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农耕方式使人们有一种自然的家族式聚集倾向,那么儒家思想中对于家族伦理道德的强化也使得家族成为中国最牢固的基层组织。要让这种基层组织稳固下去,提倡家族团结就是一种必然。
“对待其他人的好意,也务必有亲疏之分,有如缘关系之远近。所以认为个人或凭私利观行事,或对旁人一视同仁,可能对现代读者富有吸引力,但在古代中国却不和世纪,首先在法律上即会产生纠纷。迄至20世纪,中国仍缺乏对个人做人权保障的能力,遑论在基督诞生之前。事实上整个君主时代中国始终维持着一部大体不变的刑法,这套刑法也按社会组织,亦即家人亲疏之分责成个人安分守己,至于各人尚有何种权力,也只能由这社会体制而定”。
不同于西方。在西方,公民的自由权推广始于两个世纪之前的封建主与城市特权阶级的斗争,在这种斗争中,公民权利从特权阶级推广至全民。但在中国,在历史上从未产生过城中绅商与官僚的冲突,“中国的官僚从未失去城市的掌握。事实上中国官吏在城墙之内,权利最盛”。所以,中国人的亲疏远近十分的明显,无论是多少思想的渗入,都不能超脱家族组织。所以中国人,准确说汉族人不像其他国家和少数民族,有明确的宗教信仰或是图腾信仰。在中国,家族延续是唯一的信仰。在这种信仰之上,形成了其他的各类圈子,组成了这种小圈子内异常坚固,小圈子外格外松散的家族秩序。
“易于耕种的纤细黄土、能带丰沛雨量的季候风,和时而润泽大地、时而泛滥成灾的黄河,是影响中国命运的三大因素。”
正如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不同的历史条下,人类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生存的问题。在物质不丰富的情况下,为了生存,才有了分工合作,慢慢形成了国家。
按照作者所言,纤细黄土示意耕种,可以供原始的工具耕耘,所以中国社会形成了小块耕地的操作。泛滥成灾的黄河,需要有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能够调度全国资,帮助灾民恢复生活或者是建造大型的水利设施;中国西北地区游牧民族的抢夺也需要国防上的集权。游牧民族每当天气干旱气候不好的时候就偷袭中原,抢夺粮食,所以要修建长城这样的防御设施。这一点可以通过全国的国防线与十五英寸的等雨线符合作为印证。
正如自序篇中概括的一样,以“中国大历史”命名本书,作者力图将宏观视野这一观念引导到中国历史的研究里去。由于身在海外,授课对象是异国学子,作者曾怀疑讲述历史知识的意义及实用价值,辗转反思之后,最终决定利用归纳法将现有史料高度压缩,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
在阅读“王安石的变法”“数字管理还没成熟”“张居正与万历皇帝”等篇章时,我对作者的宏观综合分析法逐渐熟悉并认可,对其通过讲说分析不同阶段、不同朝代有关“政府抽税”的历史演变,论证“传统社会不容产生现代型经济体制”的观点慢慢领会逐步接受。或许这些观点在历史课本、野史小说中早所提及,不敢确定是作者首创或独创,但这种写法确实是第一次跳出政治形态、道德意识去写史,让读者体会经济体制、技术条件等其他因素对于历史、社会、朝代更迭的重要意义,以及它们对中国历史的推进作用。
本书自华夏文明起源至近代中国景象作通史串讲,宏观看去全面系统,朝代更迭、烽火硝烟、分合之势、民族聚散等展现的淋漓尽致,五千载烟云换作寥寥数语,千古人物化为过眼云烟,其中既有中华脉的传承,也有脉络发展的足迹。在畅游历史的波澜壮阔中感受世事无常、时事造人,一些大事件,借力于天时地利人和,顺势发生或无可避免;一些大人物,受命于危难,问鼎于乱世,有的功成名就、光宗耀祖,有的功亏一篑、遗臭万年。在思想意识推演方面,本书将儒、法、道、墨等各家并举,涵盖佛说禅学、老庄之道、基督天主、伊斯兰等各家宗教信仰,包罗万象、交互辉映,争鸣冲撞中不断迸发出新的生命光彩。阅读本书既是沉淀知识、开阔眼界和心胸的体验,也是穿越今古,凝练智慧和思想的盛宴,深感受益匪浅。
《中国大历史》是历史学家黄仁宇体现其“大历史观”的一部专著,它旁引了不少研究内容,分析中国历朝发展的问题,从欧洲的历史,以至经济学都有利用。
