他。
在费老先生的书的序言中,老先生特别提到:献给我的妻子王同惠。他的妻子即是在陪同他考察时不幸遇难的,老先生的至情至性,使他对妻子难以忘怀,而这也成为他从事研究和成就事业的动力,在他以后的路程中对妻子的不舍和爱陪伴了他一生。
在书的开头,布马林诺夫斯基的序可以说是这本书的概括和精要。在序中马对文章内容做了精要概述,他总结道;贯穿此书的两个主题是土地的利用和农户家庭中在生产的过程。我读过之后发现也确是如此,在整部书中,费老先生运用社会学研究方法,从细微处着手,历时两个月对开弦弓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予以研究,包括社会习俗、家庭生活、亲属关系、农业、贸易等各个方面,从而得出具体的结论,对中国农村的历史现状有了清晰明确的定位。尤其是第十二章《蚕丝业》,它是所有分析中的精华之篇,蚕丝业的技术变革引发了社会组织和社会原则的变革,进而影响了其它关系。费先生从历史角度出发,进行动态分析,而得出科学令人信服的结论。他通过分析当地蚕丝业的发展和变迁,揭示了资本、文化、技术在社会个层面的互相博弈。一个30年代的小村,所折射出的是国际蚕丝市场的变幻、村民的、利益集团的贪婪,通过分析这些我们看的清清楚楚。费先生分析了改革的重要性,改革是必要的,费老先生甚至描述了改革的全过程,但他同时也也认识到改革中的困难:改革者未能控制价格,直接原因是资金问题。外部和传统力量相互碰撞,使人们看到了改革的前景,但又顾虑重重。这就需要进一步研究,这也成为他今后几十年特别是他后来重访江村的首要原因。
他还提到农村传统习俗,那些任何在现代人看起来愚不可及的习俗,在他的研究下显出了其历史存在的合理解释。这也就为我们研究中国文化提供了理论和现实的依据。比如说生辰八字,通常中国的家庭,在订婚前总会测算男女之间的八字,即年、月、日及时辰。媒人把女方的红贴送到男方家里(男方有更多选择的权利),而男方父母则拿着它去找算命先生。其实算命先生在这里并不起什么实际作用,父母心中早有选择,他们给算命先生一些暗示,操纵着最后的结果。
然而算命先生并不是可有可无的角色。因为婚姻是包办的,从一些不了解的候选人里,要想选出一个合适的女孩子无异于赌博。每户人家都想找最好的媳妇,这个好,意味着能生育,能干活。算命先生不仅是充当作出决定的一种工具,同时,也被用作把错误的责任推卸给上天意志的一个办法。如果你的婚姻不完美,那么这是命运,这实际上有助于维持夫妻关系。这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婚姻制度。费老先生的研究找到了中国古代乃至近现代算命存在的深层原因,这就是:心理安慰。
在书中老先生提出“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农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的程度。中国农村的真正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最终解决中国土地的问题的办法不在于紧缩农民的开支而应该增加农民的收入。因此,让我再重申一遍,恢复农村企业是根本措施。”只有通过实践才能真正找到问题的根本所在,解决问题的办法不是坐在办公室想出的。费老先生通过实地调查,提出了自己的新观点:解决农村问题的出路是恢复农村企业。暂且不论这个观点对不对,至少这是费老通过具体的调查得出的,而且今天乡镇企业确是成为了农村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经济社会发展到今天,农村问题任然是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农村问题任然没有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解决了,可是离富裕还有相当一段距离。解决农村问题需要更多的社会工作者的实践调查,作为一个社会学学生,我还有许多事要做。
马林诺夫斯基对费孝通甚为赞赏:作者的一切观察所具有的特征是,态度尊严、超脱、没有偏见。当今一个中国人对西方文明和西方国家的政治有反感,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本书中未发现这种迹象。事实上,通过我个人同费博士和他的同事的交,我不得不羡慕他们不持民族偏见和民族仇恨——我们欧洲人能从这样一种道德态度上学到的大量东西。这也正是我所推崇的地方,一个学者只有毫无偏见,专心于自己的学术,有着自己的道德原则,遵守学术道德,才能在学术上和社会上赢得大家的尊重。当时正值国民党统治时期,红色革命也愈演愈烈,但费孝通并没有偏袒或惧怕哪一方而是实事求是地研究中国农村的农民的生活状况,并就自己的所见所闻提出自己的观点,为解决农村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我们的根本目的是明确的,这就是满足每个中国人共同的基本需要。”纯朴而原始的愿望诉说着一个爱国者的赤子之心。他知道自己对国家和民族最好的交代就是搞好自己的研究,为寻求新的民族出路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我们只有齐心协力,认清目标,展望未来,才不辜负于我们所承受的一切牺牲和苦难。”这是费老提出的期望,也确是我们所应做的。
