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吴姓的历史和现状的研究作文【一】
暮色四合，倦鸟投林。世间万籁无声，夜穹上悬挂的冰轮扯着皎洁与清冷将月辉洒至旷野。熠熠发光的东方古国在月华下悄然腾飞，若浩淼海洋中升起的星河，瓷文化在银河中，最为璀璨。
追朔亘古，早至春秋战国时期陶器已经诞生于世。当时，陶器的萌芽在建筑用陶与冥用陶的两个方向蔓延，盘根错节。秦汉时期，“秦砖汉瓦”更是造就了陶艺术的一段佳话。霞西省西安市出土的秦兵马俑，繁多的若无尽的落叶;形体巨大，将秦兵的彪悍雄伟刻画地栩栩如生，堪称陶瓷文化中的瑰宝。
隋唐时期，烧制的唐三彩更是精致地令人张目结舌。隋代，中国窑工烧制出了白瓷。这项伟大的成就，逐渐改变了青瓷统一天下的格局。刑窑白瓷最为著名，有“类雪”“类银”的美誉。“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唐代诗人陆龟蒙对“类玉”“类冰”青瓷的赞叹。将越窑青瓷形容成千峰翠色，正是对越窑青瓷青翠莹润之轴色特点的诗意写照。
宋元时期，瓷器的工艺技术是“更上一层楼”。最颇有盛名的瓷器非元青花莫属，元青花类玉品质更是体现地惟妙惟肖。均、汝、官、哥、定五大窑所取得的卓越成就，是中国在人类制瓷业上的精品之作。冰肌玉骨般的素雅，沉静的品格令人叹为观止。
明清时期的陶瓷在宋元结实的根基上发扬光大。从而达到了制瓷的巅峰。这期间仿制的古窑精品，无论造型、款式足以乱真。
中国的瓷业成就了中国的历史。亘古时期的根基，已萌发为粗枝绿叶，繁花似锦的地步。中国的文明依旧递进，瓷业的脚步永无止境。
关于吴姓的历史和现状的研究作文【二】
未曾接触汤因比这句话的时候，一直没有想到过，看了汤因比这句话，回头想上一想，生活在经常打些无义战的春秋时代，或周游列国，或退而办学，孔子一直在推销和传授他的治国方略和仁义礼智的理想，确乎不曾有过要实现政治统一的意思，孔子头脑中未曾有过秦始皇和刘邦式的大一统思想，孔子那里几乎没有什么国家概念，从孔子周游列国看，他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世界主义者，虽然他是鲁国人，如果有哪个国家同意，他都愿意去推行他的一些想法。也许用些力气可以从《论语》以及和孔子有关的古籍中挖掘出一些“爱国主义”方面的东西，挖掘出来怕也总是勉强。
在孔子那里，似乎并无“屈原”之用。这也许并不奇怪，孔子欲以“道德”约之以己，以“礼”约之以君臣人伦，他的着眼点在文明建设，而不在政治性的江山一统。春秋时候虽然时有不义之战，但这些战争似乎多属国与国之间利益情仇性的冲突，于华夏文明并无大的不利，没有像战国末期那样把文明拖入凄惨的境地，而以同一华夏文明为背景，人们在政治上分为一系列相对独立的国家，于文化乃至文明的发展和建设或许还有些自由争鸣、相互促进的好处。越来越仰仗武力的战国末期是让人遗憾的，若非吞并之心使大地上到处都是硝烟，春秋战国乃是中华文明史上非常辉煌的年代，真正的、到目前为止也可能是惟一一次的“百家争鸣”就出现在那时候，中国的思想在那时候非常活跃。汤因比说：“在公元前221年政治统一之前，中国早已实现了文化统一。在这方面，中国最伟大、最富创造性的思想文化运动发生在兵连祸接的春秋战国时代，即完成政治统一之前。这是包括孔子在内的几乎所有中国哲学学派奠基人所在的时代。”
汤因比认为，中国最初拥有清晰的历史记载的时间不早于公元前9世纪或者公元前8世纪。就我们所知——汤因比说——中国的夏代是传说的朝代，亦即“无文字记载”的“前文明”意义上的“史前史”时代，商、周政权是真实的存在，这有商代刻写在“卜骨”上的铭文和具有指导意义的同代文字史料为证。即使这样，汤因比指出，仍没有证据表明，商朝政权是同秦汉王朝及其之后的各个化身一样的政治实体。汤因比认为，由始皇帝完成并经刘邦加以拯救的那种政治统一在中国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汤因比知道，他的说法是不为中国学者所同意的。到了21世纪初，汤因比的说法可能就更不能为中国学者所同意了。2000年，“夏商周断代工程”发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一九九六—二OOO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和《夏商周年表》，“这份《年表》定夏代始年大约为公元前二O七O年，夏商分界大约为公元前一六OO年，商周分界具体为公元前一O四六年。又将具体的帝王年代从公元前八四一年向前推移到前一二五O年，即武丁元年。”（参见陈宁《“夏商周断代工程”争议难平》）
