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川流不息的城市中,我们上下班,上下学。
在马路上,在地铁里可以看到人们都在浏览手机上的微博和微信,关注世界每个角落的事情。
正如我们所见,人们对于电子产品已运用得越来越广泛熟练,上从老,下到小,每一个人对于这样一个电子化的时代所主宰。
不可否认,这是一个客观的现象,这也是一个时代发所无法阻挡的现象。
电子化的时代是快节奏的,每一分每一秒世界都在改变,从而促使我们的生活丰富多彩,我们可以在手机上直接订张机票,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们可以从手机的新闻头条中了解时事新闻;我们也可以足不出户就在“淘宝”上购得我们所需的物品……
在碎片化的生活中,我们得到许多益处,节省时间,提高效率……但因为有这些益处,人心难免会变得浮躁。
碎片化的时代是科学进步的产物,正如科学是没有善恶,只有真假,核能可以造福人类,为人类创造更多的能源。
但它也可以摧毁人类,“核爆炸”会使千千万万的人失去生命,失去家园,失去幸福,碎片化的生活亦是如此。
对于这样的现象,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它呢?
首先,我们需要有正确的.认识观,对于碎片化生活,我们应该既不拒绝也不裹胁。
常言道“自家主宰长精健,逐外精神徒损伤”。
我们应该认识到“信息不是知识”,学会阅读经典,从经典中学会分析事物的利与弊,善与恶。
学会筛选信息,放出眼光。
对于各种各样的信息,我们要学会有规则,有底线,知道什么是我们需要得到的?什么是我们不需要的?我们既不可以将信息拒之门外,做一个桃花源中的人;也不能成为一个随波逐流的人,盲目而且毫无目的的人。
因此,我们要学会辨别生活,拾得这个碎片化信息中的真金。
不论时代如何改变,我们都有精神底子,让我们在时代中不断提升自己,选择成为一个更加优秀的人。
学会生活!
学会选择!
本书有两个问题很值得我们注意。一是书中有些地方存在着明显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想;二是本书介绍的诸种理论流派仅集中于欧洲各国、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对世界其他各国的理论探索则几乎未曾提及,这对于全面研究媒介文化理论显然是有其局限性的。其中以史蒂文森对马歇尔"麦克卢汉思想的批判意见为精彩部分。
马克思主义的媒介理论对阶级社会中所谓“思想的自由交流”进行了批判。史蒂文森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优点,在于它指出了所有制和媒介生产的文化内容之间的联系,不平等的社会关系滋长了社会意识形态的形象和表达。而马克思主义媒介理论的劣势,在史蒂文森看来,在于忽视了阶级统治以外的其他统治关系,比如性别和种族。史蒂文森探讨了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媒介理论方面的3种研究成果。分别是雷蒙德"威廉斯对传播制度的研究,斯图尔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格拉斯哥大学媒介小组对电视新闻中的阶级偏见的研究。
从书中对威廉斯的介绍可以概括出史蒂文森对威廉斯的观点进行了4个方面的商榷。
(1)威廉斯忽视了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
(2)威廉斯高估了霸权的凝聚力,忽视了现代社会中价值观的离散。
(3)威廉斯没有注意到现代文化的多元性,他的“民主现实主义”脱离了现代社会的语境,过于理想化。一方面,威廉斯更多地把言论自由看作权利而不是义务,错误地以为只要强调撰稿人的权利就可以实现民主的媒介。另一方面,威廉斯希望用激进的民族文化反抗美国的全球文化,没有看到两者都必须在跨国资本主义的体系下运作。