一本好的书应该是不仅在其专业性方面给人以知识和启蒙,更重要的是是书中所体现的人文精神和道德准则以及社会责任给人以无限的使命感。《江村经济》就是这样一本好书。
《江村经济》是费孝通先生1938年在英国伦敦大学的博士答辩论文,而其内容则源自1936年其在开弦弓村的实地调查。作者通过试验检验的理论总结是这本书的生命源泉。试验让费孝通先生掌握了第一手真实的`资料,也让他的理论有了支撑,从而更具有说服力,这也成就了他。
在费老先生的书的序言中,老先生特别提到:献给我的妻子王同惠。他的妻子即是在陪同他考察时不幸遇难的,老先生的至情至性,使他对妻子难以忘怀,而这也成为他从事研究和成就事业的动力,在他以后的路程中对妻子的不舍和爱陪伴了他一生。
在书的开头,布马林诺夫斯基的序可以说是这本书的概括和精要。在序中马对文章内容做了精要概述,他总结道;贯穿此书的两个主题是土地的利用和农户家庭中在生产的过程。我读过之后发现也确是如此,在整部书中,费老先生运用社会学研究方法,从细微处着手,历时两个月对开弦弓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予以研究,包括社会习俗、家庭生活、亲属关系、农业、贸易等各个方面,从而得出具体的结论,对中国农村的历史现状有了清晰明确的定位。尤其是第十二章《蚕丝业》,它是所有分析中的精华之篇,蚕丝业的技术变革引发了社会组织和社会原则的变革,进而影响了其它关系。费先生从历史角度出发,进行动态分析,而得出科学令人信服的结论。他通过分析当地蚕丝业的发展和变迁,揭示了资本、文化、技术在社会个层面的互相博弈。一个30年代的小村,所折射出的是国际蚕丝市场的变幻、村民的、利益集团的贪婪,通过分析这些我们看的清清楚楚。费先生分析了改革的重要性,改革是必要的,费老先生甚至描述了改革的全过程,但他同时也也认识到改革中的困难:改革者未能控制价格,直接原因是资金问题。外部和传统力量相互碰撞,使人们看到了改革的前景,但又顾虑重重。这就需要进一步研究,这也成为他今后几十年特别是他后来重访江村的首要原因。
他还提到农村传统习俗,那些任何在现代人看起来愚不可及的习俗,在他的研究下显出了其历史存在的合理解释。这也就为我们研究中国文化提供了理论和现实的依据。比如说生辰八字,通常中国的家庭,在订婚前总会测算男女之间的八字,即年、月、日及时辰。(媒人把女方的红贴送到男方家里(男方有更多选择的权利),而男方父母则拿着它去找算命先生。其实算命先生在这里并不起什么实际作用,父母心中早有选择,他们给算命先生一些暗示,操纵着最后的结果。
然而算命先生并不是可有可无的角色。因为婚姻是包办的,从一些不了解的候选人里,要想选出一个合适的女孩子无异于赌博。每户人家都想找最好的媳妇,这个好,意味着能生育,能干活。算命先生不仅是充当作出决定的一种工具,同时,也被用作把错误的责任推卸给上天意志的一个办法。如果你的婚姻不完美,那么这是命运,这实际上有助于维持夫妻关系。这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婚姻制度。费老先生的研究找到了中国古代乃至近现代算命存在的深层原因,这就是:心理安慰。
在书中老先生提出“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农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的程度。中国农村的真正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最终解决中国土地的问题的办法不在于紧缩农民的开支而应该增加农民的收入。因此,让我再重申一遍,恢复农村企业是根本措施。”只有通过实践才能真正找到问题的根本所在,解决问题的办法不是坐在办公室想出的。费老先生通过实地调查,提出了自己的新观点:解决农村问题的出路是恢复农村企业。暂且不论这个观点对不对,至少这是费老通过具体的调查得出的,而且今天乡镇企业确是成为了农村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经济社会发展到今天,农村问题任然是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农村问题任然没有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解决了,可是离富裕还有相当一段距离。解决农村问题需要更多的社会工作者的实践调查,作为一个社会学学生,我还有许多事要做。
