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汉字的变化作文【一】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著名货币史学家彭信威先生所著的近80万言的《中国货币史》面世，迄今为止仍被认为是内容最全面、体例最完整、史料最翔实的货币史专著。[12]（p169）在这部专著中彭先生把中国货币铸造和流通的地方性特征，归纳为自货币产生以来的中国货币制度的四大特征之一。他说：“先秦的刀布，是由各城邑铸造，币面多标明地名。唐会昌年间的开元钱，明朝的大中洪武等钱，以及整个满清二百多年的钱币，都是由各州各省或各局分铸，钱背有州名、省名或局名，就是清末到民国年间的新式货币如银元、铜元和钞票等，也由各省铸造发行，上面也有地名。中国货币不但在铸造上有地方性，在流通上也有地方性。春秋战国时期，三晋用布币，燕齐用刀币，周秦用环钱，楚国用蚁鼻钱，割据的局面非常明显。在三国南北朝以及五代十国那些？昆乱的时期也是这样。
就是在统一政府之下，货币流通的地方性还是严重地存在着。例如宋朝，表面上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可是币制上是割据的局面：京东京西十三路行使铜钱，成都等四路行使铁钱，陕西河东则铜铁钱兼用。再说南宋的纸币罢，东南用会子，四川用川引，两淮用交子，湖广有湖会，河池有银会。这种流通的地方性，到近代还是存在。拿清末到民国一段时间来说，银元宝有苏宝银武昌宝银等，虚银雨则上海用规元，天津用行化，汉口用洋厘。小额银币则江浙一带用广东的双毫，北方用湖北江南所造的单毫和双毫，四川用五角银币，湖南河南东北则不用小额银币，而广东则专用小额银币，而不用大银元。……”[13]（p11～12）在我看来，彭先生所说的自先秦而沿至近代以来，中国货币铸造和流通的地方性特点就是货币地理性的体现，同时也是历史货币地理研究得以成立的广阔学术背景。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除了彭信威先生这一段百余字的专门探讨外，迄今未见有学者对此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的阐述。在新世纪，我们有必要从货币的角度认真地审视中国经济发展的历程，严肃地思考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实际上，要解决目前中国货币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些困难，去追问那些不曾被我们认真关注和研究过的而又确确实实存在的实际问题，并从中得到帮助和启发，其价值则是不言而喻的。
总之，在我个人看来，开展中国历代货币地理研究是一项“前人之所未及就，而后世之所不可无”的事业，是不容再事稍缓的了。
研究汉字的变化作文【二】
首先，历史货币地理研究与历史地理学特别是历史经济地理学有密切关系。就历史经济地理学而言，它不仅主要侧重于研究历史时期，在地区基础上或以一定的地区为单位而进行的经济活动，而且还联系到经济的空间结构，着重探讨经济活动和地理环境的关系。[6]（p267）因此地理学的学科属性与研究方法也就成为历史经济地理研究的传统和基础。而货币本身就是人类经济活动发展到一定水平的必然结果，那么以探讨历史时期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关系为目的的历史经济地理学理应对本属经济活动必然产物的货币与地理环境的关系问题有所涉及，因此历史货币地理研究毫无疑问应从属于历史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范畴之列。就目前的历史货币地理研究而言，还处在无人问津的空白地步，因此，我们完全可将其视为历史经济地理研究的一个新范畴，新领域。那么作为历史经济地理研究一部分的历史货币地理研究的理论基础毫无疑问应建立在前者之上，但同时后者也是从前者中推衍而生的；故两者之间的密切联系也是不言而喻的了。
但所不同的是，货币是经济活动中一种“特殊商品”，历史货币地理所揭示的货币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较历史经济地理所研究的一般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而言，其研究对象更加具体明确。自货币产生以来，一切社会的经济活动以及各部门的生产都是围绕着分工和交换而不断扩展和深化，货币作为交换媒介在货币经济各行业各部门和经济地域间的流通，起到了联接和纽带作用。不唯如此，在商品货币经济条件下，货币是任何社会形态中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的启动源泉和先决条件。我们知道在商品经济社会里，任何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都是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相结合的过程，而两者的结合是通过货币这一媒介粘合的。[7]（p60）因此，马克思把货币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和持续的动力的观点应当是正确的。[8]（P133，393）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历史货币地理在研究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和第一变量——货币的空间特征和货币经济的地域运行规律的基础上，并进一步揭示货币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为目的，因此历史货币地理的研究在历史经济地理学中应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历史货币地理科学体系的建立，不仅会在研究领域上开阔地理学，特别是历史经济地理学的视野，而且还进一步涉及到了经济理论的核心问题——货币，这无疑是对历史经济地理研究水平的深化和理论境界的巨大提升。
其次，历史货币地理研究与货币学中的货币金融理论、货币史有着极密切的关系。历史货币地理与货币学两学科的共同之处首先在于两者都是以研究货币为主要内容。这里我所说的货币是特指从商品中分离出来的，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这个概念与钱币学中的钱币概念有着质的区别。钱币学是研究钱币形态历史的科学，它是文物史的一部分；货币学是研究货币流通的历史，它是经济史的一部分。[9]（p48）古代数量众多的厌胜钱、冥币、纪念币等属于钱币学范畴，不是我们所说的具有一般等价物性质的特殊商品——货币，因此不在我们的研究范畴之内。
