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大红灯笼高高挂》,应该说给我的震撼是很大的,说来惭愧,我是第一次看这部电影。或许正是因为初见,才会让我有一些想法;若非如此,则可能会麻木。
现在有很多关于《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已经形成的观点,在写文章之前,自己也看了一下,点评的都很好,但是我认为这个电影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从一个院子里的争斗联想到现在的一些现象。
从颂莲嫁到陈家说起。
颂莲本来是一个大学生(虽然没有读完大学),父亲了,家道中落,于是就嫁给了陈家作四太太。正常来看,一位上了大学的人,尤其是女性,在那个时代也算是高级知识分子了,为人家当小老婆,估计她从来没有想过。可是没办法,纵然脑子不这样想,肚子不答应。于是也就嫁了。可是到了陈家以后,她也就慢慢的变了。可以这样理解:本来她就是有点矛盾的,或许不坚定。
现在大学生就业是越来越难了,而作为大学生乃至社会的弱势群体,女大学生的就业形势就显得更加的严峻,于是现在社会上出现了女大学生的寄嫁现象。
所谓女大学生的寄嫁现象,就是女大学生不再去刻意找工作,或者是一边找工作一边找老公,反正就是表现的特别地想要傍大款,现在舆论一片哗然。但是现在似乎是社会上的赞成的人很多,据说有四分之一。还说这个比例是很高的。社会上几乎成为潮流。
所谓潮流,基本就是社会上的一些人造势;所谓造势,就是社会上的人一些人提出观点,然后就是一些社会上的臭味相投的人利用现在发达的传媒来响应。
仔细分析,这是一个不算潮流的潮流,四分之一,天下一半是女人(男女失衡现象暂且不考虑。在这么大的潮流中也不必考虑),然后一半的人懂得利用媒体,不就是四分之一了。虽然这个估算不太精确或者说是太不精确,但是足以说明问题。
寄嫁现象的出现,肯定有其深层次的原因。比如说,就是有一个或者几个成功的案例。那些贪慕虚荣的女人成功了而且四处炫耀,这个就是起因。于是就有各种心思的人从中发现一点自己的想法,终于把这个变成了自己的终南捷径,成了某些人的终南捷径,乃至要成为很多人的终南捷径。
任何问题的出现都会带动相关问题的出现,比如诈骗,现在很多女的为了找到无价郎君,轻信一些
对于这种现象的出现,无奈啊无奈,不在无奈中改善,就在无奈中变坏。想起电影中的台词:“女人不就那回事”。别人可以看不起自己,人可不能自轻自贱呀。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事业进行了那么长的时间,怎么就不见起色呢?想起《悲惨世界》里的“如果这个世界还存在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就不得不说这仍是一个悲惨世界”。
哎,生存问题是第一问题!
大院里的任何声音都在四壁之中回荡。
每天响起的捶脚声,在这深宅大院里日复一日地响,不过是今日在这个别院,明日在那个别院。
锤脚和点菜一样代表着特权。这特权,是由陈家大院唯一拥有至高无上的主宰权的陈佐千决定的。拥有这特权,就能在陈家大院立足得更好。那一阵又一阵紧实而富有节奏的捶脚声,是胜利者的宣扬,是敲得失败者心乱如麻的鼓点。女人们被迫或是主动卷入这场特权的争斗,看似有赢家,实际上,都是要陪葬这座大院的牺牲品。因为规矩都是老祖宗定的,而真正的特权从来不在她们手里。
除了影片中对声音细致入微的记录与表达。在影片配乐的选择上,多为西皮流水,和大红灯笼一样传统。声音配合画面,将矛盾的高潮展现的更加淋漓。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三太太梅珊在故事的不同情节中所唱的几个选段。举一处来说,颂莲被封灯,她为惩罚泄密的雁儿,揭发她在屋中私自点灯笼的事,雁儿被罚跪,二院点灯,梅珊在楼顶上唱,“鼓打二更准时往,桃花村口莫彷徨。你不要高声也不要嚷,你必须眼观四路耳听八方。“类似还有几处,所选唱词都值得玩味。
敏感而细腻的听觉传达配合画面色彩,整部影片将传统色彩下压抑的气氛与反叛、激烈都推至了顶峰。
影片没有选择原著陈佐千老爷的大花园,于是没有绵绵的潮湿的雨,没有花和树,没有知更鸟,随着颂莲的脚步,我们一起走进的是青砖灰瓦的山西大院,四周都是高墙,镜头里始终见不到大片的天空,只在高墙之上,镜头的最边缘露出阴暗的一段来。影片也有更多的镜头展现院子的全貌,四方的,合拢的,是一座囚笼,有形无形中给人以逼咎和压迫之感。影片中大院全景镜头下,女人瘦弱的身影化作一点,竟是如此渺小与无力,于是,给人不可抗拒的宿命感。
踏过了封建家族高高的门槛,观众就和颂莲一样,再也出不去了,囚禁在冷色的砖瓦夹缝里,被锁在这阴森的深宅大院,即使踏上这座院子的最高处,也始终越不过那道院墙。
与冷色的院子形成强烈反差的,是电影最典型的意象之一,红灯笼。屋檐下,桌旁,床上的天花板,红灯笼把屋子里照得亮堂堂的,那么喜庆。一盏盏的红灯笼,在大院的屋檐下堂堂正正地照耀着,散发着一团团热烈的光,增强了仪式感。这座大院需要红灯笼,夜晚才看上去没有那么可怕,然而,红灯笼高高挂起的时候,在全景的镜头中,深蓝的院落背景衬着正统的红色,却显得更加鬼魅了。
