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心于古文化研究的作文【一】
这可叫我为难了。农村小屁孩，哪都没去过，这可叫我咋交差啊!
回家之后，外婆见我眉头都锁在一起了，心疼地问：“咋咧?”
“老师叫我们写一篇游记，我哪都没去过，这儿又没啥景点，咋写呀”
外婆想了一会儿，说：“有一个亭子，你看写这中不?”
“中!”笑容立马荡漾在我脸上，“我们走吧!”我拉着外婆的手，就往门外奔。
一阵小跑，外婆跟在后面气喘吁吁，我则在前面开心得哈哈大笑，
小路一直往北延伸。愈往山上走，一片片板栗林愈加葱密。龙湖是板栗的故乡，我们小村庄的板栗林更是美名远扬，
蜿蜒的上山路，我们祖孙俩爬了近一顿饭工夫。站在半山腰往村里望去，小河环抱住整个村子，村子就像一片巨大的板栗叶，安睡在小河旁。以前咋就没有这样欣赏过呢?再仔细一瞧，我家还真掩映在板栗林下呢。蓝天、白云、绿海，我的心都被眼前的宁静陶醉啦!
正值初夏，雨后的板栗树格外油亮。一路上不时瞅见憨厚的农家汉子在刨土修林。新鲜的泥土的气息、野花的芳香和着暖暖的阳光在身边升起、弥漫，好有诗意啊!我不禁欢呼起来。
咦，哪里有水哗哗的声响?闻声寻去，一股清澈的山泉从石缝中流泻而出。捧一汪泉水，泼在脸上，确实清爽!鸟儿呼朋唤友，卖弄着清脆的嗓子，歌声委婉动听。还透着淡淡的.喜悦，似乎腼腆娇羞，又似乎热情洋溢。还有咕呱呱咕呱呱叫着的蛤蟆……它们都在用自己的语言唱着对山水的热爱!我这颗小小的心都被这些小家伙们陶醉啦!
又走了一段路。“瞅，在那儿!”沿着外婆的指向望去，密林中果真有一个亭子。我立刻跑了过去。
亭子坐落在山水之间，檐角高翘，红瓦圆柱，八面来风。中间有水泥桌，东南西北有石凳。真是小巧玲珑，别具匠心。坐在亭子里，一种闲情雅趣油然而生。和风吹过，拂走一路风尘，外婆的缕缕银发也随风撩起。我看着外婆，笑了;外婆看着我，也笑了，仿佛一下子年轻了许多……
亭子旁边有许多花草，花草丛中还长着一颗颗红红的野草莓，摘一个放在嘴里，嗯。真甜!外婆看了，嘴里念叨着：“乱摘果子吃!小馋猫。”边说边又忍不住乐了，搞得我很不好意思。
我问外婆：“这亭子叫啥名?”
“嗨，一个小亭子，有啥名哟!要不，你给起一个?”
叫我起名，我可兴奋着咧!这里的美景让我如此陶醉，“就叫它‘醉心亭’吧!咋样?”
“中!”
我俩又笑了，笑声飞荡在整个山林……
醉心于古文化研究的作文【二】
未曾接触汤因比这句话的时候，一直没有想到过，看了汤因比这句话，回头想上一想，生活在经常打些无义战的春秋时代，或周游列国，或退而办学，孔子一直在推销和传授他的治国方略和仁义礼智的理想，确乎不曾有过要实现政治统一的意思，孔子头脑中未曾有过秦始皇和刘邦式的大一统思想，孔子那里几乎没有什么国家概念，从孔子周游列国看，他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世界主义者，虽然他是鲁国人，如果有哪个国家同意，他都愿意去推行他的一些想法。也许用些力气可以从《论语》以及和孔子有关的古籍中挖掘出一些“爱国主义”方面的东西，挖掘出来怕也总是勉强。
在孔子那里，似乎并无“屈原”之用。这也许并不奇怪，孔子欲以“道德”约之以己，以“礼”约之以君臣人伦，他的着眼点在文明建设，而不在政治性的江山一统。春秋时候虽然时有不义之战，但这些战争似乎多属国与国之间利益情仇性的冲突，于华夏文明并无大的不利，没有像战国末期那样把文明拖入凄惨的境地，而以同一华夏文明为背景，人们在政治上分为一系列相对独立的国家，于文化乃至文明的发展和建设或许还有些自由争鸣、相互促进的好处。越来越仰仗武力的战国末期是让人遗憾的，若非吞并之心使大地上到处都是硝烟，春秋战国乃是中华文明史上非常辉煌的年代，真正的、到目前为止也可能是惟一一次的“百家争鸣”就出现在那时候，中国的思想在那时候非常活跃。汤因比说：“在公元前221年政治统一之前，中国早已实现了文化统一。在这方面，中国最伟大、最富创造性的思想文化运动发生在兵连祸接的春秋战国时代，即完成政治统一之前。这是包括孔子在内的几乎所有中国哲学学派奠基人所在的时代。”