(4)威廉斯的文化理论过分关心艺术,以文学研究的方式研究文化,但电视观众看电视的方式并不同于学者解读文学作品的方式。
其次是霍尔的研究。史蒂文森对霍尔的解码模式也提出了4点商榷意见。
(1)霍尔太强调受众和文本的关系,而没有认真评价经济和国家对文化生产的影响。
(2)霍尔沉湎于符号学的研究,不可能展开媒介民主化方式的分析。
(3)霍尔太注重话语在建立霸权方面的有效性,表现出一种“能指的狂妄自大”而忽视了其他因素。
(4)霍尔把主导性话语形式和“意识形态”概念混为一谈。当然,史蒂文森还是肯定了霍尔理论的建设性,话语和意义之间终于出现了张力。
最后是格拉斯哥大学媒介小组在1970年代和80年代初对电视新闻中的偏见问题所进行的了研究。史蒂文森认为,格拉斯哥大学媒介小组对客观性、公正性的要求,是和受众多义性的阐释实践不相干的。
作为历史学家的哈罗德·伊尼斯对历史的精通使其论证传播的偏向这一论点时驾轻就熟,各历史脉络的把握和史实信手拈来。正如作者自己谈到的,传播的偏向就是旨在讨论传播对文化特质消长的意义。“媒介倚重时间或空间,起涵义是,对于它所在的文化,它的重要性有这样或那样的偏向。”作者以传播媒介为立足点,对文明起源、历史演变、政治更迭、制度演进等问题做了重新梳理,抽出一条伴随媒介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历史线索。
传播的偏向从人类文明、历史的起源讲起,一直到报纸的发展、成熟和人们为出版、言论自由抗争,战时出历史的向前发展就是围绕着解决空间问题和时间问题而进行的。在这一过程中,文字的出现是至关重要的,口语的出现首先在空间问题的解决上找到了突破口,解决了人们面对面或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交流问题,时间问题的解决则依赖书面文字。用文字写下的东西被赋予了超越时间的力量,时间和空间问题的解决交织在一起,共同推动文明的发展。“口头传统固有的灵活性,在平民地位上升的过程中是显而易见的。”口语和书面语进入到不同偏向的文化中也会被修正,如希腊的政治组织注重的是口头谈论,免受文字崇拜问题的干扰。字母表的使用意味着对语言而不是对视觉的关注,对耳朵而不是对眼睛的关注。另外,传播物质载体的物理属性页对文化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莎草纸和羊皮纸就是典型的例子。
时间和空间也分别与不同的政权组织形式相对应,偏重时间的传播易于形成集权和王权的神圣化,偏重空间的传播则为全力的分散提供了条件。宗教关注的人的来世,应属于偏重时间,但在空间上也有着很强的掌控。宗教信仰作为人类的一种特殊的情感,有其独特之处。对于空间和时间问题的清晰具体厘定,在“时间的诉求”和“空间的诉求”中分别展开论述,但该章中似乎意不在对二者做泾渭之分。
“以印刷机为中心的知识垄断结束了人们对空间的执着,结束了对连续性和时间问题的忽视。报纸垄断时间,但他对空间的影响力非常有限,因为它有地方特点。报纸垄断具有不稳定性和危机性的特征。广播电视使西方文明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它倚重的是集中化,它需要关注的是连续性,报纸和印刷业传播的偏向,注定要被广播的偏向抵消。用基佐的话来说,民主以牺牲过去和未来为代价,它为当前开路,它注定要被规划和官僚主义抵消。”
比如之前说的传播学是否是一个学科,小传之前写过一篇学科与学派的文章,这里再补充一下“研究领域”与“成熟学科”,其实两者并不冲突,也没有谁更高级谁更低端的区分。比如某一个领域可以从不同的学科进行研究;同样,同一个学科可以去研究不同的领域。
更为重要的问题在于,经历了海纳百川的涤荡后,传播学这片土地能够沉淀下什么?小传现在念传播学,方向为理论传播学与传播学史,我当然是支持传播学是一门学科的说法的,但问题不在于一个学术共同体内的某种强烈的情感,在今天传播学需要“拉出来溜溜”的时候,如何让其他的学科至少不排斥?
