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作文格【一】
自然物种诉讼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一种表现形式，比其他公益诉讼更难获得人们的认可，因为“人类中心主义”法律观影响已经根深蒂固。但是随着环境伦理观和现代法理学的发展，有关自然权利及其法律化的讨论己日益深化，并且在一些国家开始了自然物种诉讼的实践。意大利、美国、挪威、德国、菲律宾等国于20 世纪60 年代后纷纷制定了《动物福利法》; 印度也在法律中规定了动物的诉讼权利。日本通过一个行政公益诉讼判例承认了野生鸟类的诉讼资格。我国在这方面也有所突破，北京大学法学院几位教授和学生因为松花江污染提起的以自然物( 鲟鳇鱼、松花江、太阳岛 作为共同原告的诉讼，也成为国内第一起以自然物作为共同原告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1. 自然物种诉讼的理论基石: 蔡守秋教授认为，承认自然体的权利，对于保护环境资源、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有积极意义，法律可以从只保护人的权利向同时保护人和自然的权利发展。高利红教授也倾向于承认动物的法律权利。她认为，法律是人类理性的一种表达形式，当我们认识到人与动物都是更大的整体的组成部分，法律完全可以重新约定动物的法律地位，赋予动物法律权利，这种约定不是仅仅出于人类自身狭隘的私利，而是出于人与动物之间的联系。“种际公平”和“自然物种权利”的讨论必然要反映在对诉讼法的冲击上，即是否考虑其他生命体对其所享有的权利而具有诉讼资格以及如何实现他们的诉权等。对于这个问题，虽然根据现行的诉讼法理论和规定，承认其他物种的诉讼资格还有些困难。但人类权利发展的历史也表明，权利体系是不断充实完善的。在当今社会，生态主义、环境公平和可持续发展已得到广泛认同，在福利国家迈向环境国家的过程中，自然的权利主体地位的承认也成为可能。所以，虽然由于自然权利理论的不严谨性而遭到很多批评，但自然的价值仍得到广泛的赞同。
2. 国外实践: 从20 世纪70 年代起，美国就有以动植物为当事人提起诉讼的记载。自然物种诉讼要获得法院的承认，需有两个条件: 一是法律对动植物的法律地位有明确的规定; 二是被告对自然物种的当事人地位不产生异议并同意人类作为原告，而人类原告提起的是公民诉讼。总体看来，即使在美国，由于人类中心主义法律观的影响，自然权利理论也还未成为司法判决的主流法理依据，美国的自然权利诉讼仍处在探索和相持阶段。
制作作文格【二】
小说《格列弗游记》的作者是十八世纪英国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曾因创作了大量抨击地主豪绅的英国殖民政策的政论的讽刺诗而深受欢迎。但他的讽刺小说影响更甚，《格列弗游记》正是其中的代表作。
在这本书中，作者以一个在海上四处漂泊的冒险者的口吻和身份，来描述了主人公格列弗亲身经历和见闻。从夜郎自大的小人国，到自以为是的巨人国，又到愚昧迟钝的飞岛国，最后到和平安定的慧驷国。每个国家都有其突出的毋庸置疑的`优点，也或多或少有其不容忽略的弊端。、
其中最让我觉得有趣的地方，就是巫人岛，拉格奈格和慧驷国。无人岛上的居民都是巫人，年龄最长的可以继任岛主或长官，可以召唤鬼魂。格列夫便请求长官召唤他所想见的鬼魂，知道了亚历山大帝不是毒的，是因为饮酒过度发高烧的，也见到了许多过去几百年中欧洲国家最为显赫的人物。最终，格列夫明白了真正的历史根本不是那些狂妄的作家所描述的那样。他们说，最伟大的战功是懦夫所为，最聪明的建议是由傻瓜提出的，最真诚的是那些阿谀奉承的人，最虔诚的是那些不信佛的人，还说告密者说的都是真话。多么具有讽刺意味啊！获得高冠贵爵的人是通过各种不堪手段夺来的，忠君爱国的人却被送上断头台。
拉格奈格是一个懂礼貌却又十分慷慨的民族，他们国家极少数婴儿出生时额头上有红点，这些人就是长生不老者。然而因种种原因：语言不断变化，学习能力退化，记忆衰退等，而在无限的生命中失去了好奇心和求知欲，麻木的无异于木偶。
慧驷国是一个令格列佛乐不思蜀的国家，它是理性与美德的完美契合地，也是让人流连忘返的世外桃源，在那没有战争，没有刑法，没有暴力。难怪格列佛无论如何都不愿再回到自己的国家了！
与此同时，作者的叙事技巧和讽刺才能也在此书中发挥得淋漓尽致。随心所欲下的幽默叙述，风平浪静下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云淡风轻间发人深省的哲学思考，动物的、人性的，明亮的、灰暗的，愚昧的、先进的，幼稚的、智慧的，一切一切，无不清晰而准确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时而让我心领神会，开怀大笑；时而让我陷入沉思，若有所悟；时而让我哭笑不得，无可奈何。尽管它在本质上是一部讽刺文学作品，而整体上却是轻松而明快的基调，因此绝对不让我感到丝毫的无望与悲伤，更没有浓厚的忧郁氛围使我沉陷。它是孩子们的，更是大人们的；是民族的，更是世界的。它让我对人类社会深入思考，深受启发。
这是一次奇异的航海旅行!
制作作文格【三】
就个人而言，只要是年满18 周岁有完全行为能力的我国公民应该都可以依法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这是学界通行的观点。但是公民个人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存在很多障碍难以克服:
在环境公益诉讼当中，当事人双方的地位和力量是极不平衡的。其一，是法律与鉴定技术明显失衡。环境污染和损害往往需要专业的技术和装备才能进行检测、鉴定和举证，普通公民很少具备这样的举证和鉴定的诉讼能力; 其二，公平与经济利益明显失衡。环境公益诉讼的诉讼主体和利益对象具有不确定性。这就有可能产生诉讼中的“搭便车”现象，个人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不仅要付出金钱和精力，甚至还要承担败诉的风险，而一旦赢得诉讼，本人又并非唯一的受益主体，个人就会因此缺乏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动力，如果大家都不愿提起环境公益诉讼，那么环境公益又该怎么样维护? 由谁维护? 其三，诉讼费用负担沉重。由于环境问题的潜在性、长期性使得损害难以计算，环境的整体性、关联性使得损害的数额如果能计算也是庞大的。原告提起诉讼要预先交纳诉讼费，败诉还要全部承担诉讼费，负担沉重，一定程度上阻碍着公益诉讼的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