实在很难想象,一个封建家族的老爷采用皇帝对后宫三千佳丽的类似“翻牌子”的规则。甚至,这套规则还包含了点灯,锤脚,点菜等一系列具体规则。可以说,影片以一种艺术化的表达手法,将封建社会的风貌投射在陈家大院上。
红灯笼是这座封建大院的制度的象征之一。
颂莲在第一天入陈府的时候,为“点灯”的规矩而深感不习惯,窝在被子里说,“把灯关了”。后来,却也成为这深宅大院中为“大红灯笼”的明争暗斗的女人们之中的一个。想要在这座深锁的大院立足,就需要那盏明亮的火,那是束缚,也是渴望,是在这种被他人所操控的规则下的一种生存法则。
作为大院最底层的女人,雁儿的屋子里的红灯笼就是她赤裸的渴望。满屋子都被映得通红,红光照在人脸上,却更显现人脸色的苍白。与太太们被点灯的权利相比,她根本没有权利将渴望曝露。
可以被点灯,也就可以被封灯。作为太太,大院里的女人们也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灯笼的命运就是她们的命运,被点亮,就成为陈家老爷床上的工具,生活的附庸;被熄灭,就沉寂,就千方百计又小心翼翼地去争取一点立足的希望;被封灯,就永久地寂在阴森的大院里了。
颂莲被封灯之后,整间屋子都萧索了。那些青黑的袋子,像是一座座红灯笼的墓碑,在它们本来的位置,代替了它们,像是陈家大院里压抑的灵魂。
被封灯之后,颂莲的衣服颜色也发生了变化,多为青黑。影片中,颂莲的衣服颜色共发生两次变化。未入陈府时,白衣黑裙,是读过一年书的女学生装扮,入陈家之后换下了学生装束,穿上的依旧是一袭白衣。在得宠之后换上的皆是红色的华服,颇为浓丽。待到失宠后,则换上了青黑色的长衫裙,在封灯的四院里格外气沉沉。
颂莲也曾一度从箱子里拿出那套学生时代的衣服,但是,它永远地属于过去,再也回不去了,只能和倔强的灵魂一样,锁进行李箱里,总好过,那只一把火烧了的笛子。
不过,在这院子里,没有灵魂,无力掌控命运的人,到底算什么呢。
人,到底,算什么呢。
虽不似昴日鸡,爱花冠而终日理。人们喜欢美丽的头饰,喜欢帽子,倒也算是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牙牙学语的娃娃若哭闹,买顶绒线帽子哭声就止住了;正值青春的姑娘受了挫,买顶漂亮帽子信心就回来了;白发苍苍的老人心中闷,买顶毛呢帽子心底就暖和了…
连高大的树冠算着,一切冠帽之中,我爱华丽的鸡冠,玉洁的冰封,同一顶盖在头上用处迥异的小帽。提起帽子,就会想起被团成一团的红色毛线,自己兴高采烈拆帽子的乐趣;就会想起温暖的感觉,仿佛曾被包裹的'脑袋;想起母亲微撇的双眉,同嘴角藏不住的一抹浅笑;小路上想起火又辣的太阳;医院拐角处想起过去担忧的自卑;在家中想起各式各样的小帽,冬天的毛线帽,夏天的鸭舌帽,草帽。真的,帽子的缘结的太多了,记忆里网着的就都是。
记得曾经的雪日,最期待的并非打雪仗,堆雪人,却是这一日能在上下学路上正大光明地扣一顶粉丝绒小帽又不被家长责罚。还未出家门,总能听到母亲的叮咛:“路上冷,戴了帽子去吧。”而后便见母亲笑盈盈携了帽子走出,戴在我毛茸茸的头上,再替我细细整理,抹去了挡住视线的碎发,才放我出家门。走在路上不管身子有多冷,脑袋上却总裹着一片暖意,似是顶了一个小太阳。那种温暖的感觉,是一直思慕着的。
犹忆去年秋天,我动了个手术。手术虽小,但要求剪去部分长发。我曾试着抗议,最终也因医生坚持妥协了。可惜剪了头发后终是难过,就一人在床前不语,目光略滞。母亲瞧见了,不知从何处变出一顶鸭舌帽戴在我头上,灵巧的手翻飞着,三两下把我的短发压入帽中,又找来镜子推给我看——镜中人发型利落,恰似少年。那一瞬只觉“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如此,在我十几度春秋中便已通过母亲收到数顶帽子,却未曾送出半个,怪哉!
几日前,无意间瞥见母亲在梳头,我悄悄窜去她身边,正看到她草草挽起了凌乱的发丝——其中竟夹杂着十几根白发!我愕然。许久之后,我又蹑手蹑脚跑去取了一顶贝雷帽回到母亲身后,轻轻为她戴好,一如儿时她对我一搬温柔。蓦地,母亲瞧见了我。你看,她正勾出浅浅笑容,我愿就是那其中的一份笑颜。
唉,壮,如今帽子越来越多,虽然颜色不一,款式各异,但深情几许,尽在送帽人的心意里。
今天,老师要教我们做纸灯笼,要让我们的教室更美丽。
于是我赶紧把彩纸,剪刀,胶棒,东西准备好了。老师一边说一边做着,只见老师先拿出一张正方形的彩纸,然后把彩纸对折再对折,直到对折到半厘米宽后展开,再对着那些印子剪起来,剪的长条一样,然后再粘成圆桶形,再剪一个长条粘在顶部。最后再做穗子,老师拿出一个长方形的纸,剪成细细的长条,粘在底下,这样色彩艳丽的纸灯笼就做好了。
我看着老师的灯笼,想:“好漂亮的灯笼啊!我也要做一个。”于是我认真的做了起来,但是,剪的时候,手不听使唤,剪的长条不是长就是短,气我了,于是我不做了。老师看见了,说,别灰心,只要多做多几个就行了。于是我多做了几个,最后一个终于成功了,这要多谢老师的提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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