《夏商周断代工程一九九六—二OOO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和《夏商周年表》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质疑，这个就不说了，倒是汤因比的一句话现在也可以拿来一用。他说：政治统一“这是后来的轮廓，在公元前221年以前尚未形成，只是从汉代起才被中国学者当作他们对整个中国历史的解释模式。结果，这个模式在不违背事实的情况下就不能适用于中国早期史。但中国的学者宁愿违背事实，而不愿放弃他们这种自成一体、先入为主的解说”。
其实，即使承认汤因比的说法，也不会影响华夏文明的辉煌，多少国家并不用借光于历史断代。
研究一下汤因比的一些论述，也许对一些传统观念会有些震动。
关于吴姓的历史和现状的研究作文【三】
我国的陈姓源远流长，传说周武王灭商以后，追封前代圣王的后人，找到了舜帝的后裔妫满。武王把大女儿元姬嫁给他，封他为陈(河南淮阳候，让他奉守舜帝的宗祀。妫满氏后，谥号陈胡公，陈氏是他的后代，历代视为正宗。这也是后来陈姓人口的快速增长奠定了基础。
陈姓是帝舜的后裔，其远祖可以追溯到黄帝。周武王灭商后，封妫满于陈，并把大女儿元姬嫁给他，封他为陈侯，妫满后，封为陈胡公。这是陈姓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陈国开国公胡公满也因此而成为陈氏得姓的开山祖。在东周初年，陈国与郑国、蔡国等同为中原大国。其国都宛丘，在今河南省淮阳县城东三里。陈国灭亡后，陈国人便以国为姓，在中国各地艰难生存。
2.在历史长河中陈姓人才辈出。有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汉末文学家陈琳，唐代文学家陈子昂，西晋史学家陈寿，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陈毅，清臣陈名夏，明末清初散文家陈贞慧，明清之际思想家陈确……我们为陈姓祖先创造的辉煌感到自豪。
3.陈姓是当代中国第五大姓。据统计，陈姓人口总数超过8000万
关于吴姓的历史和现状的研究作文【四】
3.1 立足现实，开拓创新
随着21世纪世界科技竞争的加剧，国外信息资源对我国科技的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将会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新时期，在文献资源的建设中应根据我国国情，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切实可行的规划，既不能思想僵化，闭门造车，也不能盲目跟进，对项目的建设必须有明确的目标，确实的范围。在目前文献数量急剧增长、文献类型多样化、现代信息技术迅速发展的情况下，建设适合我国经济文化发展需要的文献保障体系，更需要广泛吸收国内外先进经验，创新技术、创新管理，走出一条适应我国社会发展的文献资源共建共享之路。
3.2 确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协调模式
外刊文献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模式，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全国图书馆界探讨的热点，在我国外刊文献资源共建共享的实践中也表现了多模式共存的状况。然而从大多数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以及从多年来我国外刊文献资源共建共享的'实际成效来看，有两种模式已经成为我国外刊资源共建共享的主要模式。一是建立全国系统内的外刊文献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模式；二是建立以省、大城市为中心的跨系统的外刊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模式。这两种模式是构建我国外刊资源保障体系的切实可行的模式。当前应积极总结这两种模式的成功经验，探讨解决出现的问题，进一步确立新形势下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以推进全国外刊资源共建共享的进程。