马林诺夫斯基对费孝通甚为赞赏:作者的一切观察所具有的特征是,态度尊严、超脱、没有偏见。当今一个中国人对西方文明和西方国家的政治有反感,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本书中未发现这种迹象。事实上,通过我个人同费博士和他的同事的交,我不得不羡慕他们不持民族偏见和民族仇恨——我们欧洲人能从这样一种道德态度上学到的大量东西。这也正是我所推崇的地方,一个学者只有毫无偏见,专心于自己的学术,有着自己的道德原则,遵守学术道德,才能在学术上和社会上赢得大家的尊重。当时正值国民党统治时期,红色革命也愈演愈烈,但费孝通并没有偏袒或惧怕哪一方而是实事求是地研究中国农村的农民的生活状况,并就自己的所见所闻提出自己的观点,为解决农村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我们的根本目的是明确的,这就是满足每个中国人共同的基本需要。”纯朴而原始的愿望诉说着一个爱国者的赤子之心。他知道自己对国家和民族最好的交代就是搞好自己的研究,为寻求新的民族出路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我们只有齐心协力,认清目标,展望未来,才不辜负于我们所承受的一切牺牲和苦难。”这是费老提出的期望,也确是我们所应做的。
第一堂,社会学与生活任老师极力推荐了这本书,外国人了解中国的必读刊物,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里程碑——《江村经济》。带着好奇和瞻仰,我翻开了书的第一页。
有一个地区是中国东部,有一个小村庄叫开弦弓村,小范围的深入实地调查,从宏观入微观,透过微观分析宏观,传统力量与行动力的交融、合作,在当时那个局势,社会制度如何变革,人们的固有思想和社会组成方式让这个小村庄极具那是的中国社会特色,以它作为一个缩影,在农户聚集的紧凑居住区内展开研究,天时地利为这次的研究提供了便利。
在前言中,我了解到开弦弓村是当时中国国内蚕丝业的重要中心之一,把它作为在中国工业变迁过程中有代表性的例子,从工厂代替家庭手工业系统的变化中探索社会问题。全书从区域、人际关系和生存三个方面进行细致的论述,将理论付诸于实践,反映出一个作者亦或是学者实事求是的立场和客观务实的科学精神。书的内容很丰富,但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对于“家”这个单位的剖析。
农村中的基本社会群体就是家,相比于目前对其较为狭义的理解,在当时的开弦弓村,它代表着对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年人以生活的保障,是促进社会延续家庭成员间合作的基本单位。
因为当时受传统封建思想及经济压力的影响,婴儿亡率较高,各种各样在现在看很荒诞的想法在当时的社会中却成为众人默许的规矩,“满月”剃头,名义过渡子女,冷漠的态度换取一个心理安慰,不知这是否是一种思想上的悲哀,但不赞成并不意味着不能够理解,至少站在此刻看当时的现状。我可以理解这种现象的存在,因为传统旧思想的束缚让学习不感兴趣、不重视,对产妇的不关怀显得不足为奇,这是一种事实更是一段无法更改的历史。
关于对开弦弓村婚姻问题的描述,我也十分感兴趣。首先,和其他地区一样,儿女的婚姻大事完全由父母安排并且服从这种安排,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配的双方互不认识,在订婚后还要互相避免见面,可是,为什么此类没有感情基础的婚姻失败率并不如我们认为的那么高?或许是当时以离婚为耻,或许是当时真爱和自由对他们而言不可遇也不可求,其中还介绍了表亲婚姻与“小媳妇”,一个女孩子嫁给她父亲的姊妹的儿子,叫“上丫头”,“上”意味着家庭的兴旺,女孩子嫁给她母亲的兄弟的儿子,叫做“回乡”丫头,被认为是对这家的不利,其实按照科学角度进行分析,此种兴旺与不利十分荒谬,但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看做是家庭是否和睦的衡量准则,唯一感到欣慰的是,在作者的调查研究数据中,我们分析得出:从成婚率和人们关心的程度看,传统的婚姻仍然是主要的制度,“小媳妇”制度是受到轻视的,因为它产生于经济萧条的时候且通常是贫困的人家才会这样做。
将现在于过去的社会形态进行对比,女性社会地位的提升,恋爱和婚姻自由的出现都体现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那些我们现在不能理解的现象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没有对错之分。
