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大历史”的观点就是以归纳综合的方法将现有的史料高度压缩,形成一个新的前后贯通的纲领,从而研究历史的整体发展。简而言之,就是以宏观尺度为标准,衡量历史的发展。《中国大历史》,在宏观视角描述了传统社会不容于产生现代经济体制这一问题,其中一系列的过程,值得深思。
三皇五帝,向为传说。禹夏之迹,尚有存疑,有商一代,甲骨为文。周室分封,立于宗法。春秋思盛,战国兼并。秦汉大统,始定为一。历史影响之深远,在于它痕迹的纵深。以宏观的千年尺度之上看,地缘因素赋予华夏文化的影响是历史性的,在华夏文明发展史上,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华夏文明之发育,大体于黄河、长江等流域,故亦称“大河文明”。
文化无疑是会受到地域影响的,以黄河流域为例,这一流域可算是华夏文明的起源地之一,是人类的宜居地带,可是历史上关于黄河泛滥,改道,决堤的记载多如牛毛,无论是出于对保护人身安全还是财产的需要,这个环境上的压力迫使一个强有力的集权政府出现。再者,地理环境的影响使得农业成为最适宜的选择,传统的农业社会得以发展。而所有的统治都是建立在这个社会的基础之上。
本书读起来有些艰难,翻翻停停好多回,一遍读下来,除了对中国大历史进行史实梳理和印象加深外,对于作者的一些新角度、新观点或评价虽然称奇,但体会不足、尚处于一知半解的状态。
这或许主要源于我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知识积累不足或视野局限的因素。仔细想来,史实虽已既定、不可逆转,但随着研读之人知识拓展、视野拓宽、阅历丰富、境遇变化,是可以常读常新的。读史的基础在于自身的知识、修养和眼界。同一段历史不同人读或同一个人在不同阶段研读,注定会有不同的感悟、不同的收获。
历史虽已过去不能重演,但通过对史实史料的认知和对后人评说的解读,仍可启发后人、大有裨益。细细品味、辨识,理解和思考历史,尝试把眼界放得更宽敞,把胸怀放得更宽大,放下身段,汲取精华剔除糟粕,积极当下,勇敢尝试大胆创新,历史必将为今所用、造福当代、影响后世。
作为一个怀疑者,觉得发生时间离我们越近的事越需要更长的时间去验证。新鲜的事情可以作为新闻,但不一定会写入历史。但是诚如作者所讲:
“严格说,写一本成为定论的现代中国史,刻下时机尚未成熟。中国的长期革命有如一个大隧道。需要100年时间才能摸索过去。当这隧道尚在被探索的时候,内外的人物都难于详细解说当中弯曲的进程。即是革命人物也会被当前困难的途径迷惑,而一时失去方向感。今日的原始资料充满着愤怒和焦躁的字,强调事情之衍化不如理想。可是着眼于宏观历史,我们不能不以积极的目光视之。我们所说历史上的长期合理性有何意义?这就是说,纵使事实之衍化对我们个人不能如意,或者在短时看为荒谬不合理,可是把这些情事前后连贯,又从超过人身经验的角度看去,则它们有其意义;最低限度,这些事迹使我们知道我们生命旅途之原委。”
我想最后这段话,可能解释了为什么我们要学习历史的问题,同时,这也是历史学在今天应有的现实意义。
正如自序篇中概括的一样,以“中国大历史”命名本书,作者旨在将宏观视野这一观念引导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
(一)由于负笈海外,授课对象是非本族的异国子民,作者曾怀疑讲述历史知识的意义及实用价值,辗转反思之后,最终决定广泛利用归纳法将现有史料高度压缩,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在与西欧史及美国史有了幅度与层次上比较的基础上再加以研究。
(二)对既成事实、不可逆转的史实,更多专注于考虑其积极意义及前后连贯的出处,而不以个人之恩怨爱憎当作历史转折点。
(三)不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而是从技术的角度分析中国历史的进程,着眼于现代型的经济体制如何为传统社会所不容,以及是何契机促成其在中国土地上落脚(文字摘自自序篇,稍作整理)~
鄙人在阅读“安禄山的反叛”、“王安石的变法”、“数字管理还没成熟”、“张居正与万历皇帝”等篇章时,对作者的宏观综合分析法逐渐熟悉并认可,对其通过讲说分析不同阶段、不同朝代有关“政府抽税”的历史演变,论证“传统社会不容产生现代型经济体制”的观点慢慢领会逐步接受。或许这些观点在历史课本中有所提及、野史小说中早有影射,不敢确说是作者首创或独创,但确是鄙人第一次跳出政治形态、道德意识去读史,改作因循本书倡导的“大历史”似的叙述、点评去理解一段历史,体会经济体制、技术条件等其他因素对于历史、社会、国家(朝代)演进的重要意义,以及它们是如何作用于当时、广泛影响于后世的。
自序篇中,作者还曾自问对美国学子讲解中国历史的意义,史实讲解(以韩非、李斯、始皇等为例),“与他们日后立身处世有何用场”?作一中外比较(以女皇为例),“尚有何实用之处”?于是阅读过程中,鄙人亦自追问,现阶段捧册读史的目的意义何在,究竟如何读史方能进益的问题也萦绕不去~