3.3 各地发展不均衡，应启动中小型图书馆共同参与
从全国范围来看，协调工作各地发展并不均衡，外刊资源共建共享发展较快的大都集中在经济科技文化发达的地区，如北京、上海、广东、山东、福建等，不少省市刚刚起步，尤其在中小城市，缺少协调机构，信息闭塞，一些中小型图书馆在外刊资源建设中仍然存在严重的“大而全”、“小而全”思想。有些单位至今没有加入任何一个协调组织，各自为政，从而文献保障率越来越低，这必将形成恶性循环，迫切需要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
3.4 多渠道筹措经费，保障各级协调工作的顺利进行
经费问题一直是外刊资源共建共享的关键因素，也是图书情报界人士探讨的热点之一。由于缺少经费的支持，各地区、各系统的协调工作也是做做停停，目前协作机构多是按经费比例收取成员馆协调费用，由于没有稳定的经费来源，协调机构的工作没有保障，曾经参与外刊资源共享、协调订购的图书馆，也很难坚持下来，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具有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不仅有益于每一个参与的图书馆，同时也对整个周边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有益，因此，在政府拨款的同时，还应通过多种渠道筹措资金以保障协调工作的顺利进行。
3.5 加强立法，使共建共享走向法制轨道
目前我国还没有颁布《图书馆法》无法为全国文献共建共享提供法律保障，仅靠一些图书馆之间的倡议，本着“积极参与、平等协作、承担义务、互惠互利”的原则来进行还不够，很难维持协调工作局面，迫切需要通过法律手段来制定文献分工购藏方针，规定各成员馆的责任、范围和服务方法以及自身的利益，奖惩方式等，没有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的保障，缺乏约束机制，任何共建共享也只是建立在自发的松散的结构体系上，很难维持协调工作的局面。
3.6 深入开展对外刊资源共建共享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的外刊建设出现了新的问题，同时信息环境的改变，又为外刊工作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因此，有许多课题需要研究，这些问题主要包括：①对我国外刊资源整体化协调发展的保障机制的研究；②如何在数字化和网络化新技术的基础上建立一个高效的、符合社会未来发展需要的、能对我国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提供有力支持的文献保障体系；③对协调机构整体利益与成员馆个体利益的研究；④如何建立协调指标体系，将协调工作进行量化研究，通过科学评估，为调整协作系统各馆的期刊订购提供科学依据；⑤如何在共建共享机制下对各图书馆进行文献资源的评估；⑥目前电子期刊资源已经成为整体文献资源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加强电子期刊资源收藏和利用的调查研究，以进行科学的电子期刊成本与效益分析；⑦如何加强电子期刊的协调共享和网上文献传递工作；⑧由于新技术在期刊工作中的广泛应用，电子期刊的大量出现，给期刊工作者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从现有期刊人员总体情况看，业务和管理水平亟待提高。
关于吴姓的历史和现状的研究作文【五】
《历史研究》出自阿诺尔德。约瑟。汤因比（Arnorld Joseph Toynbee，1889年4月14日—1975年10月22日，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为十册鸿篇巨著，讲述了世界各个主要民族的兴起与衰落。汤因比认为，不应该把历史现象局限在一个民族国家研究，而是要放到更大的范围进行比较和考察，这个更大的范围就是文明。