汤因比认为，中国最初拥有清晰的历史记载的时间不早于公元前9世纪或者公元前8世纪。就我们所知——汤因比说——中国的夏代是传说的朝代，亦即“无文字记载”的“前文明”意义上的“史前史”时代，商、周政权是真实的存在，这有商代刻写在“卜骨”上的铭文和具有指导意义的同代文字史料为证。即使这样，汤因比指出，仍没有证据表明，商朝政权是同秦汉王朝及其之后的各个化身一样的政治实体。汤因比认为，由始皇帝完成并经刘邦加以拯救的那种政治统一在中国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汤因比知道，他的说法是不为中国学者所同意的。到了21世纪初，汤因比的说法可能就更不能为中国学者所同意了。2000年，“夏商周断代工程”发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一九九六—二OOO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和《夏商周年表》，“这份《年表》定夏代始年大约为公元前二O七O年，夏商分界大约为公元前一六OO年，商周分界具体为公元前一O四六年。又将具体的帝王年代从公元前八四一年向前推移到前一二五O年，即武丁元年。”（参见陈宁《“夏商周断代工程”争议难平》）
《夏商周断代工程一九九六—二OOO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和《夏商周年表》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质疑，这个就不说了，倒是汤因比的一句话现在也可以拿来一用。他说：政治统一“这是后来的轮廓，在公元前221年以前尚未形成，只是从汉代起才被中国学者当作他们对整个中国历史的解释模式。结果，这个模式在不违背事实的情况下就不能适用于中国早期史。但中国的学者宁愿违背事实，而不愿放弃他们这种自成一体、先入为主的解说”。
其实，即使承认汤因比的说法，也不会影响华夏文明的辉煌，多少国家并不用借光于历史断代。
研究一下汤因比的一些论述，也许对一些传统观念会有些震动。
醉心于古文化研究的作文【三】
20 世纪70 年代以前，西方翻译理论界主要采取文艺学和语言学两种研究模式，前者视翻译为艺术，强调译作的文学价值，后者视翻译为科学，把翻译理论和语义、语法作用的分析紧密结合起来，从语言的使用技巧上论述翻译。两者都是要把原文和译文进行文本对照。70 年代以后，翻译的理论研究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注重文化对翻译的影响。他们把翻译放到一个宏大的文化语境中去审视，认为翻译是译入语社会中一个独特的政治行为、文化行为、文学行为，而译本是译者在译入语社会的诸多因素作用下的结果。从文化角度对翻译进行研究有着明显的优势，研究者借用各种当代文化理论去考察、剖析翻译作为跨文化交际行为在译入语社会中的巨大影响和作用，从而展现出翻译研究的巨大空间和发展前景。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翻译研究学派”。
1972 年，客居荷兰的美国学者Holmes 发表了重要论文《翻译研究的名与实》，首次提出了“翻译研究”的概念，他认为翻译研究应当被视为一门独立学科，Holmes 也成为翻译研究学派的奠基人。翻译研究在20 世纪80 和90年代得以迅猛发展。我们从维也纳大学教授、知名学者Snell-Hornby 的论述中能看出其发展轨迹。1987 年Snell-Hornby 指出翻译研究无疑是属于未来的学科，到了1995 年她在《翻译研究——综合法》修订版的前言中已经把翻译研究称为一门发展速度惊人的独立学科了。
很多学者为翻译研究后来的发展做出了贡献，Lefevere 就是翻译研究学派的一位杰出代表，他的改写理论对翻译的文化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
醉心于古文化研究的作文【四】
