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作者孟子,字轲,是战国时期鲁国人,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 教育家,政治家,政论家和散文家,战国时期儒家代表人物,孔子第四代弟子。著有《孟子》一书。孟子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思想,成为仅次于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师,有“亚圣”之称,与孔子合称为“孔孟”。
《孟子》一书是孟子的言论汇编,由孟子及其弟子共同编写而成,记录了孟子的语言、政治观点(仁政、王霸之辨、民本、格君心之非,民贵君轻)和政治行动的儒家经典著作。
孟子的文章说理畅达,气势充沛并长于论辩,逻辑严密,尖锐机智,代表着传统散文写作最高峰。孟子在人性问题上提出性善论。
书中有的许多流传千古的名言警句。
如孟子曰:“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者,则凡可以辟(通"避",下同)患者,何不为也?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者。非独贤者由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勿丧耳。 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
人的本性虽然善,但是有时侯也会迫于本性的情势与,作出非善的行为来,这样就失去了自己的本心。人在生与义两者不可兼得时,就应舍生而取义。生命是我所喜爱的,但我所喜爱的还有胜过生命的东西,所以我不做苟且偷生的事;亡是我所厌恶的,但我所厌恶的还有超过亡的事,所以有的灾祸我不躲避。因此我们就该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
孟子为了实现他所信奉的“仁政”,奔波于各国,游说于各诸侯之间。然而,孟子的游说似乎并没有起到任何的一点作用。孔子说,春秋无义战。而在战国更是如此。即使这样,孟子还是希望凭借着自己的力量能够为天下苍生谋求哪怕只是一国以内的和平。而前往了被秦国所打败,亟需重振国威的魏。然而,第一次见面梁惠王就说了“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的话,对于梁惠王而言,利吾国就是最重要的,但是他却不明白怎样的利才是利吾国。于是,就有了孟子的“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在孟子眼中,以“仁义”实于天下,将使天下皆幸矣。这种利不是小利,不是个人之利,而是以百姓为优,以天下为先的大利。但在梁惠王眼中,如何帮助自己重获土地,重新获得昔有的声誉与威望,这种利才是他所要的利。但这只是蝇头小利,只是为了梁惠王一个人的一己之私的私利。所以,后来孟子又有了“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所以,司马迁说:“嗟乎,利诚乱之始也!”孟子明知梁惠王只是这样的一个庸人而已,却还是希望可以通过自己的言行教化他,那么就可以有利于整个魏国百姓。只是,这样的希望最终也成为了泡影。
孟子,不是不讲利,只是不讲私利,不讲小利,他所追求的是大义,是关乎天下百姓的义。这样的坚持,使得孟子没有能够像驺衍等人一样取的生前的光辉,但这样的坚持也使得孟子为后世的人留下了可供学习的榜样。司马迁,在写史记之始,曾有好友壶遂问他:孔子为什么要做《春秋》?意思即是问他为什么要做《史记》,当时,司马迁说明了两个理由:一为刺讥,即通过对历史事实的批判意识,辨明是非,决断疑惑,增强人们明辨是非的能力,为治国者提供一面历史的镜子,让他时时警觉,把握前进的方向。二,则是颂扬。但是由于李陵事件,司马迁被迫施以宫刑。智者修身,仁者爱施,忠义之士好施舍,忍受耻辱必须勇于决断,行事在于立名。此五者,是君子立于世的根本。所以,祸之大者莫过于利欲熏心,悲痛之极莫过于伤心,行为的丑陋莫过于侮辱祖先,耻辱之极莫过于宫刑。
而司马迁就接受了这样的耻辱,是一了之还是忍辱偷生?司马迁选择了后者,原因,就是孟子所说过的“利”。对于司马迁而言,自己一确实可以解脱这种在世的耻辱和痛苦,但是,那样既不能完成《史记》的重任,也会被认为是求生乏术,罪大恶极,不能自免才去的。如果活下来,那么《史记》就可以完成,那么至少为后世后人留下可供学习参照的只言片语,为后代的君王治理国家,后来的贤臣义士提供一点依据,为百姓创造一点福祉。就是怀着这样的想法,司马迁在屈辱中完成了《史记》。
这样的利与义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在孟子与司马迁的身上得到了映证的。
不忍人之心,什么意思?以前我也不懂这是什么意思。寒假里,我看了一本《孟子:行为与责任的故事》之后,我才懂得了什么叫“不忍人之心“。若大家有兴趣,不妨听我一一道来。
《孟子:行为与责任的故事》中的主人公是:小聪,小顺,铁蛋和孟子哥哥。孟子哥哥本是一位无工作的青年,后来遇到了一位老道爷爷,那位奇怪的老道爷爷偏说孟子哥哥是转世的孟子,经过一系列的酸甜苦辣后,孟子哥哥将成为下一任总统但奇怪的是,他在听完老道爷爷的一席话后,毅然决定:不当总统了!