文明是少数有创造力的人创造引导发展的，或言之，没有这些人，文明将会停滞不前。而这些有着创造力的少数人也并不是总保持着创造力的，也正是因为如此，斯宾格勒等著名历史学家就认为文明终究会衰弱，正如人逃不过生老病的规律一般。
然而文明真的无法摆脱“衰弱”之命运吗？恐其非然，文明是人所创造的，人是造物主的杰作，虽存在诸多的缺点，却仍可承受此等赞誉。认识存在相当的主观能动性。文明之所以会有兴衰，原因无他，皆是人能否发挥了主观能动性；衰无他因，根源于人本源之惰性。正如一基督主教所言“敌人正好在你的体内，你所犯的错误的原因就在那里面，所以我要说管好你自己。”
文明的进步与否和有创造力的个体有关。表明，有创造力的人都会让社会上的多数人来模仿自己的行为。这种模仿是一种机械性的模仿，而不是模仿有创造的心灵。此种模仿可在一定程度上将已有的文明在空间上拓展，在时间上延续。同时，这些有创造力者在社会作用下有可能会迷失自我，他们也因此丧失创造力。当他们丧失创造力时，人们将不再模仿、遵从，是此，有些“原有创造力者”会采强迫方式。正谓之，“先知变成教官，圣人变成暴君”。亦即，当已失去创造力之人迫使社会其他成员模仿、遵从其反文明的行为或言语时，衰亡便露出端倪。兴兮，衰之所伏；衰兮，兴之所依。
所谓的迷失自我究为何意。人是和环境不断密切互动的，这个环境既包括自然环境，也包括社会环境。人在过多的崇拜情形下，就变得乐于享受并安于现状，这也是他们丧失创造力的主要原因之一。历史上的罗马帝国、威尼斯王国、意大利王国皆是如此。盛极一时、风靡地中海的古希腊曾一度击败强大无比的波斯帝国，就是这样的古希腊文明也归于消亡。他们没有败给强大的敌人，而是败给了骄傲的自己，败给了自己所崇拜的已然过去时的丰富文化（失去了原先文明所具有的创造力）。乐成的经验累积到一定程度，不加以进一步的创造或改良，就无法应对新的挑战和障碍，因而衰弱甚至消亡就成了历史的常戏。
如此就有人追问，难道没有一直对各种荣耀和夸赞保持警惕之心的原创力之人吗？历史中不乏这样的人。然则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即是前后辈的人持续地发挥创造力。文明断代进而衰弱的现象正是说明具有原创力的人自身创造力的丧失和后继具有原创力之人的缺失。
读史明今，个体的生活何尝不是另一种简短的历史，也上演着兴衰。从洪荒混沌到识得礼义技能，每一个进步都是创造力的再现。生活或者工作学习，若固步自封，停留在已有的成果上不思进取，则如逆水行舟。现有的经验或者技能，并不足以完全应对未来的挑战和机遇，因而定期的更新知识体系和完善为人处世方式，就显得尤为必要。
关于吴姓的历史和现状的研究作文【六】
根据上述对历史货币地理的研究对象和范畴的界定，我们可以把历史货币地理研究的具体内容划分为以下几个方面，谨以春秋战国时期的货币铸造与流通为例说明之：
1、对货币铸造区域的研究。
对中国历代货币铸造区域的研究在历史货币地理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我们不仅可以通过对历代货币铸造区域演变的研究，复原出历代货币铸造的地域分布格局；而且可进一步探析铸造区域、货币流通区域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对货币经济发展的深层次影响。在这方面有很多工作值得去做。我们根据春秋战国时代货币币范的考古和发掘情况，以此为标准复原了这一时期青铜货币铸造区域内近30处的货币铸造地点，并进一步研究了与货币铸造密切相关的铜矿资源的自然分布问题。在此基础上，我们又复原了春秋战国时期货币铸造区域的空间扩展过程，总结了货币铸造区域的演迁规律。
2、对货币流通区域形成和演变的研究。
历史上任何社会的经济活动，不论是工业、农业或是交通运输业以及商品流通等，都必须落实到一定的地区和地点，并在当地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环境即自然、技术、经济条件的影响下，形成特殊的地区组合。[2]（p55）从属于经济活动的货币流通自然也不例外。对于历史货币地理而言，如果没有地理学所必备的空间分析和区域研究方法，就等于失去了地理学研究的特色和价值。因此，在历史货币地理研究中，对于货币流通的空间分析和区域研究应成为历史货币地理研究的基本内容和出发点，同时也是货币地理区别于货币史、钱币学的重要标志。春秋战国时期，流通货币的种类非常之繁多，几乎每一种特定的币形都有其相应的流通区域。我们择取其中影响最大和流通区域最广的刀、布、圜三种青铜铸币的流通区域进行了综合考察。