由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罗钢、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刘象愚合作编著的《文化研究读本》是一本集合西方文化研究学者的学术论文集，其中摘录的都是在文化理论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要的批判性观点和论断。通过阅读这本文化研究文献合集一方面能够了解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发展状况，另一方面也能吸收和借鉴西方文化理论研究的方式方法，从中获得启发。本书主要分为六个部分，包括前言、什么是文化研究、文化研究的起源、差异政治与文化身份、大众文化的政治经济学、传媒研究。
前言部分两位作者梳理了文化研究的历史、理论与方法，介绍了文化研究的侧重点和研究主体、重要的文化学者和其提出的里程碑式的文化观点和批判理论，并将这些理论按照类别加以区分，让人对本书的内容和结构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熟悉这些文化研究者的观点，帮助在后面的论文中更加深入的体会其观点的论述和表达。
第一部分“什么是文化研究”，描述了文化研究的诸多概念和定义。在理查德·约翰生的“究竟什么是文化研究”中，他主要论述了文化研究一些基本的概念和问题，探讨文化研究符码化和一些定义的策略问题，并提出自己的观点“我要提出的论点是，文化研究有三种主要模式：基于生产的研究、基于文本的研究和对活生生的文化的研究。”斯图亚特·霍尔则提出了文化研究的两种主要范式：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并论述了二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文化研究中‘文化主义’的线索，随着‘结构主义’知识景观的出现被打断了。尽管结构主义可能比‘文化主义’更为多变，然而它们还是共享了某些共通的立场和方向。”而托尼贝内特的文章“置政策与文化研究之中”则阐述了政府和政策在文化研究中的必要性以及其中体现出的霸权与民主。“然而，在此我认为，只有通过使用那些通过置“政策”于文化研究之中而产生的补救办法，文化研究才能确实摆脱那些庸俗形式……。”
第二部分探究“文化研究的起源”，三大文化研究的奠基人理查德·霍加特、雷蒙·威廉斯和E.P.汤普森给出了各自的观点和看法。理查德·霍加特倾向于赞扬早期以工人阶级文化为代表的大众文化，以“派格报”连载小说为代表分析其中体现的工人阶级文化选择和审美。“工人阶级特别喜爱那些读物、星期日漫谈类报纸、休闲类报纸，从整个不列颠群岛殚精竭虑的收集所有能找到的合适的材料，这对几乎全体成年的工人阶级都有吸引力。”雷蒙·威廉斯的“文化分析”以文化的`三种定义：“理想式”、“文献式”、“社会式”为中心，分析其中的依据和原理，找到研究和利用价值。“在我看来，上述每一种定义都有价值。因为，不仅在艺术和知性作品中，而且在制度和行为方式中，寻求意义和价值、寻求创造性人类活动记载，看来肯定都是非常必要的。”第三篇是摘录E.P.汤普森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序言，研究在工业革命之下出现的英国工人阶级。
第三部分“差异政治与文化身份”主要讲述边缘文化和亚文化的内容。科内尔·韦斯特的两篇文章都从不同的方面展开研究。“新的差异文化政治”从知识、生存和政治三方面的挑战展开论述，并在结尾表达了自己的美好期许，“虽然大多数第一世界知识分子都采取了保护充满危机的现在的回顾性和保守观点，但我们仍然提倡一种对未来充满希望、充满无限可能性和潜力的语言性幻想，对当下承受社会消耗的人来说则尤其如此。”“少数者话语和经典构成中的陷阱”则探讨了一直被排斥在主流之外的非洲裔美国文学批评的发展变迁，针对其如何摆脱陷入欧美精英派形式主义的危机中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文化批评家们应该改进经典构成的类型，使它们在如何更好地回应我们置身的社会和文化的当下未及的战斗中发挥战略武器的作用。”安·杜希尔通过研究“芭比娃娃”这一风靡世界的玩具的跨文化元素和差异销售规则分析其中体现出的文化霸权和种族歧视，“芭比娃娃、上面简述的童话故事，乃至我们读给自己孩子的那些看似纯真无染的童话，它们的共性在我看来都是编织在童话符码里的种族和性别神话。”