读完这《中国大历史》,便可感觉,作者写的历史,自始至终都在问着这样的一个问题:缘何中国的文明未能发展出上资本主义?求解这个问题,作者的关注点集中在财税制度上面。
依着这样的思路,从作者的叙述中,隐约可以看出,作者将中国的几千年发展历史分为了三段:第一段是中央集权、官僚体系、意识形态逐渐形成的时期,从商周发端,到秦汉。
隋唐第二段是从城市商业和国际(边境)贸易中产生了商业社会的种子,但这种子在官僚体系、自耕农经济和意识形态面前,只是发展出了服务于宫廷地主玩乐所需的奢侈品生产与商业,这一段从宋元到明清,中间从王安石变法到张居正变法,似有着搞“数目字管理”的意向,但数目字管理的条件仍未具备,变法必然失败。
第三段是清末受到外来侵略与冲击,开始寻找强国的途径,从清末的洋务自强运动到维新变法、立宪改革,再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地革命,直到改革开放,这一波一波的革命终于推翻了封建帝制,也创造了“一个新的高层机构”和“一个新的低层机构”。而“现在中国当前的任务,则是在高层机构和低层机构间敷设有制度性的联系才能从上至下,能够以经济及法治的方法管理,脱离官僚政治的垄断。”
大哉乾元,昙花一现。竟辞中原,终为北元。有明一代,礼制为极。天子守国,君亡社稷。满清入主,康乾盛世。西人东来,帝制将终。准确来说,元朝是中原王朝的一个特例,它的君王既不禅让也不于社稷,而是北返于大草原中。除蒙古汉化程度极其底之外,它也采用儒家式的政府管理。对于农村基层组织而言。改朝换代对于其无太大影响。
在元代帝位跟迭极其不稳,再加上带有民族矛盾的农民斗争之下。公元1368年,朱明王朝建立,随后统一天下。以宏观的大历史角度而言,明朝处于一个关键的时期。它的时代特征是极其明显的,高度的中央集权和皇权的不断强化是其总趋势。而农村的传统社会也在此发展到了极致,至于清代,乃至于民国。传统农村社会的特征连亘四百年。以儒家意识形态,维持着庞大的农村社会,若以对商业的重视程度和掌控而言,则远不如宋代。明代制度竟能终两百多年而无大调整,实为罕见。
“大历史”称其为对于传统道德理教的发挥极致。可时代的发展使得技术的缺陷无法由道德弥补。这时往往会有新的力量会注入。公元1644年,满清入关。清代承袭明制,加以满族色彩。但于传统农村社会也无甚创新,对外政策也与明代无异。其内敛也沿袭明代。此时的传统社会已经发展到了如此程度:朝代的更替无法影响以儒家意识形态统治的传统农村社会的改变,大规模的改革无法进行。整体社会结构的改变,只有在外来力量冲击下,内部社会的变革才能逐渐发起。这也恰恰是中国社会数千年之特点。
读黄仁宇先生的《中国大历史》一书,觉得他写书的思路和别人不一样,他是以经济学的角度来写历史的,他觉得朝代的更迭与经济有很大的关系,或者说经济决定上层建筑。
黄先生写过这样一段话:“我们是否要责备宋代的改革者,他们过于轻举妄动?要不是他们的失败,为何1000年后,无人再敢尝试以货币作管制的基础?是否咎在忽必烈?他一心只顾到战胜取功,而未将中国本部构成一种系统?是否我们又要谴责明太祖朱元璋?他是否对宋朝的失败反应过甚,因此才把钟表向后倒拨,超过了任何合理的程度?是否清代的皇帝也有罪愆?他们一心只想做中国式的天子,而不敢真实地恢复中国固有文化的长处。”
这一段话的开始说宋代的改革者是指王安石,由于王安石的失败引起一系列的社会的变迁,以至于影响1000年后整个社会的发展,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发展。我认为王安石的失败可能能影响一个朝代,但能影响1000多年,我认为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中国如此之发展,主要是每个朝代的开国者的思想有很大的关系。忽必烈武功很好,而且崇尚武功,他的元朝所占有的面积最大,但统治的时间较短。朱元璋乞丐出身,他的目的要能守住他的天下,并没想有大的发展。清朝是满族,少数民族,他们能得天下,守住他们的天下,要向汉族学习,最好照搬照抄,也没有与其他国家有太多的交往,并没想有大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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