好久没有看历史书了,收到一慕寄过来的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人物多,事件多,一概而过,读得迷迷糊糊,好吃力。在作者的大历史视野里,知道朝代更迭发展,繁荣兴衰。
从中国大环境与中央集权制度大概括知道中国大历史。
作者首先从地理大环境开始探索中国历史文化源头,中国历史受地理条件的因果关系极深。易于耕种的纤细黄土,能带来丰沛雨量的季候风和时而温润大地、时而泛滥成灾的黄河,这些因素将中原地区紧紧相连,在这些因素下,诞生游牧民族侵犯边界与秦始皇大一统权威,产生农村组织与儒家思想的崇高情感关系。
中央集权体制贯穿中国历史。秦始皇不待社会多元化,先已构成中央集权体制。汉武帝奠下中央集权官僚体制运作的理论和方法,“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意识形态的立场。
唐初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日渐削弱,李世民的典章制度,武则天的革命,暴露了靠专制君主而弥补地方组织不足的悲剧。宋代藩镇割据,游牧民族挑战,赵匡胤使之构成一种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中央集权措施施行得轻快又彻底。明清中央集权高度集中,发展达到顶峰,朝廷的主动权由君主转向百官臣僚。朝代循环与长期停滞,新旧体制不衔接中国两千多年帝制弊端显露。辛亥革命推翻推翻清朝统治,结束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君主制度。
君主时代的一贯方针,一脉相承,施政缺乏纵深,重意识形态而轻技术,缺乏应变能力。
这本《中国大历史》,也是跳出了传统地解读历史的角度,不从仁义道德出发,而是以一个客观公正的态度,把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梳理了一遍,寻找中国历史整体的发展脉络。
我认为整本书都在核心叙述一个观点:在中国独特的地理气候环境作用下,中国政治统一的程度远超过国内的经济组织,继续发展的结果,只有使两者都受挫折。
中国几千年,黄河的无数次改道都使得依靠黄河耕种的中华农耕民族吃了无数苦头,还有亚热带季风气候带来的每隔几年就必有旱灾和涝灾的大量人间悲剧。这使得这个农耕民族在几千年前就必须要有强有力的政治组织把力量统一集中起来去修水利设施对付黄河,需要粮食贮藏应对灾年。
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中国在公元前的秦国就统一了,取消了封建制,走向了郡县制。比西方国家早了几千年。这种政治上带来的过早成熟,和经济上力量无法得到有效的累积,这两者的矛盾,成了中国几千年历史的主要旋律。
一种大而无当的官僚组织治理一个大而无当的农民集团。
历朝历代,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这样的“马尔萨斯陷阱”就会重复出现。国家体制的最大功用是将千万的农村纠结在一起。意识形态较科技优先,读后感.文化上的影响比经济重要,各级官僚的消极性比他们适应环境的能力还要被重视。甚至边境上的武装冲突也不足改变这作风。这使得中国处于一种长期的“停滞”。
例如黄仁宇在讲唐朝李世民和武则天的英明神武时,说到了科举考试、推崇儒家对于体制的更新适应这个新的环境,建立了盛世,读后感m维系发展这个超大帝国的重要作用。但是分析安禄山之后唐朝的衰亡时,他说唐代之覆亡不由于道德败坏,也不是纪律的全部废弛,而是立国之初的组织结构未能因时变化,官僚以形式为主的管制无法作适当的调整,以致朝代末年彻底的地方分权只引起军阀割据。而解放后的“土改”成功的改造了中国的底层结构,它的用处在于使中国能在数目字上管理。当然这里我只是提一下。
这本书读完之后的收获是对整个漫长的中国历史有了再次的熟悉与了解,并从美国历史学家的角度看中国。豪强兼并,从众多的农村如何收税,是中国过去几千年这个农业帝国遇到的核心问题。
1、税收体制
但这样一种优秀的耕作体系和中央体系却无法孕育出向西方那样的资本主义萌芽,甚至可以说是不容产生现代型的经济体制,不免让人疑惑到底是为何。在书中,黄仁宇先生用了10页左右的篇幅介绍英国从一个农业国蜕变成为一个工业国家的过程,以货币作为管制全民的工具。用中国的当时的政治体制来阐释的话,就是税收。
黄仁宇先生观察历史注重从技术角度切入,他认为收税能力决定了政府的财政实力,财政体制决定了政府调配资源的方式。能不能以合理的制度将经济资源转化成税收,进而顺畅注入经济政治国防社会各项事业中,决定了一个王朝的兴衰成败。
中国古代税收体制之所以不能将传统社会推向现代,就在于间架性设计和数目字管理这两个制度软肋,这是黄仁宇先生研究中国历史的两把密码钥匙。所谓“间架性设计”,即因技术手段的限制,在无法摸清社会底层真实的前提下,在对经济基础平明所以的前提下,以一种抽象的概念直接设计上层建筑,而不考虑下层执行效果。