这本书只要体现了中国著名的政治家,教育家孟子的著名观点“仁政”。仁政是指施行“不忍人之政”的政治,而“不忍人之政”又是“不忍人之心”的延伸。孟子认为每个人都拥有这种“不忍人之心”,他主张人的本性是善良的。
这让我想到有一次和奶奶一起看“第一时间”里的一件让人为之动容的事情。
在一个普通的小区里,人们出去上班的上班,买菜的买菜,一切都是那样的安静与祥和的。可谁又会注意到,三楼的一个三四岁大的小宝宝正趴在阳台上呢!也不知怎么的,小宝宝的身体开始倾斜。一开始,他的一只小脚离开了阳台,渐渐地他的一条腿腾空了,又过了一会儿,他的半个身子都离开了阳台。多么令人胆战心惊呀,可是,没有人注意到。最后,那个小宝宝的身体以趴着的姿势往下坠。天哪,很快就要掉到地上了!有的居民正要快速地赶往这里,也有的居民眼睛睁的老大,很想去救那个小宝宝,但腿脚都如灌了铅一般,脑子瞬间短路。一秒,两秒,三秒,“嗖——”一个身影如飞箭一般窜过人群,那小宝宝正好落入一位年轻妇女的怀里,一个小生命免于升天!原来,那小宝宝的爸爸上班去了,妈妈又去买菜,便把小宝宝放在了阳台旁的推车里。而小宝宝又阴差阳错地爬上了阳台,这才导致了刚才这一幕的发生。不过,这小宝宝上辈子一定积了不少的福,有位善良的阿姨看到了,勇敢地接住了他。记者采访那位阿姨是,她正在病房,因接那个小宝宝而手臂骨折了。但她仍然笑着说:“我的手臂虽然骨折了但挽回了一个小生命,我觉得很值得!”于是,记者又问她,你为什么能如此处变不惊地去救那个与你非亲非故的小宝宝呢?那位阿姨轻松地说道:“其实我当时也没想什么,就是想着一定要接住他,”那位阿姨并没有讲太多话,但她的话却是足以深深地印在我们的心中!
其实,当别人遇到生命危险时,不管是什么人,只要看到了,一定会去救他。那不是为了得到他父母的报酬,也不是为了得到别人的称赞,更不是为了不想听到“见不救”的谴责。这只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忍人之心,同情之心。
我们要坚信:不忍人之心,人皆有之。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 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 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 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孟子说:“每个人都有怜悯体恤别人的心情。先王由于怜悯体恤别人的心情,所以才有怜悯体恤百姓的政治。用怜悯体恤别人的心情,施行怜悯体恤百姓的政治,治理天下就可以像在手掌心里面运转东西一样容易了。之所以说每个人都有怜悯体恤别人的心情,是因为,如果今天有人突然看见一个小孩要掉进井里面去了,必然会产生惊惧同情的的心理,这不是因为要想去和这孩子的父母拉关系,不是因为要想在乡邻朋友中博取声誉,也不是因为厌恶这孩子的哭叫声才产生这种惊惧同情心理的。由此看来,没有同情心,简直不是人;没有羞耻心,简直不是人;没有谦让心,简直不是人;没有是非心,简直不是人。同情心是仁的发端;羞耻心是义的发端;谦让心是礼的发端;是非心是智的发端。人有这四种发端,就像有四肢一样。有了这四种发端却自认为不行的,是自暴自弃的人;认为他的君主不行的,是暴弃君主的人。凡是有这四种发端的人,知道都要扩大充实它们,就像火刚刚开始燃烧,泉水刚刚开始流淌。如果能够扩充它们,便足以安定天下,如果不能够扩充它们,就连赡养父母都成问题。‘’
此节有两个重要观点,一个是“人皆有不忍之心”, 这是孟子伦理学中"性善说"的心理学基础理论,也是由此推及的孟子王道爱民政治学说的理论基石。三字经中“人之初,性本善”即来源于此。第二个观点是人有“四端”,即同情之心,羞耻之心,谦让之心,是非之心即。有了同情心才能将心比心,建立起良好的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关系;有了羞耻心,才会自觉的把自己的行为置于群体中比较,产生自我约束心理,才不会做出伤人害人的事情;有了谦让心人与人之间才会互相尊重,互相友爱,也才能自觉去遵守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有了是非心,才能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自觉从善弃恶。由这两个观点可以看出,孟子是主张“人之初性本善”的,由此才产生对孔子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学说的进一步发挥。