看完了这本书,我更详细地了解了当时一个村庄、一个社会甚至是一个国家的状态,也体会到随着历史车轮的前进,社会日趋完善,不断进步的势头,传统腐朽的社会模式被不断地替代。以史为鉴,重民心听民意才能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
《江村经济》这本书是老师介绍给我们的,据说不错。它是费孝通先生的一篇博士论文。作为论文,由于受其自身体裁的限制,学术性的内容会多一些,因而便显得枯燥。其实,在一开始,我对它并没有什么兴趣,但在读过两三章之后,发现它真的很不错。《江村经济》将一个大范围的社会研究,通过研究一个小村庄折射出来,将作者自身经历融入书中,不仅增加了文章的可信度,更是提高了文章的可读性。而我,在认真阅读后,也收获了一些东西,产生一些看法。
我无法体会乡村的生活。
但是通过费孝通先生《江村经济》一书,从社会关系到社会经济的详细描述中,我对1930s的乡村样貌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江村经济》本质是一篇社会调查报告,读来十分流畅,但是要做分析与思考却并不容易:从调查区域(背景)、江村的家庭关系到家族财产与继承、亲属关系的扩展,在从家庭内部关系到户与村的关系,这样一系列的“关系”构成了后续的消费、职业、劳动、产业、贸易种种现象,并且最终归结到乡村经济的基础与根本——土地。
“我们必须认识到,仅仅实行土地改革、减收地租、平均地权,并不能最终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最终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办法不在于紧缩农民的开支而应该增加农民的收入……恢复农村企业是根本的措施。”
现代的中国已然不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了,现代中国的乡村也不是那时的中国乡村了。现在,日益突出的土地问题、剩余劳动力的流动以及它造成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等等)是一桩桩一件件摆在我们眼前的社会现实。
我们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了出来,但是他们并没有变得富有,或者说,被解放出来的劳动力并不能实现整个乡村的振兴。
这其中的根源便是中国乡村中人和土地密不可分的关系,以及传承千年的乡村文化。而现在生长在城市中的人,不能理解这种文化。
人们往往从政治角度理解乡村问题,比如科技含量低下,人口多耕地少等等,试图通过“提高科学技术水平”“稳定土地政策”这样的手段来解决问题。而《江村经济》从文化角度解释了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
例如财产的传承和“分家”现象,就导致了一块大土地被分割为很多块然后被无数小家庭占有,这导致了人均土地占有量很少。在这种基础上,人们还会想着去买拖拉机,去买抽水机吗?农业的机械化随之难以实现。
另外,现在对于迷信、旧俗等等,大多数人是持着怀疑与排斥心理的,因为身处城市的我们不需要这种民间信仰来构建我们的社会。
民间信仰却是乡村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是在人们对社会关系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调整中产生,是有其充分存在的合理性的。这就是乡村文化。
这不禁让我想起了最近看的一部电影,华裔导演王子逸的《别告诉她》。
如果说电影中把中美文化差异归结于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差异,是一个海外华人的寻根电影中那些早早离开故土的中国人再次重新踏足这片土地的陌生与彷徨——他们试图去证明他们来过这里,但往往最后自己只剩下一口不那么漂亮的普通话。
不过,阴差阳错间,《别告诉她》在末尾的细节中有了奶奶对孙女的这样一段叮嘱:“生活中啊,总会遇到很多困难,但你一定要想得开,千万不能钻牛角尖儿。因为生活啊,不光是你去做什么,更是你如何去做。”
其实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缩影:我们之所以如此强调家庭、如此敬重长者,不是单纯的集体主义和形式主义,而是因为从很久很久以前,从我们拥有记录的能力开始,我们就无比看重历史。历史中有先辈的经验和教训,可以让我们在发展中少走弯路。
几千年来,我们不断地从历史中汲取发展的养料,但也从来不盲目迷信,我们会实践,在实践中那些亘古不变的真理,就会成为整个民族的灯塔闪闪发光。
所以说,正如那些从海外归国的人对中国文化的刻板印象(甚至包括矮化中国、辱华等等),有多少是刻意为之,又有多少仅仅是因为相隔太远、离开太久而不得已的曲解和遗忘呢?
