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没有静下心来认真读书,特别是有关专业的书籍,都只是浅尝辄止,闲时翻翻。但对这本秘书长荐书的阅读,我一开始就把它作为一项学习任务,有压力才会有动力,抛却闲散的阅读习惯,一鼓作气,用几天时间通读一遍,果然有很多感受,但也仅仅是收获一些金融的表层知识,金融这门学问高深,理论复杂,对于我来说,完全弄懂还是有相当难度,其中的感受也仅仅触及皮毛。
这本书分为五部分,并且各个部分的内容相对独立,不像小说一环扣一环,也没有涉及太多专业的学术讨论,在了解本书大致框架之后,我首先认真研读了作者所写的新版后记,通过后记,我重新定义了金融的概念,更新了之前错误且片面的认知。这应该是我读此书的最基本的一个收获。
在2009年的金融危机之后,社会上有了一个流行的说法,认为虚拟经济是泡沫,实体经济才是重点,只有制造生产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才是真实的产出,才能创造价值。实话说,由于被现象迷住了双眼,对金融的相对陌生,也让我在这种错误的观念里沉沦,直到陈教授一翻对症下药的疏导,才有醍醐灌顶的感觉。
首先,对金融与实体经济对立予以否决,陈教授认为,没有游离于实体经济之外的.金融业,金融也是实体经济,任何经济活动的目的,都是为了让消费者与生产者生活得更加幸福。因此,一个人所做的事情只要能给他人增加幸福感,就是在创造价值。对于价值创造,应该以人的效用增加来定义价值、定位价值,而不是以是否生产实物来判断价值创造,譬如医生虽然没有生产实物,但是能治好病给人带来健康,使人的效用增加,所以也在创造价值。
在这里,增加人的效用是一个新鲜提法,确实有一定的道理,金融虽然不直接增加物质的总产出,但是通过给人们提供丰富的跨期配置收入与消费、平滑风险(譬如保险)事件给生活带来的冲击工具,让人们不至于一时饿得难有生路、一时收入多得无处可花,使每个人一辈子的总体效用达到最高,金融交易虽然没有直接生产更多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却使人类社会的整体幸福感、整体效用大大增加。因此只要是在从事增加人类效用的经济活动,都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非只有工业和农业是实体经济而金融等服务行业是虚拟经济。
基于社会大众以及主流政策对金融的定位,陈教授希望本书能够帮助社会大众消除对金融的误解,他认为金融作为现代社会、现代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不会因为一次或几次危机而中断或者消失,恰恰相反,危机有时甚至是金融业必要的消毒、清毒过程,为其接下来更健康、更深入的发展奠定基础;他还认为真正理解经济学、理解金融逻辑的决策人,应该说的是“重点发展金融经济,放缓发展实物经济”,当然这个观点不一定对,实物经济与金融经济孰轻孰重,这绝非某一个人可以说了算,绝非是这么简单分析可以得出的结论。
陈志武先生是美国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他撰写的《金融的逻辑》一书虽然讲解了很多东西方的金融发展事件,但贯穿全书的核心问题其实很简单:金融究竟是什么逻辑?通读全书,我突出的感受有以下几点:
一是资本的逻辑。作者把公元1600年左右的国家分成两组:一组是国库深藏万宝的国家,中国明朝国库藏银1250万两,印度国库藏金6200万块,土耳其帝国藏金1600万块,日本朝廷存金1030万块;另一组是负债累累的国家,像西班牙、英国、法国、荷兰、意大利等。400年过去了,哪组国家发展得更好?当年国库藏金万贯的国家,除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改变命运外,其他国家迄今仍是发展中国家,而当时负债累累的却是今天的发达国家。作者据此得出一个结论:资本化是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他提出,金融的核心是跨时间、跨空间的价值交换,资本化就是把未来的钱通过证券化的方式转化为今天的资本,用于当前的生产生活开支。陈教授认为,从英美等国家的发展历史看,的原因主要不是对外掠夺,而是资本化发展与金融创新的结果。这是一个与国内传统认识有较大出入的观点。