我们以币形的一致性原则、区域发展的动态性原则和区域界线的相对性原则为基本标准，对春秋战国时期青铜铸币中的布钱的原生流通区域、次生流通区域和刀币流通区域中尖首刀、燕刀和齐刀流通区域内的空间差异状态，以及区域的空间范围、区域发展演变的过程进行了全面考察，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春秋战国时期货币流通区域的两种不同类型：单一货币流通区域和复合货币流通区域。我们对复合货币流通区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依据考古学中的共存关系制定了确定复合货币流通区域的标准，并对刀布复合流通区域产生的自然条件，区域的空间范围，区域形成的原因及其历史意义作了详细的讨论。通过对上述问题的探讨，使我们大体上明晰了春秋战国时期，作为黄河流域农耕与游牧民族经济活动的重要空间——货币流通区域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区域分异规律。
3、探讨货币流通区域形成与演变的地理基础。
地理环境是货币流通区域形成与演变的基础。由地理位置、自然地理环境、经济地理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等综合构成的整体地理环境，[3]（p47）必然成为影响和制约货币流通区域形成与演变的基本因素。在这里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影响春秋战国时期诸货币流通区域的地理基础因素是多种多样的，综合的。一种类型的货币流通区域的形成与演变往往是在上述地理位置、自然地理环境、经济地理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产生的，我们只是为了表述的简便，而仅将影响某一类型的货币流通区域的主导因素加以概括和总结。我们共归纳出影响春秋战国时期货币流通区域形成与演变的六种主要的地理基础因素：自然地理因素、经济地理因素、民族和人口地理因素、政治地理因素、军事地理因素、宗教习俗地理因素。上述诸种自然环境条件与经济社会人文因素综合作用，相互叠加，共同影响和改变了春秋战国时期各个货币流通区域的空间面貌，形成了各个货币流通区域之内的空间差异状况。
4、对货币经济区及其空间结构关系的研究。
对中国历代货币经济区的研究应是历史货币地理研究的重要内容，在此方面需要做的工作也很多。在这里我们对春秋战国时期货币经济区及其空间结构做了初步的讨论，并进一步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的货币经济区，是指在地域分工基础上形成的，以货币经济中心城市（或经济都会）为依托，通过货币的流通纽带联接起来的，由具有区域经济差异特色的货币流通区域共同组成的地域经济的综合体。货币的流通区域，货币经济的中心城市以及货币流通网络是其空间结构的基本要素。研究春秋战国时期的货币经济区及其空间结构就是要对这一时期货币经济的地域系统进行宏观的、综合的、多层次的考察，通过对货币经济区及其空间结构诸要素的整体考察，从历史货币地理的角度，揭示和探索统一时代到来之际当时中国社会业已具备的经济地理基础，以期对春秋战国之际中国社会各方面所发生的重大转变，从历史货币地理的角度做出一种全面和合理的诠释。
5、探讨空间背景下的货币和货币经济。
如何反作用于社会环境的，即研究货币的地理性，在特定的时段下它们是怎样影响和改变当时中国社会、经济、政治诸领域的问题。货币与货币经济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马克思把它称之为“第一推动力和持续的动力”。但货币与货币经济如何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并不属于历史货币地理直接研究的范畴。历史货币地理研究货币和货币经济对社会发展的影响问题是通过对货币与货币经济同空间的结合关系体现出来的，这应是探讨空间背景下货币及货币经济对社会环境反作用的内涵所在。