前面说一些老前辈对传播学有一些明确的质疑甚至是批评,想来也有必要回应一下。比如说传播学真的那么窄吗?很多时候一些研究者只看到了传统的“传递观”的传播学,甚至很多研习传播学的人不知道在这之外还有作为“仪式观”存在的传播学。
具体的商榷很多,小到新闻商品化、大到学科之争,在此不一一列举了,后面有时间我们可以单独拿出来一些重点问题剖析。这里讲讲文人商榷的一般进路以及误会消除吧。
愚以为,很多的商榷存在误读,是误会大于分歧的典范。比如刘建明教授和张勇锋老师的“首创”争议,两人一个关注“原理”一个强调“理论”,原理和理论当然是不一样的东西,张在批评刘时简单等同了。这就是误会之一:概念和对象的模糊。再比如,“太讲逻辑”。有人说,讲逻辑不是很好嘛?比如李彬教授讲新闻研究要讲“无用之用”,其本意在于呼吁大家不要以功利之心考察新闻研究,有时候看似没用确是最有用的。不过王瑞棠博士就回应商榷,其中第一部分就纠缠形式逻辑,认为李彬教授的反驳新闻功利,用的标准还是“有用无用”,本质是用实用来反驳实用,不能接受。当然,你如果一定咬文嚼字,这样的反驳对不对?有点道理的,但显然是曲解原文意义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研究范式的区分,这个不用多解释,拉扎斯菲尔德当年与阿多诺的合作失败,早就成了传播学的一个公案,这是本体论、方法论、价值论等层面的区隔,有碰撞很容易理解。
限于篇幅,这里简单说一下文献中的小亮点。首先是上面讲的学派研究范式对撞,于是有文献《现象学:一种可资传播学借鉴的哲学方法》,文章从现象学的角度来统和两种范式。这篇文章阐明了现象学“本质直观”的基础,很好地解决了传统方法和思辨方法无法妥善处置的个别与一般、现象与本质的关系问题。
我们广院的陈作平教授有一篇以结构主义方法来构建新闻理论体系的文章,当年上陈老师的《新闻报道新思路》的课程还是颇有启发的。这篇文献也很有点意思,不过我更关注其中提到的日本新闻学者山村广太郎的人的信息交流三种,欲知道、欲使人知道、欲被人知道。这三种能够组织成一篇很不错的分析微信朋友圈使用的小文章了吧?
黄旦教授的有功能主义向建构主义转化也是很好的文章,不过小传觉得可能篇幅限制,黄教授的讨论没能展开,不过这个视角确实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新的思考。小传其实更多关注国际关系政治学的东西,建构主义的思维确实能够在现有基础上更好地解释一些新闻传播现象。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关注下。
另外,詹姆斯·凯瑞《新闻教育错在哪里》引发的讨论已经超越了文本本身了,正如上文说的,这不仅是传递观与仪式观的区分,也不仅有实践导向和理论导向的争议。再联想到前段时间某网红对新闻学界的批评,很多时候还是站在一边指责另一边,缺乏一种沟通理解。
再者,特别想提出童兵教授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这些概念很好理解,但是真正认识到很难。现在新闻传播开始呼吁更加“科学的研究方法”,但什么是科学呢?有科学精神当然是必要的,但科学精神与科学主义不是一回事。做质性研究,就不是科学了?否也。质性研究恰恰与定量研究一样,属于实证研究的大范畴。在说到腾讯的机器人写作,怕什么?这不是我们的挑战,恰恰使我们的机会,让我们从很多低级的文本整理中逃脱出来,进行更好的文本创作。它淘汰的不是记者,而是“不太合格的记者”,优秀的记者,永远是稀缺品。机器很难理解人文,践行人文精神。小传现在在一个课题组,马上要分析返回的数据,其中有一项情感分析,我还在发愁,我们用的海量数据的分析,后面肯定要依仗机器,如何提高分析的精度,还在发愁。
最后是新闻史。很惭愧,我很不擅长新闻史,甚至是门外汉。曾经是理科生,神经又大条,搞不来。不过文献中有不少新闻史研究的东西,值得一看。这里提出来一点做结吧。
伊尼斯在第五章开头指出,“当我们把其他文化作为镜子观照自己的文化时,却受到自己‘散光’和‘镜子’本身缺陷的影响,结果,我们很容易看不见其他文化的长处,而只看见自己文化的优点”,因此我们无法客观的评价一种文化价值,作者通过对西方文明的简短的描述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西方文化及其组成要素的特质促成了文化在时间上的延续和空间上的扩展,一切文化都要反应出自己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影响。从时间上说,文化的局限性部分地来源于它不能调动一个民族的思想资源,以及它不能把这种思想资源用来避免民众的停滞不前和厌烦情绪。
文化离不开技术的进步,正如作者所说“有组织力量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要依赖技术进步”。这种技术的进步在战争时期变现明显,例如战马的使用,铁器取代青铜器,等,赫梯人使用铁器后,成功建起了一个帝国,随后而兴起的亚述人,他们利用战争技术的`进步,对战术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等等。希腊文明伴随着口头传统的兴衰而兴衰,印刷术的引进,用纸量的增加和造纸业的发展,使德国城市的地位得到加强,使德国、荷兰、英国与罗马教廷决裂。技术的不断变化,使我们难以认识到时间和空间上的平衡,由此求得这种平衡似乎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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