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是政治学的开山鼻祖。他第一次将政治学从其他学科中分离出来,并形成了自己独立的研究领域。他确定了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使政治学真正成为一门系统的学科体系。
《政治学》一书中,亚氏以城邦作为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所谓“至善”的城邦。书中,首先是对于理想城邦的探讨。全书分为八卷。第一卷应该是一个序言。政治学应当从何处开始。什么是城邦:一种追求至善的包含其他一切的共同体就是城邦。亚里士多德从一开始就批评了一种谬论即认为治城邦如治家,家长、主人、政治家和君主实际上是一个意思,区别仅在于治理人数的不同而已。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治国与治家是不一样的,家务管理者与政治家也是不一样的。
从第二卷开始,亚氏开始讨论各种政体了。政体的研究也是全书的核心和关键。“我们准备考察,对于那些最能实现其生活理想的人来说,最好的政治共同体是什么。”亚氏认为政治学是一门实践的科学,所以要研究所谓的理想政体,更要考察现存的各种不同的政体。理想政体应当是能够实际可用的,因此最好的政治共同体是由最能实现其生活理想的人来实现的。这种处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中庸主义式的思想贯穿着全书的始终。“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第二卷中亚氏开始了对其师柏拉图及其理想政体的强烈批判。他认为,“城邦的本质就是许多分子的集合”,反对柏拉图整齐划一式的最理想的城邦组合形式。他还反对妻子财产共有等等柏拉图的共有制的思想。接下来,亚氏批判了柏拉图《法律篇》中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两种最坏政体形式的结合体—共和政体。在最后,亚氏还比较分析了斯巴达、克里特、迦太基等不同的政体形式,
城邦的基本要素是公民。公民的本质决定城邦的本质,所以要研究城邦,首先要研究公民。在第三卷的开始,亚氏开始讨论公民的定义。“凡有资格参与城邦议事和审判事务的人”就是该城邦的公民。这就是说,只有享受平等政治权利的人才是公民,只有由这样的公民组成的政治团体才是公民。紧接着,开始讨论善良之人的德性与良好公民的德行是否相同。结论是:“即使不具有一个善良之人应具有的德行,也可能成为一个良好的公民。”
在此之后,讨论来到了全书的重点部分—政体的分类。亚氏将政体分为正宗政体和变态政体两类。正宗政体: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共和政体;变态政体: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平民政体。亚氏对各种政体进行了比较。特别是对于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的比较。寡头政体崇尚财富,认为由富人当政,政治权利的不平等分配看做正义;平民政体追求自由,认为一切都应当平等,使政治权利的平均分配为正义。接下来,亚里士多德论述了城邦的权力归属问题。他认为,由多数人掌权是合乎公道的。
接着自然地转为各种政体的问题。当城邦中德性较高的人越来越多后,君主制开始逐渐被共和制和寡头制取代。但是平民政体,是众人德性堕落的结果。民众决断一切是永远和野心家的煽动与僭主的谋权分不开的。在亚氏看来,共和政体和贵族政体,都是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的某种混合,区别在于前者倾向平民而后者倾向寡头。最优良的城邦,在亚氏看来,是中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政体,因为中产阶级人数最多,从整体上占有着巨大的财富,个人而言,既不富有,也不贫穷,所以能够保持整体上的稳定。而且中产阶级讲求平等,注重德性,能够更容易做到“中庸”的美德。
在第五卷,亚氏开始讨论各种政体覆灭更替的原因,以及保存政体的最佳方法是什么。首先是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的冲突。根本原因是二者的正义观不同:自由和财富的对立。其次,平民和寡头的冲突引起僭政,因为僭主欺骗双方,使他们认为只有在僭主的统治下才能使双方得到安宁,可实质确是,挑拨双方的互相斗争才是僭主维持自己权力的法宝。僭主因不正当的权力产生恐惧,并因为这种恐惧而运用种种僭术来对付人民。但是,明智的僭主会变得谦卑恭顺,使自己的行为符合法律,从而使僭政得以长久维持。这也是僭主制的保全方法。
在最后的七八两卷,亚氏从新回到了对于理想城邦的讨论。最优秀的政体就要有最值得选取的生活。对于幸福的人,幸福的城邦的讨论。以及对于土地分配,共餐制,子女的抚养和教育问题,音乐、文学等等具有柏拉图式理想观的讨论。这也说明亚氏的思想终究在某些方面被其师柏拉图深深的影响。