鉴于此，我们在讨论春秋战国时期货币的地理性给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等各个领域所带来的影响时，以这一时期各类货币及其相应的流通区域为主要对象，探讨了货币的流通及其相应的流通区域是如何改变春秋战国之际中国社会的整体环境条件的问题，揭示了春秋战国时期的货币及其流通区域给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等各个领域所带来的深刻影响。具体地讲就是货币及其流通区域的相互作用消融了生活在黄河流域从事农耕经济的华夏族和从事游牧经济的戎狄族之间基于经济生产方式的差异而形成的互相对立，实现了两大民族的融合，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诞生创造了民族融合的条件；货币及其流通区域内的统一趋势催生了战国后期货币经济区内的统一萌芽和各货币区之间的经济融合，建构了统一货币经济区；货币在空间的集聚改变了春秋战国之际城市空间的面貌，使城市内部集聚了活跃货币经济因素，这为秦汉封建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动力。
6、总结历史，服务现实需要，充分发挥历史货币地理研究“有用于世”的学科功能，为当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历史货币地理研究作为一个崭新的学科领域，尽管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但其研究的终极目标确是相当清楚的。那就是通过研究历史时期，货币在空间的地域分布和流通的变化，包括地域空间货币的存量、流量、流向、流动范围、流通渠道的变化，对地域间的货币结构、经济结构进行比较分析，揭示出彼此之间经济发展的联系和差异，为建立合理的货币系统，安排经济布局，制定地区经济发展战略提供灵敏信息和科学依据。[4]（p146）鉴于此，我们可以通过对中国历代货币空间地域分布和流通状况的研究，进一步探索历史时期我国地域间经济结构与经济发展的联系与差异，总结出历代货币经济合理布局的基本经验，探索货币地域流通的基本规律，为今天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献计献策。总之，如何发挥历史货币地理有用于世的学科功能，应是我们在今后学习和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7、对货币文化地域差异的研究。
若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中国古代货币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而对中国古代货币文化的地域差异的分析与研究毫无疑问应构成历史货币地理研究的又一必不可少的研究内容。对于春秋战国货币文化的区域特征的研究，近年来已被有关学者所关注，他们把春秋战国时期的货币文化区进行了如下的划分：东周时期中原文化圈形成了布币流通区；齐鲁文化圈形成了刀币流通区；楚文化圈形成铜贝金币流通区；秦文化圈形成了圆钱流通区。先秦四大货币体系较典型地表现了东周文化圈的文明内涵和文化特征。[5]（P97）对这种货币文化区的划分，其优劣短长我们暂不做评论，但就历史货币地理研究而言，对于历史货币文化的区域研究与空间分析确属一个尚未被系统认真研究的课题。如春秋战国时期货币文化的地域差异就能通过不同货币理论的差异表现出来。譬如说，我国最早的“子母相权”的货币理论为什么会出现在号称“天下之中”的东周王畿之地洛阳？而代表先秦之际中国货币理论最高成就的《管子》一书为什么会出现在东方海滨的齐国？齐地所特有的沿海经济究竟是怎样影响了《管子》的货币理论？受东方沿海经济影响而产生的《管子》货币理论与关西农耕经济条件下所孕育的《商君书》中所见的货币理论，其差异究竟何在？这两种货币理论所在的地域环境究竟是如何影响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货币理论？这些内容都应该是历史货币地理研究有所涉及的。只是限于时间和篇幅的原因，在这里仅作为一个问题提出，待今后再进行系统的探讨。总之，货币文化的地域差异也应成为历史货币地理研究的必不可少的有机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