应该看到,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之所以“钱”越来越多,主要也是资本化改革的结果。但要注意一种现象:西方国家往往是政府穷得很,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滋润;而当前的中国恰恰是政府手上很有钱,绝大多数老百姓的日子却是过得紧巴巴。因此,中国还需要很多的资本化和资本深化的改革。
二是市场的逻辑。资本化与市场化是既有联系也有区别的两个概念。之所以单列“市场化”,源于陈教授在书中对儒家思想的分析让我印象深刻。几千年来,中国人接受的都是儒家教育,儒家主张靠缘网络内部来互通有无,实现人际金融交易,但它不能每个人奋发向上。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都碰到过这样的事情:买房子缺钱了,首先想到的是向亲戚朋友借钱,而不是向银行贷款。因为亲戚朋友的钱是“软约束”,没钱可以赖账不还;而银行的钱是“硬约束”,是需要房产作抵押的,一般赖不得。比较而言,外部金融市场更能逼着每个人去自食其力,也为个人空间、个人自由的最大化提供了基础。
从本质上讲,市场在中国一直受到儒家思想的压制。但30多年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各种金融市场出现后,中国人的个人空间终于出现并正在扩大。国内社会各界普遍觉得中国文化重视家庭,而西方文化不重视家庭,或者说西方人对家庭情感看得比中国人淡,陈教授认为是一种误解。实际上中国人和西方人都重视“家”,只是追求的“家”的境界不同。传统中国的“家”侧重强制性的经济交易功能,而西方社会的“家”侧重基于自愿的感情交往功能。当然,传统儒家文化的转型是正在进行时,而且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但不管怎么说,一种基于金融市场和法治的体系最终取代传统家庭和儒家文化的体系,则是历史的必然。
三是创新的逻辑。作者在书中花很大篇幅分析了美国的次贷危机。从媒体上得到的印象似乎是美国经济与社会已进入“水深火热”之中,但从实际的美国社会生活看,都难以感受到或者看到这种危机。也就是说,危机主要还是集中在金融证券市场和信贷市场,对多数美国人的生活影响有限。在分析金融危机的起因时,多数人都将矛头指向了金融创新。作者承认层出不穷的创新带来了严重的结构性问题,但这是金融创新的过错吗?作者给予了否定,并认为危机之后美国的消费驱动模式不会终结,相反中国的经济增长也要从投资驱动型向消费驱动型转变。
关于金融创新,作者认为美国和中国的情况代表了两个极端。在美国,金融创新可以说是完全放开的,出了问题再说,没出问题可以完全自由。而中国则是,如果没有政府批准,任何创新都不行。美国允许自由的金融创新,当然会出现一些问题,但恰恰是通过出现问题,才知道什么地方应该要有监管。中国的金融管制,表面上看没有什么代价,实际上这个代价在用其他形式表现出来。千万不要因为美国金融创新出了问题,就认为我们不放开金融创新的做法是对的。如果说,美国金融的问题是创新过度带来的,那么中国金融可能恰恰是创新不足的问题,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为躲过了一次金融危机而暗自高兴。
茅以升
石拱桥的桥洞成弧形,就像虹。古代神话里说,雨后彩虹是“人间天上的桥”,通过彩虹就能上天。我国的诗人爱把拱桥比作虹,说拱桥是“卧虹”“飞虹”,把水上拱桥形容为“长虹卧波”。
石拱桥在世界桥梁史上出现得比较早。这种桥不但形式优美,而且结构坚固,能几十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雄跨在江河之上,在交通方面发挥作用。
