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昌的传统文化研究的作文【一】
《三国演义》全名《三国志通俗演义》，作者是罗贯中。为中国的四大名著之一，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在广阔的背景上，上演了一幕幕波澜起伏，气势磅礴的战争场面。
说起刘备，是皇室宗亲，三国时期蜀汉开国皇帝，政治家。公元184年，黄巾军起义，刘备因无法扶起汉室而叹气，正巧遇到张飞，两人进入酒店又遇到关羽，随后三人在桃园三结义，此乃生之交呀!在以后的日子里，刘关张三兄弟又得凤雏、卧龙，建立蜀国。东征为张飞报仇，被陆逊打败，在白帝城病倒。我感觉刘备待人宽厚，很重兄弟情义，又重用人才，是《三国演义》里不可多得的英雄人物。
提起诸葛亮，那可是足智多谋。在《三国演义》中最聪明的就非诸葛亮莫属了，他是有名的战略家、政治家、军事家。他是刘备最得意的军师。“草船借箭”表明了诸葛亮有胆有识;“空城计”和“火烧新野”又表明了诸葛亮的足智多谋;机智的头脑曾多次帮刘备击败曹军，可谓是屡战屡胜。令人佩服的五体投地呀!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位敢于冒险，知识渊博的人，真可谓天下奇才。
枣红的脸，长长的发，手拿青龙偃月刀，过五关斩六将。此人便是关羽。“刮骨疗毒”验证了他的勇敢和坚强。“单刀赴会”又说明他武力高强，有胆量。一般人无法抵挡关羽的攻击，是一员威猛厉害的武将，但他也有失误之处：一不小心竟把荆州给了别人，真是不应该呀!但他的勇猛和仁义深深刻在我的脑海里。
话说三国，英雄好汉纷纷浮现水面，让人应接不暇，眼花缭乱。走进三国时代，欣赏众多英雄人物，让我仿佛听到了桃园三结义时，刘关张三人碰杯的声音;仿佛看到了当年关羽过五关斩六将时的壮观场面;仿佛看到了诸葛亮摇着羽毛扇，胸有成竹的样子。
所以说，《三国演义》真不愧为历史名著，绝世佳作!三国文化源远流长。
许昌的传统文化研究的作文【二】
由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罗钢、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刘象愚合作编著的《文化研究读本》是一本集合西方文化研究学者的学术论文集，其中摘录的都是在文化理论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要的批判性观点和论断。通过阅读这本文化研究文献合集一方面能够了解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发展状况，另一方面也能吸收和借鉴西方文化理论研究的方式方法，从中获得启发。本书主要分为六个部分，包括前言、什么是文化研究、文化研究的起源、差异政治与文化身份、大众文化的政治经济学、传媒研究。
前言部分两位作者梳理了文化研究的历史、理论与方法，介绍了文化研究的侧重点和研究主体、重要的文化学者和其提出的里程碑式的文化观点和批判理论，并将这些理论按照类别加以区分，让人对本书的内容和结构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熟悉这些文化研究者的观点，帮助在后面的论文中更加深入的体会其观点的论述和表达。
第一部分“什么是文化研究”，描述了文化研究的诸多概念和定义。在理查德·约翰生的“究竟什么是文化研究”中，他主要论述了文化研究一些基本的概念和问题，探讨文化研究符码化和一些定义的策略问题，并提出自己的观点“我要提出的论点是，文化研究有三种主要模式：基于生产的研究、基于文本的研究和对活生生的文化的研究。”斯图亚特·霍尔则提出了文化研究的两种主要范式：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并论述了二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文化研究中‘文化主义’的线索，随着‘结构主义’知识景观的出现被打断了。尽管结构主义可能比‘文化主义’更为多变，然而它们还是共享了某些共通的立场和方向。”而托尼贝内特的文章“置政策与文化研究之中”则阐述了政府和政策在文化研究中的必要性以及其中体现出的霸权与民主。“然而，在此我认为，只有通过使用那些通过置“政策”于文化研究之中而产生的补救办法，文化研究才能确实摆脱那些庸俗形式……”