第四部分“大众文化的政治经济学”探讨的是文化商业化、产业化的相关理论。身为大众文化理论家，约翰·菲斯克在“大众经济”中叙述了大众文化经济中的大众性与多样性、抵抗与符号权利、财政经济和文化经济等内容，“在这个意义上，正是文化经济的意义和快感决定了那笔资本的经济回收的幅度：文化经济以与资本权力相对抗的衣服辩证力量驱动着财经经济。”詹尼斯·拉德维通过”浪漫小说的机构形成“分析了工业文化时代浪漫小说的发展和演变，“……浪漫小说阅读经验的内涵也许同两方面密切相关：一方面是阅读行为符合中产阶级母亲的时间，另一方面使故事本身处理的焦虑、恐惧和心理需求来自于女性的而社会和家庭地位。”皮埃尔·布尔迪厄的“如何才能做一个体育爱好者”描述了体育从精英化转向大众化的过程，探讨了体育与娱乐、身体健康以及社会地位的关系。“实践不同体育运动的可能性在于，每一种运动都不同程度地首先离不开经济资本，其次离不开文化资本和闲暇时间；它也离不开具有阶级或阶层特点的伦理和审美性情与每一种运动包含或似乎包含的伦理或审美的客观潜在力量之间的亲和关系。”
最后是“传媒研究”聚焦在电视、电影和音乐等艺术形态的文化研究。首先是莱恩·昂的“《达拉斯》与大众文化意识形态”，通过分析美国电视剧“达拉斯”（即“豪门恩怨”）中体现的众文化意识形态来分析其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火遍全球的原因。“然而快感是大众文化意识形态所忽略的范畴。在它的话语里，快感似乎是非存在物。”在“MTV：追逐（后现代）明星”中，劳伦斯·格罗斯伯格分析了音乐电视中体现出的文化商品化和传播的后现代性，“我们只有理解音乐电视与经济、技术、历史和文化变迁的关系，才能理解音乐电视。”理查德·奥曼在自己的教师手记中阐述了广告的双重言说及其体现的意识形态话题。“意识形态的话题并不总是等于双重言说，但是它轻易就能成为双重言说。”
这本书与我之前读过的约翰·斯道雷（本书也有他的文章摘录）的《文化理论和大众文化导论》比较近似，都是对上世纪重要的文化学者及其批判理论的总结和阐述，然而前者主要是分类摘录学者原文，凭借原汁原味的第一手料让人近距离接触和了解文化名家的观点和依据，后者则是第三人称陈述，重点列举出比较有影响力的文化理论，以自己的理解对文化研究的发展历史做出总结，而且更多的是解释各种文化定义和概念，与教科书很类似。对我来说，我还是更喜欢阅读《文化研究读本》中收录的原文，虽然不一定能够将作者的写作意图理解的十分透彻，但是我从中能得到自己的感受和体会，这种体会比任何名家解析都更让我记忆犹新。在这本书中，我既能了解到个人比较喜欢的描述文化现象的文章，也能读到比较抽象的理论描述，有些难懂不过可以使自己的思维得到锻炼和提升。
醉心于古文化研究的作文【五】
我一直将艺术与文化等同看待，同其他活动一样，是整个社会活动中的一部分，是从中分离出来而赋予特殊职能的不同的表现方式。艺术同文化一样，没有一个标准的形式，而其自身发展出的一套体系决定了其复杂又相关联的形式。艺术亦不受其他活动影响，却寄生在各个活动中成为一种意识上的影响因素影响着其他活动。并且，艺术的本身价值是抽象出来的价值，没有一个形象的参照物作为衡量其价值的标准，又受到时代、地域、创造者与受众的影响，价值评定相差巨大。对于创造者与受众，又受到自身对整个社会的理解及艺术层面的与生俱来的审美观的影响，造成艺术价值评定的不稳定性。
同文化一样，艺术亦要放在某个具体的时间和空间，才能本质的认识这种特殊的社会活动。一旦某个艺术孕育出一种产物，这种产物便成为一种旧的形态，一种存活在过去某个时间的艺术（虽然可能有相同的空间）。我们只能像记录文化一样记录艺术，且如不能复原抽象的文化一样不能复原去的艺术。换句话说，我们了解的仅仅是过去的艺术，是已近去的艺术，其最初的思想只有创造者知道，我们只是选取其中的一部分或者是杜撰出一部分思想记录在历史的文献中，供人们评论。
醉心于古文化研究的作文【六】
第一部分作为全书的纲领，指出了历史研究的内容与意义。在陈述了以前不少历史学家以国别史或地域史为研究领域所存在的一些弊端后，提出了一个更加广泛的新的研究单元：文明。为进行研究，提出了三种基本的.模式范畴：希腊、中国与犹太三种文明模式，希望以此来理解所有的文明，这种模式的选择基本是可以认可的。提到一个观点：文明的识别标准有一条就是一个社会中一些人脱离经济活动而存在。