总之,亚里士多德是政治学的创始者,是古希腊政治理论的集大成者。《政治学》也是经典中的经典。其中有关城邦,政体,法制等政治思想深深的影响了此后的政治家和学者。
政治学是关于阶级斗争的学问,掩盖阶级本质进行更好的统治则是每本政治学著作的最大功效,在这一点上,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也不例外。即使亚氏的理论站在了剥削阶级一方,即使亚氏的理论在当时也已落后在了政治现实之后,当更应看重的是他开创了剥削阶级政治学以及其思想对后世的巨大影响与意义。
《政治学》一书中,亚氏以城邦作为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所谓“至善”的城邦。书中,首先是对于理想城邦的探讨,对城邦的讨论引出了对公民探讨与要求。而在此之后,讨论来到了全书的重点部分—政体的分类。亚氏关注了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的比较,寡头政体崇尚财富,认为由富人当政,政治权利的不平等分配看做正义;平民政体追求自由,认为一切都应当平等,使政治权利的平均分配为正义。
在这个问题上,亚里士多德基本大致勾勒出了政治生活秩序的基本原则:任何政体都自然地倾向于尚慕“平等”的民主政体。但是,这种平等只是政体内的一种政治状态,这种状态需要一种超出这种状态之外的力量来予以守护。因此,构建民主政体的主要任务与其说是谋求平等,不如说是谋求平等的保卫者。而这种平等的保卫者存在于平等的政治状态之外,它的存在与政体内的平等的政治状态构成极端但却必要的不平等。而在探讨保卫这样一种民主政体的同时,政治家又往往陷入了辩护民主政体同时又对君主政体保持了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而这或许就是亚氏向后人在民主进程中提出的一大难题。
在之后亚氏对“政体类型学”的论述中。他大致沿袭了柏拉图的分类理论并发展形成了自己的“政体类型学”。而其影响之深,诸如当前屡屡见诸报端、新闻的“左”、“右”、“共和”、“民主”、“宪政”等等政治论说之争论在本源上都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以来的经典政治作家们的“政体类型学”。
而在最后亚里士多德却将笔锋转向了政体与立法。“我们的前辈把关于立法的研究任务留给了我们,我们必须开展这项研究,去搞清楚使得一个政体兴盛和衰亡的因素是什么,如何妥善地维系一个政体”,亚里士多德这样说道。
回顾亚氏的政治哲学,我们不难看出人类自古以来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对于何为美好生活的不断思考。而对于还处于“前近代”社会,和并未落实宪政和民主诉求的现今中国来说,亚氏仍具有其积极意义和塑造公民人格的力量。自由主义足以清除近代史上对于粗暴的历史单线论的盲目崇拜和对于国家主义的狂热拥抱,但对于破除之后何以建立一个公民社会和民治体制似乎并没有一个准确的目标和规划。回顾以亚氏为源头的共和主义,我们似乎可以看见一点点答案。共和主义的热烈和令人沉思的力量与自由主义的清冽想调和,则可以建构一条通往开放、自由社会的小道。
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一个人要有所出息,就必须能承担苦难的磨练。所谓“大任”,就是干大事,要干大事的人,首先必须要做到的,就是要学会承担起责任,遇事努力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但是,什么是责任呢?可以说,责任是一个人应当作的事情;当然也可以说,责任是不应该做的某些事情。
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他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很多。其中学会承担责任,是他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一步。现在,我们是一个九年级的学生。作为子女,孝敬父母,帮做家务,是我们的责任;作为学生,遵守学校的纪律、完成学习任务是我们的责任;作为朋友,忠诚、互助、互谅,我们义不容辞;对于陌生人,虽然萍水相逢,但扶危济困是美德;作为普通公民,我们“位卑未敢忘忧国”;作为社会成员,我们应该维护正义、热爱和平、保护环境、遵守法律……因为承担责任,我们才有存在的.价值;因为承担责任,我们才是社会需要的人。
在如今的社会上,有责任感的人也有很多。20世纪90年代,我国的一个代表团到韩国洽谈商务,代表团车队的先导车由于开得较快,为了等待后续车辆,暂停在了高速公路的临时停车带。几分钟后,一对驾驶“现代”跑车的年轻夫妇停靠了过来,问代表团的同志,车辆是否出了什么问题,是否需要他们的帮忙,因为他们中的男士是现代汽车集团的职员,而代表团的车辆恰好也是他们生产的汽车。我相信读完这个故事的每个人都会为这名年轻的现代汽车集团员工的个人责任意识所叹服。在非工作时间,而且是上级不在现场的情景下,对一个与本人职责并无直接关系的问题给予必要的关注,恰恰说明了这名现代汽车集团员工的深层意识里已经将与本企业有关的任何事情都当成了自己的个人责任。这充分表现了那对夫妇“我要为他人负责”的强烈责任感。