第二部分探究“文化研究的起源”，三大文化研究的奠基人理查德·霍加特、雷蒙·威廉斯和E.P.汤普森给出了各自的观点和看法。理查德·霍加特倾向于赞扬早期以工人阶级文化为代表的大众文化，以“派格报”连载小说为代表分析其中体现的工人阶级文化选择和审美。“工人阶级特别喜爱那些读物、星期日漫谈类报纸、休闲类报纸，从整个不列颠群岛殚精竭虑的收集所有能找到的合适的材料，这对几乎全体成年的工人阶级都有吸引力。”雷蒙·威廉斯的“文化分析”以文化的三种定义：“理想式”、“文献式”、“社会式”为中心，分析其中的依据和原理，找到研究和利用价值。“在我看来，上述每一种定义都有价值。因为，不仅在艺术和知性作品中，而且在制度和行为方式中，寻求意义和价值、寻求创造性人类活动记载，看来肯定都是非常必要的。”第三篇是摘录E.P.汤普森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序言，研究在工业革命之下出现的英国工人阶级。
第三部分“差异政治与文化身份”主要讲述边缘文化和亚文化的内容。科内尔·韦斯特的两篇文章都从不同的方面展开研究。“新的差异文化政治”从知识、生存和政治三方面的挑战展开论述，并在结尾表达了自己的美好期许，“虽然大多数第一世界知识分子都采取了保护充满危机的现在的回顾性和保守观点，但我们仍然提倡一种对未来充满希望、充满无限可能性和潜力的语言性幻想，对当下承受社会消耗的人来说则尤其如此。”“少数者话语和经典构成中的陷阱”则探讨了一直被排斥在主流之外的非洲裔美国文学批评的发展变迁，针对其如何摆脱陷入欧美精英派形式主义的危机中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文化批评家们应该改进经典构成的类型，使它们在如何更好地回应我们置身的社会和文化的当下未及的战斗中发挥战略武器的作用。”安·杜希尔通过研究“芭比娃娃”这一风靡世界的玩具的跨文化元素和差异销售规则分析其中体现出的文化霸权和种族歧视，“芭比娃娃、上面简述的童话故事，乃至我们读给自己孩子的那些看似纯真无染的童话，它们的共性在我看来都是编织在童话符码里的种族和性别神话。”
第四部分“大众文化的政治经济学”探讨的是文化商业化、产业化的相关理论。身为大众文化理论家，约翰·菲斯克在“大众经济”中叙述了大众文化经济中的大众性与多样性、抵抗与符号权利、财政经济和文化经济等内容，“在这个意义上，正是文化经济的意义和快感决定了那笔资本的经济回收的幅度：文化经济以与资本权力相对抗的衣服辩证力量驱动着财经经济。”詹尼斯·拉德维通过”浪漫小说的机构形成“分析了工业文化时代浪漫小说的发展和演变“……浪漫小说阅读经验的内涵也许同两方面密切相关：一方面是阅读行为符合中产阶级母亲的时间，另一方面使故事本身处理的焦虑、恐惧和心理需求来自于女性的而社会和家庭地位。”皮埃尔·布尔迪厄的“如何才能做一个体育爱好者”描述了体育从精英化转向大众化的过程，探讨了体育与娱乐、身体健康以及社会地位的关系。“实践不同体育运动的可能性在于，每一种运动都不同程度地首先离不开经济资本，其次离不开文化资本和闲暇时间；它也离不开具有阶级或阶层特点的伦理和审美性情与每一种运动包含或似乎包含的伦理或审美的客观潜在力量之间的亲和关系。”
最后是“传媒研究”聚焦在电视、电影和音乐等艺术形态的文化研究。首先是莱恩·昂的“《达拉斯》与大众文化意识形态”，通过分析美国电视剧“达拉斯”（即“豪门恩怨”）中体现的众文化意识形态来分析其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火遍全球的`原因。“然而快感是大众文化意识形态所忽略的范畴。在它的话语里，快感似乎是非存在物。”在“MTV：追逐（后现代）明星”中，劳伦斯·格罗斯伯格分析了音乐电视中体现出的文化商品化和传播的后现代性，“我们只有理解音乐电视与经济、技术、历史和文化变迁的关系，才能理解音乐电视。”理查德·奥曼在自己的教师手记中阐述了广告的双重言说及其体现的意识形态话题。“意识形态的话题并不总是等于双重言说，但是它轻易就能成为双重言说。”
这本书与我之前读过的约翰·斯道雷（本书也有他的文章摘录）的《文化理论和大众文化导论》比较近似，都是对上世纪重要的文化学者及其批判理论的总结和阐述，然而前者主要是分类摘录学者原文，凭借原汁原味的第一手料让人近距离接触和了解文化名家的观点和依据，后者则是第三人称陈述，重点列举出比较有影响力的文化理论，以自己的理解对文化研究的发展历史做出总结，而且更多的是解释各种文化定义和概念，与教科书很类似。对我来说，我还是更喜欢阅读《文化研究读本》中收录的原文，虽然不一定能够将作者的写作意图理解的十分透彻，但是我从中能得到自己的感受和体会，这种体会比任何名家解析都更让我记忆犹新。在这本书中，我既能了解到个人比较喜欢的描述文化现象的文章，也能读到比较抽象的理论描述，有些难懂不过可以使自己的思维得到锻炼和提升。
之前一直听许多人说，前言对一本书来说非常重要，也是必读的部分，但是我之前在阅读文学名著的时候一直是忽略它的，觉得都是作者的写作感受，跟内容本身无关。事实上，前言中包含了许多与书本有关的周边信息，可以了解作者的写作意图、思路，内容梗概，尤其对于学术著作，明晰作者的写作背景、主要观点、论述方式以及对论据分析是十分必要的，能够帮助理解整本书的内容框架、捋顺阅读思路。在《文化研究读本》的前言中，两位编者说明了编著此书的目的，并对书中收录的论文和作者及其主要观点做出简要的描述和分析，让我对这些学者的研究领域和基本观点有了大体上的了解，对后面的论文阅读也能相对较快的进入状态。