第二部分开始尝试解释文明的起源。提出了挑战与应战这种模式作为文明诞生的条件，文明作为一种创造性的成果，在于人类成功地应对了外界的挑战，而不是如平常所理解的观念所说的环境是文明诞生的决定因素。挑战越大文明的发展越大。
第三部分解释文明的成长。提出将自决能力作为文明成长的评价标准，成长不在于取得了多大成绩，而在于文明处于一种动态稳定的发展过程中，创造性地应对了外界不断的挑战。而文明的停滞也是一种现象，原因就在于当一个文明成功应对了外部的挑战之后，却被牢牢地束缚在了某种环境中无法向前发展，无法提供更大的创造力与动力以促进文明的继续成长。
第四部分解释了文明的衰落。首先批评了以前的将决定论、宿命论等一些观点作为文明衰落的原因的解释。文明的衰退在于没有创造性地应对挑战，而是沉醉在对过往成功应战的崇拜中，丧失了创造力。一个社会中能够成功对挑战作出应战的永远只是少部分人，大部分的人都是在少部分人的带领下应对挑战，这就有了机械性的模仿的存在。而当领导者失去了带领大众应付挑战的能力同时又不愿将领导权让给真正有创造性的人时，社会中的许多问题都会出现，文明就此进入衰退。对过往的崇拜有各自形式：对短暂的自我的崇拜、对一种制度的崇拜、对暂时性技术的崇拜、对胜利的崇拜。简而言之，崇拜是衰落的原因。
第五部分解释了文明的解体。文明的衰落并不必然会引起文明的解体，解体包含着两个过程：文明的衰落与文明的重生，有许多文明在衰落之后却仍然长久地维持着，并没有产生出新的文明，也就没有完成解体。在一个解体的文明中，群众失去了领导，必需独自应对挑战，大部分无法成功应对，对现实感到无能为力，无可奈何。此时内省的魔力会逐渐吸引他们，将失败归结为内心精神的控制失败，以此否认对外部世界的无奈感，为此他们会努力内省，最终让他们沉迷在对一种乌托邦的幻想中。但是这种处理方法终究是一种逃避现实的方法，也不是正确的处理方法。
第六部分分析了大一统国家的一些特点并预测了在以后建立大一统国家的可能性。大一统国家的建立并非是一种创造性的存在，而是一个四分五裂的社会重新整合的结果，是文明解体的表征，大一统国家的建立是一个国家统一其他国家的结果，战胜的原因是之前的分裂已经让整个世界分崩离析，无力再争。这样一个国家的建立是一种消极行为，他的目的其实就是维持整个国家的统一与稳定，为此他们会建立交通、语言、首都、文官制度等各种体制来保证其发展。这些体制的建立最终的受益者往往并不是统治者自身，而是宗教教会，不管是交通还是语言还是文官制度都促进了教会的发展，另外外部的蛮族也利用了这些便利条件，正是他们最终摧毁了大一统国家。大一统的国家毁灭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其内部对挑战的无能为力，暴力压制那些创造性的个体，最终被日益发展的外部蛮族所毁灭。在预测将来世界性的大一统国家的可能性时，作者认为是极有可能的，因为以前的统一都是以武力为依据，但是现在因为核武器的存在，完全的战争将毁掉整个世界，这绝对不是明智的选择。 第七部分分析了大一统宗教。如上一部分所述，教会是大一统国家的最大受益者，但是绝对不应据此认为宗教是大一统国家分裂的毒瘤。同时大一统的宗教也为下一个大一统国家的建立提供了精神力量，但是这也并不是说宗教是文明的蝶蛹，结论主张它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式。同时作者从人类精神需求的不可消灭性论证了宗教是不可能消失的，同时作者也认为宗教不是对幻象的回应，而是对实在的的回应。
第八部分对历史上处于英雄地位的那些蛮族进行了评价，大一统国家的毁灭并非蛮族的胜利，而是其自身的失败，这些蛮族的作用就是扫帚，许多大一统国家被蛮族所毁灭，但是从没看到某个蛮族能够承担起构建另一个文明社会的重任，这说明了蛮族的局限性。他们被尊为英雄，但实际上这只是一种幻象而非真实。
第九部分与第十部分分析了在历史上各种文明相互接触的一些结果并分析了造成这些结果的原因。这种接触分为两上部分：空间上的接触与时间上的接触。空间上的接触就是同一时代文明的接触与融合，而这能否成功有许多方面的因素，但是全套照搬与完全抵制都是造成恶果的原因，在现代信息时代文明的接触更加频繁，这些因素我们必须牢记。在时间上的接触则是指某些已经消失的文明在后来的某一时期再度出现，对这种现象作者认为这种文明复兴是不可能成功的，我们应该关注于现实问题，现实文明。而不尝试去复兴一个已经消亡的文明。