反思一下自己,我还有许多方面的责任没有承担或承担得不够好。在学习上,我有时会放松对自己的要求,懈怠自己;对学习的态度有时会不积极;对待作业也有时会不太认真。在家庭上,我对父母的态度有时会不好;有时没有做力所能及的家务事……我想,人人都是会犯错的,但关键要看我们是否承认了错误,是否承担了错误所造成的后果。我一定会认真改正错误,做一个优秀的人。
当然,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也承担了相应的责任。在承担责任的过程中,我清楚地认识到:只有人人都认识到自己扮演的角色,尽到自己的责任,才能共同来建设和谐美好的社会,共享美好的幸福生活。不管你是属于哪个性质,哪个阶层,哪个领域,哪个岗位,你都必须学会承担你的责任。而这种勇于承担责任的精神需要我们从小就培养。中国有句话叫:“脚下的泡是自己走的”。说的是选择什么样的路,由你自己决定,没有人可以代替你。如果自己选择错了,就不要去埋怨别人,正如人们经常说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有义务帮你。所以,如果不能承担相应的责任,对自己负责,你就永远无法长大成人。承担责任,是自尊自信的表现,是自立自强的必然选择,是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同时,在对待责任的态度和方法上,我认为我们应该这样做:对待我们可以选择的责任,凭借自己的智慧,对承担责任的代价和回报进行正确评估,作出最合理的选择。我们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有这么一句话:“路在自己的脚下,命运在自己的手中,责任在自己的肩上。”生活的路上,没有人有义务为你做些什么,也没有人会为你的选择承担些什么,因此你一定要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在面对我们无法选择的责任的时候,我们不能采取抱怨、懈怠等消极的态度,而是应该采取一种积极的态度,并主动去承担它,把它当作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在自己的肩头,全身心地投入,做到“我承担,我无悔。”当然,面对责任不言代价与回报的这种奉献精神,是社会责任感的集中表现。
不管做什么事,责任心都是最重要的,只有敢于承担责任的人,才会大胆去设想、去创新、去实施,也才会有卓越的工作成果。邱吉尔有一句名言:“伟大的代价就是责任。”做一个合格的中学生,就让我们共同承担责任,服务社会吧!
经过13天的时间终于把王浦劬老师的《政治学基础》第二版看完了,而且是看了两遍,作为考研复习的重要参考书,多看几遍是十分必要的,以后还得再看一下。就此书的内容上讲,也很有看的必要,据说这本书是国内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集大成者,起码与我读过的政治学教材进行比较,这是个当之无愧的评价,这本书无论是在内容的翔实程度,还是在论证的严密程度上都可算是最好的。
第一篇讲政治和政治学的概念和发展问题,和其他同类著作差不多,不过作者在这里提出了自己对政治的看法,即认为政治是在特定社会经济关系及其所表现的利益关系基础上,社会成员通过社会公共权力确认和保障其权利并实现其利益的一种社会关系。作者突出了利益在政治中的核心地位,在此后各章中,作者也会用利益分析法对政治关系及其表现形式进行分析。
政治关系是社会关系的一种形式,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基于社会利益要求和利益关系而形成的,以政治的强制力量和政治权利分配为特征的社会关系,而其他政治现象则是它的外化和具体形态表现。它包括利益关系、政治权力关系和政治权利关系,这三者又互相影响,其中利益关系居于三者的核心地位。
利益来源于人们的需要,但需要转化为利益则要发生于人们的社会关系中。利益具有内在矛盾,具体表现为四类矛盾,其中犹以利益的二重性即利益实现要求的主体性和实现途径的社会性二者的矛盾最为重要,它影响甚至决定了接下来所要论述的政治权力关系和政治权利关系。利益关系表现为共同利益和利益的矛盾,实际上,就每一个利益主体而言,这两类利益只不过是其利益的两种形式,尽管共同利益成为其上一级组织或团体的利益并表现出独立性,但仍然是原利益主体利益的一部分。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分析利益矛盾特别是分析纵向利益矛盾的时候,如何合理分割这两类利益成为处理利益矛盾的关键问题。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如何划分共同利益和个别利益(也即利益主体除共同利益以外的利益),成为解决矛盾的关键。另外,共同利益所表现出来的五大特性,即公共性、非市场实现性、单一性、相对独立支配性、多重价值复合性,将会对政治权力特性和政治权利特性产生重要影响,三种是对应的关系。利益是人们构成政治关系的出发点,这就决定了利益和利益关系对政治关系和政治生活的重要作用,特别表现在对政治权力和政治权利的影响上,并进而影响到了政治行为、政治体系、政治文化和政治发展等多个层面。