中国历史的第一帝国秦汉帝国,正是在这个态势下形成。这是中国政治体系在世界范围内的早熟,但在地方政府组织架构尚不完善、技术上的统计手段尚不完备之时,先完成了政治上的统一,则进一步固化了间架性设计的困境。“数目字管理”,即国家财政方面的商业化,商业管理方面有确定的制度可以遵循,财产权公平合法,注重保护私人产权等。先生认为,近代西方可以用数目字管理,中国传统社会和官僚组织由于技术手段的限制,不能用数目字管理。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从公元前到20世纪始终直接向各个农户抽税的国家。但税收的基础极为广泛而又非常脆弱,为西方经验所无。政府既无从以累进税率抽税,通常的情形便是税收短绌,再则又要对贫弱无靠的人民周济,也连带受牵累。
2、官僚体制
唐朝的官僚机构缺乏与它平行的私人组织;它的执行全靠官僚之以名誉自重。经常下端的问题颇为重要,可是总是散乱,其上端的行政工具则又经常形式化而敷衍塞责。要使这个体系生效,只能从上向下加压力。然而到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则日渐削弱,安史之乱爆发。
黄仁宇先生认为,安史之乱源于财政困境,即使是将挥霍的钱财全部用于国防,在当时也缺乏使这些资金进入国防系统的有效财政转移手段。中国的悲剧乃是其在地方组织及技术上的设备尚未具有规模之际,先已有大帝国之统一,因之上下之间缺乏一段有效的中间阶层,全靠专制君主以他们人身上的机断弥补。
历史还是那段历史,黄仁宇先生却一反往常的角度,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引导到中国历史研究中,广泛综合归纳,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写历史,而不是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也引入了“间架性设计”和“数目字管理”,给人提供了新的阅读角度,从不同层面来看到历史问题,解读历史。都说人要从过去的经历中吸取经验和教训,社会和国家也是一样,从过去的组织和体制中找到弊端和可取之处,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
为积极响应公司号召,提升项目青年员工文化素养和思想境界,项目部举办了“青年读书推介会”活动。项目部购买了许多书籍供大家借阅,我借阅的是史学大家吕思勉的著作《中国大历史》。
读了《中国大历史》,我对春秋战国史中的楚史很有感触。
楚国从立国到灭亡历经八百年,楚国自熊绎号为子男五十里、以启山林建都于丹阳,熊通“开疆扩土,为问鼎中原奠定基础”,楚成王“雄心勃勃,但屡受挫折”楚庄王“沉浮三年,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终成霸主,“昭惠中兴”楚国成为当时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大国。
楚国的成功不单单依靠强大的军事实力,还有厚重的文化。“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楚文化如水,表面柔弱,实际持久。这使楚国不仅成为华夏大地上文化最灿烂辉煌的诸侯国,也曾经是全世界文明的最高峰,甚至一度领先北方中原文明。对一个国家而言,军事实力是硬实力,民族文化是软实力,不能一味追求强大的武力,而忽略了文化。
硬实力是骨,软实力是肉。没有文化底蕴的国家是有骨无肉,外表看似强大,但经不起任何挫折,注定是不长久的。而厚重的民族文化是国家的凝聚力的保证,凝聚力是民族团结的前提,而民族团结延续了民族文化的传承,只有国家内部团结,才能在波澜中经久不衰。所以,只有武力和文化共同发展,刚柔并济,骨肉齐全,才能实现一个强国梦。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灿烂文明的伟大民族。在一个竞争激烈的国际大环境下,为实现富民强国的中国梦,我们国家的软硬实力正经受着巨大的考验。为实现中国梦所楚文化给了我们提示,楚文化的精髓是崇尚文明,兼收并蓄。它的独立自主、自强不息、开拓创新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楚人又崇尚七德“制止暴力,防止战争,保障强大,巩固胜利,稳定社会,团结人民,发展经济”,我觉得这就是实现中国梦所需要做的事,所要走的路。
“向下扎根、向上生长”的中国梦,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未来与希望。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今以后,我们要奋勇前行,大力弘扬中国文化,团结各民族,借鉴历史,结合实际,走出属于中国的强国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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