那么,我们这些生于城市、长于城市的孩子,就算家里的长辈还能娓娓道来他们儿时的乡村生活,我们对乡村文化又有几分的“近乡情怯”呢?我们一提起乡村,就仿佛看到了贫穷和落后的代名词。
《江村经济》给了我另外一个视角。
“开弦弓的乡亲们对我们这样亲切,他们看见我们来了,抱着很大希望。如果我只写篇论文,出本书,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呢?这不是太对不住他们了么?但是要拿出主意来,遍索枯肠,半夜不寝,还是不得其门。窗外,春雨绵绵,看来今年的春花又要受影响。白天雨稍停,我徘徊田亩间,东张西望,看看所有的土地都已用上,连走道都狭小得叫人举步维艰。再在这土地上打主意,希望是不大的,怎么办呢?”
我们都从乡村来,却不都回到乡村去。我也应当算是从村子里出来的孩子。怎么办呢?(王雨翔)
初闻此书之名,总觉得这是一篇关于乡村经济发展的实地考察报告,但是在自己耐着性子的阅读之下,突然发现本书所要说的东西并不是那么简单。
《江村经济》虽说以“经济”为题,但是其内容却含涵盖了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方面,其根据对中国东部、太湖东南岸开弦弓村的实地考察写成的,本书旨在说明本地域的经济体系与本地与特殊的地理环境的关系,以及这个地区的小型的社会结构关系。和中国大部分农村一样,在经济逐渐发展的时代,这个小乡村也经历着巨大的变化,费老这本书主要就是通过实地的考察来说明这个正在变化着的乡村经济以及其发展存在的问题。
从看到的关于《江村经济》的介绍中知道,这本著作是费老的博士论文,于是,着重去分析了一下本书的基本框架,第一章前言,在前言中,费老主要阐述了本书调查的重要性。第二章是调查地域,主要是对选择“江村”这个概念的界定、描述和介绍和选择这个地域的理由。第三章至十五章,主要是详细介绍“江村”内部的各种和乡村发展密切相关的内容,包括家的内涵、“江村”的财产和继承以及亲属关系的拓展、户与村落、“江村”的生活、职业分化、农民的劳作日程、“江村”的农业、土地占有、蚕丝业、养羊与贩卖、贸易和资金,最后作者在最后一章做了自己的总结,他指出在这个村里,当时经济萧条的直接原因是家庭手工业的衰落,而且仅实行土地改革、减收地租、平均地权并不能最终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但是这些改革也是乡村发展必要的、不可缺少的手段。在书的最后,费老希望“未来的一代”可以通过此书,正视时代的问题,创造一个崭新的中国。
在看本书的时候,上网看了一下关于此书的介绍与评价,了解到此书形成背景,知道了费老在新婚妻子逝世和自己重伤的打击之下仍没有阻挡他对学术追求的脚步,心里很是敬佩,而且在本书中,费老对于学术那种严谨求真的精神也是我们值得学习的。当今调查报告可以说是不计其数,但是像费老这样在一片调查报告里使用如此之多的专业数学模型和其他方面的专业知识的却是很难遇见的,而且在本书中,作者根据自己调查的内容提出了很对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对但是甚至现在中国农村的发展具有很高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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