从内容上来说，这本书中的文章将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现象都以文化的角度进行了研究和分析，开阔了我的思维，并将其往更深一层引进，比如，芭比娃娃、摇滚乐、电视剧等等的背后都有很深的文化根源，它们不仅仅是表面上看的那样五彩斑斓、形式各异，而是工业文明下批量制造的产物，有着既定的生产流程，并在刚一出现就已经拥有很深的文化烙印，其内在的无论是霸权文化入侵，还是种族歧视、文化抵制等等，都会给接触者带来巨大的影响力。在安·杜尔西的文章中就描述除了这样的的影响力：从小出生在白人统治的世界，玩着白人芭比娃娃，其中透出的西方审美观已经深入到内心，以至于“我长大时，总以为自己很丑，纠结的头发，宽大的臀部，漏缝的牙齿……直到有几个尼日利亚男子告诉我，在他们的文化里，这样的牙缝是大美人的标志……”而美国摇滚乐的产生与流行和美国七十年代的越战有密切关系，摇滚乐疯狂激烈的音乐风格为人们提供了反抗战争和发泄不满的有效渠道。在漫长的社会发展过程中，人们也在不断的为各种活动帖上文化的标签，比如沙滩代表了度假、休闲、活力，购物中心代表妇女、花费，城市代表快节奏、发达等等，这些原本是脑海中的定式搬的联想，原来都大有研究，我也从中受益匪浅。
《文化研究读本》是一本收录西方文化学者研究论文的书籍，从各个侧面展示出了西方文化研究领域的现状和发展趋势。西方为文化研究起步较早且相对成熟，然而正如前言所说，“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能为它划出一个清晰的学科界限，更没有人能为它提供一种确切的、普遍接受的定义。”正因为如此，一代代的文化学者都倾其毕生的精力来推进世界文化研究的发展，而这种锲而不舍、追根溯源的研究精神是十分值得我学习的。
许昌的传统文化研究的作文【三】
改写这一概念是Lefevere 提出的，他认为翻译、编史、选集、批评、编辑等等都是不同形式的改写，它们都从某种程度上对原文进行了改变和操控，其中翻译是最为明显、最有影响的改写，因为它在另一种文化中树立了作者或者作品的形象，让他们突破了原文化的界限。在《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的前言中，Bassnette 和Lefevere 指出翻译是对原文的改写，而所有的改写，不管出于什么目的，都体现了某种意识形态和诗学，也同样对文学进行操控让它在某个社会中起到特定的作用（viii）。在这本书中，Lefevere 多次提到改写同意识形态和诗学的关系，翻译作为最明显的改写形式也要受到意识形态和诗学的限制。
（一）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有广泛的意义，是一个关于社会文化的概念。当我们谈论意识形态的时候，可能会涉及到政治经济情况、民族的文化导向甚至某个社会的文学体系。意识形态在翻译中起着重要作用，决定了译者将要采取的基本策略。Lefevere 在他的另一本书《文学翻译：比较文学背景下的理论与实践》中，明确指出译者都想出版自己的作品，如果译作同目标文化中人们接受的行为标准，也就是这种文化中的'意识形态不冲突，那译者的目的就容易达到。翻译过程中最为有影响力的意识形态限制来自于政治，尤其是在那些政治敏感的社会或者时期，在这样的情况下，译者必须做出决定选择哪些类型的文本以及翻译的策略。
（二）诗学
诗学包括两部分，一方面指文学手段、文学样式、主题、原形人物、情节和象征等一系列文学要素，另一方面指的是观念，即在社会体系中，文学起什么作用，或应起什么作用。不同文化中的诗学会相互冲突，目的语文化中处于主导地位的诗学必然会影响到译者的翻译，所以为了达到某种诗学要求，译者必须做出让步，因为一种文化中人们广泛认可的诗学可能在另一种文化中并不受欢迎，这时候就需要译者采取有效的翻译策略，比如遵循目的语文化中的叙事方式或者改变原作的结构等等。
改写理论有着很强的适用性，它不同于以往文本对照的研究方法，而更关注翻译的“成品”，为研究文学翻译提供了新的视角。
参考文献：
[1]Lefevere, André. Translation, Rewriting, & the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Shanghai: Shanghai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2] —. Translating Literature: Practice and Theory in aComparative Literature Context. New York: The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19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