政治权力是不同利益主体结成利益关系后,基于共同利益以力量凝聚的方式形成共同的力量,并于不同利益要求的力量进行力量角逐和力量制约,在力量对比过程中相对强大的一方政治力量将成为政治权力。从纵向上看,群体力量天然大于个体力量,高一级群体力量大于低一级群体力量,最终可以发现社会力量成为政治权力。从纵横向两个角度可以找到它们的交汇点,也即公共权力,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它通常由执政党来执掌,在阶级社会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在社会主义社会代表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这是因为虽然社会力量成为政治权力,但社会不会成为有效的权力主体,它需要人作为具体的权力主体承担者,而人本身又是属于特定群体的,一般而言,属于在横向上最强势的那一个群体的成员共同掌握了对社会力量的控制权,也就掌握了政治权力。在这里,作为公共权力的社会力量其实是与执掌公共权力的社会群体政治力量合二为一,这在后面要讲到的公共权力和执政党权力的关系时还会详细论述,两者其实是后者对前者的执掌和领导。
政治权利是政治权力确认和保障的社会成员主张共同利益的法定资格,也来源于社会利益关系及其内在矛盾。可以看出,政治权利和政治权力的基础都是共同利益,这也显出政治的公共性。政治权利以政治权力为保障,也发挥着维护实现政治权力主体利益的作用,而政治权力的特性连同共同利益的特性,也在单个社会成员主张共同利益和集中的政治权力确认分散的政治成员权利的矛盾运动中,转化成政治权利的特性,具体表现为政治权力的主体利益性转化为政治权利主体的相对个体性,权力的强制制约性转化为后者的法定规范性,前者的专属排他性转化为后者的自主性,前者的扩张延展性转化为后者的权利义务统一性,前者的多重职能性转化为后者的自由价值性。
政治行为是政治关系的直接动态表现,包括政治统治、政治管理和政治参与,前两者属于政治权力行为,政治参与属于政治权利行为。前两者都来源于权力制约关系及其内在矛盾运动,不同的是前者本质在于政治权力主体通过维护自己权力地位和既有权力制约关系来实现利益和要求,功能在于对社会政治力量和社会成员的利益矛盾进行控制和约束,内容上则表现为建立政治权威和服从关系;后者本质则在于实现公共利益和协调利益矛盾,功能就在于解决这些矛盾,内容上表现为承担公共职能和公共事务管理工作。简单说,两者区别就在于前者以保护权力地位来实现权力目的,并且着重对挑战其统治地位的利益矛盾进行规制,但仅仅是将其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而具体的解决则交由后者来负责,两者最终都统一于对政治权力主体利益的维护上。政治参与是政治权利行为,离不开政治统治的资格确认和政治管理行为的保障。
政治体系是政治关系的组织实体和制度的体现,具体表现形式有国家、政党及其制度、政治社团及其制度。国家和执政党与政治权力联系最为紧密,而非执政党和政治社团则更多的表现为政治权利行为。而政治文化则是政治关系的心理和精神的反映,可分为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前者是浅层和感性的部分,但却表现为潜在形式,后者是深层和理性的部分,却可通过显在形式来表现。政治心理多体现在个体层面,因此属于政治权利的作用范畴,而作为统治思想的政治思想则与政治权力联系密切,当然,被统治阶级的思想还是主要和政治权利联系在一起。作为政治关系的深层因素,政治文化不一定随其他政治现象和经济基础的改变而改变,而表现出内在稳定性的特点,对政治及其发展产生巨大作用。政治社会化则是政治文化的传播、变迁过程。
政治发展本质上是政治关系的变革和调整,表现为政治革命、政治改革,而政治民主则是政治文明进步的标志。革命与改革有所区别,前者是剧烈的社会变革,是质变,并引起社会、文化和经济基础的根本改变,而后者则强调渐进和稳定,是量变,不会产生社会制度根本变化的结果,最终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此外两者区别还在于前者多以自下而上的形式发生,而后者则通常是自上而下。
理解这本书关键是要理解这本书的逻辑结构,作者对此做了较为明确的说明,也就是对包括阶级利益在内的社会利益两重性展开分析,并以此为起点展开对政治权力和政治权利关系的分析,而后两者也构成了本书的两条逻辑主线,政治行为、政治体系和政治文化等都围绕这两大主线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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