第十部分简单谈了一下为什么研究历史。好奇心是进行历史研究的前提，而历史学家与收藏家的最大区别在于面对历史资料，历史学家尝试去分析解读这些资料，而收藏家只是好奇于收藏，行动是历史学家的根本原则。
醉心于古文化研究的作文【七】
。(1研究教师的教育思想。理论是行动的先导。教师的教育理念、教育信仰，直接决定着教师在教育活动中采取的做法。因此教师的叙事研究首先就要研究教师的日常行为背后所内隐的思想，教师的生活故事当中所蕴涵的理念，以便为教师的行为寻求到理论的.支撑，为教师的生活建构起思想的框架。(2研究教师的教育活动。教师的教育活动是丰富多彩、绚丽多姿的，教师在教育中展现自己，在活动中塑造自己，在行为中成为自己，而这点点滴滴的细节和事件构筑起教师的职业生涯和事业人生。叙事研究正是立足于此进行的研究，这种研文有助于教师更深地认识、提升自己，由此而带来教育世界的整体升华。(3研究教师的教育对象。教师的叙事研究要研究学生的认知特点、情意特点、人格特质。研究学生的年龄特征、个性差异、身心规律，研究学生所感兴趣、所思考、所进行的活动。醉心于古文化研究的作文【八】
改写这一概念是Lefevere 提出的，他认为翻译、编史、选集、批评、编辑等等都是不同形式的改写，它们都从某种程度上对原文进行了改变和操控，其中翻译是最为明显、最有影响的改写，因为它在另一种文化中树立了作者或者作品的形象，让他们突破了原文化的界限。在《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的前言中，Bassnette 和Lefevere 指出翻译是对原文的改写，而所有的改写，不管出于什么目的，都体现了某种意识形态和诗学，也同样对文学进行操控让它在某个社会中起到特定的作用（viii）。在这本书中，Lefevere 多次提到改写同意识形态和诗学的关系，翻译作为最明显的改写形式也要受到意识形态和诗学的限制。
（一）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有广泛的意义，是一个关于社会文化的概念。当我们谈论意识形态的时候，可能会涉及到政治经济情况、民族的文化导向甚至某个社会的文学体系。意识形态在翻译中起着重要作用，决定了译者将要采取的基本策略。Lefevere 在他的另一本书《文学翻译：比较文学背景下的理论与实践》中，明确指出译者都想出版自己的作品，如果译作同目标文化中人们接受的行为标准，也就是这种文化中的'意识形态不冲突，那译者的目的就容易达到。翻译过程中最为有影响力的意识形态限制来自于政治，尤其是在那些政治敏感的社会或者时期，在这样的情况下，译者必须做出决定选择哪些类型的文本以及翻译的策略。
（二）诗学
诗学包括两部分，一方面指文学手段、文学样式、主题、原形人物、情节和象征等一系列文学要素，另一方面指的是观念，即在社会体系中，文学起什么作用，或应起什么作用。不同文化中的诗学会相互冲突，目的语文化中处于主导地位的诗学必然会影响到译者的翻译，所以为了达到某种诗学要求，译者必须做出让步，因为一种文化中人们广泛认可的诗学可能在另一种文化中并不受欢迎，这时候就需要译者采取有效的翻译策略，比如遵循目的语文化中的叙事方式或者改变原作的结构等等。
改写理论有着很强的适用性，它不同于以往文本对照的研究方法，而更关注翻译的“成品”，为研究文学翻译提供了新的视角。
参考文献：
[1]Lefevere, André. Translation, Rewriting, & the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Shanghai: Shanghai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2] —. Translating Literature: Practice and Theory in aComparative Literature Context. New York: The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19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