我国的石拱桥有悠久的历史。《水经注》里提到的“旅人桥”,大约建成于公元282年,可能是有记载的最早的石拱桥了。我国的石拱桥几乎到处都有。这些桥大小不一,形式多样,有许多是惊人的杰作。其中最著名的当推河北省赵县的赵州桥,还有北京附近的卢沟桥。
赵州桥横跨在洨河上,是世界著名的古代石拱桥,也是造成后一直使用到现在的最古的石桥。这座桥修建于公元605年左右,到现在已经一千三百多年了,还保持着原来的雄姿。到解放的时候,这座古桥又恢复了青春。
赵 州桥非常雄伟,全长50.82米,两端宽9.6米,中部略窄,宽9米。桥的设计完全合乎科学原理,施工技术更是巧妙绝伦。唐朝的张嘉贞说它“制造奇特,人 不知其所以为”。这座桥的特点是:(一全桥只有一个大拱,长达37.4米,在当时可算是世界上最长的石拱。桥洞不是普通半圆形,而是像一张弓,因而大拱 上面的道路没有陡坡,便于车马上下。(二大拱的两肩上,各有两个小拱。这是创造性的设计,不但节约了石料,减轻了桥身的重量,而且在河水暴涨的时候,还 可以增加桥洞的过水量,减轻洪水对桥身的冲击。同时,拱上加拱,桥身也更美观。(三大拱由28道拱圈拼成,就像这么多同样形状的弓合龙在一起,作成了一 个弧形的桥洞。每道拱圈都能独立支撑上面的重量,一道坏了,其他各道不致受到影响。(四全桥结构匀称,和四周景色配合得十分和谐;桥上的石栏石板也雕刻 得古朴美观。唐朝的张鷟说,远望这座桥就像“初月出云,长虹饮涧”。赵州桥高度的技术水平和不朽的艺术价值,充分显示出了我国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桥的 主要设计者李春就是一位杰出的工匠,在桥头的碑文里刻着他的名字。
永定河上的卢沟桥,修建于公元1189到1192年间。桥长265米,由 11个半圆形的石拱组成,每个石拱长度不一,自16米到21.6米。桥宽约8米,路面平坦,几乎与河面平行。每两个石拱之间有石砌桥墩,把11个石拱联成 一个整体。由于各拱相联,所以这种桥叫做联拱石桥。永定河发水时,来势很猛,以前两岸河堤常被冲毁,但是这座桥却极少出事,足见它的坚固。桥面用石板铺 砌,两旁有石拦石柱。每个柱头上都雕刻着不同姿态的狮子。这些石刻狮子,有的母子相抱,有的交头接耳,有的像倾听水声,千态万状,惟妙惟肖。
早 在13世纪,卢沟桥就闻名世界。那时候有个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来过中国,他的游记里,十分推崇这座桥,说它“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并且特别欣赏桥拦柱上 刻的狮子,说它们“共同构成美丽的奇观”。在国内,这座桥也是历来为人们所称赞的。它地处入都要道,而且建筑优美,“卢沟晓月”很早就成为北京的胜景之 一。
卢沟桥在我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历史上,也是值得纪念的。1937年7月7日中国军队在此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揭开抗日战争的序幕。
为 什么我国的石拱桥会有这样光辉的成就呢?首先,在于我国劳动人民的勤劳和智慧。他们制作石料的工艺极其精巧,能把石料切成整块大石碑,又能把石块雕刻成各 中形象。在建筑技术上有很多创造,在起重吊装方面更有意想不到的办法。如福建漳州的江东桥,修建于八百年前,有的石梁一块就有二百来吨重,究竟是怎样安装 上去的,至今还不完全知道。其次,我国石拱桥的设计有优良传统,建成的桥,用料省,结构巧,强度高。再其次,我国富有建筑用的各种石料,便于就地取材,这 也为修造石桥提供了有利条件。
两千年来,我国修建了无数的石拱桥。解放后,全国大规模兴建起各种形式的公路桥和铁路桥。其中就有不少石拱 桥。1961年,云南省建成可一座世界最长的独拱石桥,名叫“长虹大桥”,石拱长达112.5米。在传统的石拱桥的基础上,我们还造了大量的钢筋混凝土拱 桥,其中“双曲拱桥”是我国劳动人民的新创造,是世界上所仅有的。近几年来,全国造了总长二十余万米的这种拱桥,其中最大的一孔,长达150米。我国桥梁 事业的飞跃发展,表明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