孟子还是在梁(魏)国失望了,原因很简单,梁惠王后,梁襄王“忘之不似人君”,看上去没有君王的样子,走近了不感到有什么畏惧。这样一个“注定”成不了气候的君王,孟子的仁政学说不可能寄托在他的身上,所以,孟子离开梁国,去到试图励精图治的齐国。而齐国招贤纳才是出了名的,著名的稷下学宫就设在齐国,学术气氛之浓厚,贤人名士之多,孟子想着应该能在齐国有所作为。不过,由此却看到儒学的“造反”理论显然是一个缺失,或者说,儒学是讲究实用,试图在目前能拥有的资源上进行秩序安排,而不是首先打乱秩序再进行重建。在儒学中,超越的理想固然有,但多数是个体修养上的自我超越,所以“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忧君忧民,却没有想着改变现有的资源进行重建,所以当遇到 明君就积极入世,遇到昏君则退隐山林,独享琴棋书画之乐。
此1.7章开始,主要是孟子与齐宣王的对话。1.7章的对话比较长,说的当然还是仁政王道。齐宣王心中想的是称霸,所以和孟子谈话一开始就问齐桓公、晋文公的事迹,也是向孟子表明自己学习的榜样。但是孟子把齐宣王装了进来,后面的话题都是按照孟子王道的逻辑展开。孟子说了齐宣王由于不忍心看牛将而哆嗦的样子,而把用于衅钟的牛换成了羊,这个事情估计齐宣王也差不多忘了。孟子自然肯定齐宣王的做法,说有了这种不忍之心,就是具有仁慈的心,不过,孟子话锋一转,批评齐宣王“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也就是对禽兽有仁慈之心,但是却不能爱抚百姓体现功德。
不忍之心,人皆有之。关于人的本性问题,或许是一个伪命题,既然提到就接着讲。孟子对此的态度是“性善”,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而其论证主要在“四端”说中,说看到小孩掉入井中,人自然而然地产生恐惧和不忍之心,这种恐惧和不忍之心来自于本性,而不是外在环境附加的。不忍心,在于将心比心,是看到他人处于困境、身处磨难而产生的心理,感同身受。
齐宣王为什么“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呢?这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作为个人来说,对禽兽仁慈而对他人仇视,即使在当代社会仍然存在,即使在我们个人身上也会有存在的痕迹。当外出旅游,半路遇上大风雨,急需找个地方来避雨,那么最能帮助你的就是茅屋土房的主人,而到那些红砖壁瓦、深庭大院的人家,却不一定能热情相引,说不定还闭门相拒。如果说人皆有不忍之心,为什么同样情形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究其原因在于,人与人之间有了物质障碍,这种物质障碍以财富为代表,从而遮蔽着自己的本性,可以说,财富多一分,防范之心就长一分,权力高一分,防范之心就长一分。所以,齐宣王能够对禽兽仁慈,那是因为禽兽不会艳羡他的财富和权力,更不会采取各种手段去谋取他的财富和权力,因而他可以毫不加以防范,能出于“本性”地仁慈一下,设想,在宫殿上要的是一个试图谋反他的人,齐宣王极有可能乐于看到这个犯人被处——尽管犯人如何地恐惧哆嗦甚于牛。人是动物的敌人,但动物并不是人的敌人,人的敌人是人。动物都有自保性,人也有自保性,只不过,人把这种自保性夸张成了占有,外在成了财富,已经超越着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要,如何把自己累积的财富保管好,必然出现防范之心,即使是所谓夜不闭户的盛世,不闭户的必然是普通人家。那么,要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是否就不去追求财富?人人贫而相乐?显然不能这样认识,财富的追求是人的社会性使然,拥有财富也就能够作为一种存储而利于自己、家人的生存和发展,同时还能够获得他人更多的尊重,满足自己更多的,客观上还推动着社会的发展进步,这是应该倡导的,也是社会制度认可和保障的。被财富和权力遮蔽的“不忍心”如何才能重新进入我们的视野?借用孟子说的一个字:“功”。功,功德,虽与佛家所说的功德不同,但类似,即都能够用自己所长、所有对他人进行帮助,这种帮助不是让自己倾家荡产地去做(当然这样做值得钦佩但不值得推广),而是在保证自己生存和发展的前提下去关心帮助他人,而自己拥有的财富越多、权力越大,那么能够帮助的范围和程度就越大,例如一些大商人对学校的捐助、对贫困学生的帮助等等,取得了很好的社会口碑,这样把财富获取和功德相联系,从而把自己的不忍之心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既能“富润屋”,也能“德润身”,达到完美境地。
人皆有不忍之心,人与人之间需要理解,需要同情,需要相互帮助,这种不忍心推广开来,才能恩及自身,功及他人,人与人的关系才会和谐而不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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