集团是与具有相同利益的人构成的,而这里所说的利益是只针对他们个人的,那么我们如果说追求集团的利益也就能推出我们是在追求个人里的基础之上的。但是我们把追求个人利益为前提,是不能推出个人是自愿实现共同利益的。而这一切都是在严格坚持经济学,承认经济人和理性人存在的情况下。就如奥尔森所说“除非在强制或者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共同利益行事,以实现他们共同的组织或集团的利益。”而不去实现共同利益的组织往往会消亡。而又由于我们都存在的利己性,(集团的群体成员对获得某一集体利益有着相同的兴趣,但他们对承担为获得这一集体利益而要付出的代价却没有者共同的兴趣)
而这就导致了一些组织因此止步不前达到瓶颈。而这我觉得才是“集体行动的困境”。
沃尔森则发现了这个问题,他便开始思考各种因素与成员为共同利益的出力程度关系,他觉的存在着一种选择性激励——赏罚分明机制可以让集团成员在想获得集体利益的.成果的同时也同时付出努力,而我觉得这必须建立在一种各成员都通过的预定,而我认为这便是一种契约。将此种思想放入一个企业之中,这种机制我认为便是绩效管理,绩效管理的好坏绝对是一个企业是否成功的标志。有效的绩效考核能帮助企业达成目标,而这种考核是与利益相关联的这便是绩效工资。但是再好激励方法和游说都是需要花费的,就如书中所说“让个体生产者承担任何费用都是违背其利益的。而我们会发现绩效管理时出现于相对较大的公司和企业。确实,上述的观点有很多事不适用于小集团的。
在研究时沃尔森便发现企业趋近于大则那么成员就越不会为集团的共同利益采取行动,组织成本也会水涨船高,而他提供的集体物品的数量就会最有数量,也就是说,集团越大就与不可能去增进他的共同利益。
而沃尔森提出另一个新的观点——以上观点并不适合于小集团,集团变小,我们会发现不仅其规模在变小,与之匹配的,为了实现共同利益的组织成本也在变小,这是成员便发现他获得的收益会比他为之付出的成本要多,而如果他不行动,他对其集团的影响也会更大
但是小集团又出现了很大的弊端,那即是小集团中存在着少数剥削多数的倾向,一旦少数免费获得共同利益,而他便会丧失激励来提供另外的物品。
而对此我们又有很多方法可以借鉴,例如大国要不成比例的分担多国任务,并且联合国的经费其中各国的会费主要是依照各国的经济实力以及其他一些因素来决定的,联合国会费缴纳比例每三年修改一次。
而这我又想到如果大集团有如此弊端为何不将大集团分为若干小集团个集团,,当然过多个小集团会增加更多的组织费用,但如果适中又何尝不是一种办法
除此之外,在我看来解决也可以另辟蹊径
上文中提到,在“特殊手段”下成员会自愿付出努力。我认为其中包括暴力强制,盲目崇拜,民族主义,宗教信仰等等。而我觉得企业文化也可算作一种手段促进一些集团成员为了共同利益做出努力,这种文化管制并不适用于国家间的组织,更适用于经济范畴的企业例如品牌公司或者跨国公司。这种手段不是说成员放弃个人利益而是说促进人们更好的为集体利益出力。这何尝不是解决大集团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瓶颈的一种办法。
当然,在写作中,学生可以根据不同的题型采用一些变式的结构,如针对某些材料作文,可以采用“引(引材料、亮观点)”——“议(发议论)”——“联”(联现实)——“结(做结论)”的结构等。这些都需要考生根据论述的方便而灵活变通。
议论文的逻辑推进与层次结构是相互依存的,逻辑论证随着层次结构而逐层推进,而结构层次又依照逻辑推进的需要而做合理的布局。写作之前,为文章谋划好布局,搭设好框架,这既保证了文章结构的完整性,又使得文章不会走题,更为作文取得好成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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