不仅如此，历史货币地理研究还必须大量地吸取货币学特别是其中的货币金融理论和货币史的研究成果，这同时也是两者联系密切的又一表现。历史货币地理研究较历史地理学的其它分支而言，更多地涉及到了经济学和经济史，特别是其中的货币学和货币史的成果，这不仅缘于历史货币地理的研究对象——货币本身是受货币金融理论的一般规律制约的，而且又由于货币史本身所具有的特殊研究内涵也是历史货币地理研究所必不可少的基本内容。此外，历史时期货币的空间差异也同样深刻地影响着与之密切联系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我们同样可以用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与历史货币地理的研究相参照、相比较。基于上述三个方面的原因，决定了历史货币地理研究必须借助于货币学中的货币金融的一般理论以及货币史的研究成果。这说明历史货币地理研究与经济学中的货币金融理论和经济史中的货币史有着不可分割的肉联系。
但它们之间的区别与差异又是明显的。首先历史货币地理研究与货币学研究的切人点各不相同。历史货币地理不以研究历史时期货币及其流通的内涵发展为自己的主要讨论对象；而货币学则反之，货币学中的货币金融理论主要探讨货币数量同就业、产量、收入和物价等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金融理论则研究如何将社会储蓄合理配置到具有竞争性的各种投资上，以取得最佳效率[10]（p1）。历史货币地理以研究货币在历史时期的空间条件下的流通状况背景对货币本身的影响，也就是探讨货币及其流通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为侧重，它所面对的是历史时期地域背景下的货币和探索货币的地理性问题。货币的地理性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通过货币在空间背景下的流通表现出来的，那么要准确说明货币所具有的空间特征，就必须侧重了解掌握各种地域背景条件下的货币的空间分布与流通状况，以及形成这种状况的成因。其次，历史货币地理与货币史的研究在内涵上也有根本区别。彭信威先生的《中国货币史》将货币史的研究内涵规定为货币制度、货币购买力、货币研究、信用与信用机关四个部分，其中货币制度、货币购买力是研究的重点。货币研究中又包括货币理论、货币研究史、钱币学三个领域。从彭先生所区分的货币史研究的具体内涵来看，货币史与历史货币地理研究的差别是一目了然的。货币史的研究也有其局限性，那就是在研究方法上忽略了同一时段空间背景下的货币差异，因而对货币在空间流通过程中与空间的联接关系缺乏分析。历史货币地理研究则是把研究的重心定位于货币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上，通过对历史时期地域空间货币分布和流通的研究，对地域间货币差异的分析，揭示出地域间经济发展的运行规律，为实现当前货币经济的合理布局提供借鉴。从这个方面来说，历史货币地理研究克服了货币史研究无法描述货币空间性的缺陷，是对货币史的补充、完善和发展。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有理由认为，历史货币地理研究具有跨学科综合研究的性质。尽管历史货币地理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属于地理学的范畴，但是其在研究过程中又必须借助于历史学、经济学及与之相关的考古学、文字学、货币学，货币史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与手段，因此历史货币地理研究是建立在多学科理论成果与方法论基础上的一种综合研究。
研究汉字的变化作文【三】
历史；货币地理；理论研究汉字的变化作文【四】
《历史研究》出自阿诺尔德。约瑟。汤因比（Arnorld Joseph Toynbee，1889年4月14日—1975年10月22日，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为十册鸿篇巨著，讲述了世界各个主要民族的兴起与衰落。汤因比认为，不应该把历史现象局限在一个民族国家研究，而是要放到更大的范围进行比较和考察，这个更大的范围就是文明。
文明是少数有创造力的人创造引导发展的，或言之，没有这些人，文明将会停滞不前。而这些有着创造力的少数人也并不是总保持着创造力的，也正是因为如此，斯宾格勒等著名历史学家就认为文明终究会衰弱，正如人逃不过生老病的规律一般。
然而文明真的无法摆脱“衰弱”之命运吗？恐其非然，文明是人所创造的，人是造物主的杰作，虽存在诸多的缺点，却仍可承受此等赞誉。认识存在相当的主观能动性。文明之所以会有兴衰，原因无他，皆是人能否发挥了主观能动性；衰无他因，根源于人本源之惰性。正如一基督主教所言“敌人正好在你的体内，你所犯的错误的原因就在那里面，所以我要说管好你自己。”
文明的进步与否和有创造力的个体有关。表明，有创造力的人都会让社会上的多数人来模仿自己的行为。这种模仿是一种机械性的模仿，而不是模仿有创造的心灵。此种模仿可在一定程度上将已有的文明在空间上拓展，在时间上延续。同时，这些有创造力者在社会作用下有可能会迷失自我，他们也因此丧失创造力。当他们丧失创造力时，人们将不再模仿、遵从，是此，有些“原有创造力者”会采强迫方式。正谓之，“先知变成教官，圣人变成暴君”。亦即，当已失去创造力之人迫使社会其他成员模仿、遵从其反文明的行为或言语时，衰亡便露出端倪。兴兮，衰之所伏；衰兮，兴之所依。
所谓的迷失自我究为何意。人是和环境不断密切互动的，这个环境既包括自然环境，也包括社会环境。人在过多的崇拜情形下，就变得乐于享受并安于现状，这也是他们丧失创造力的主要原因之一。历史上的罗马帝国、威尼斯王国、意大利王国皆是如此。盛极一时、风靡地中海的古希腊曾一度击败强大无比的波斯帝国，就是这样的古希腊文明也归于消亡。他们没有败给强大的敌人，而是败给了骄傲的自己，败给了自己所崇拜的已然过去时的丰富文化（失去了原先文明所具有的创造力）。乐成的经验累积到一定程度，不加以进一步的创造或改良，就无法应对新的挑战和障碍，因而衰弱甚至消亡就成了历史的常戏。
如此就有人追问，难道没有一直对各种荣耀和夸赞保持警惕之心的原创力之人吗？历史中不乏这样的人。然则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即是前后辈的人持续地发挥创造力。文明断代进而衰弱的现象正是说明具有原创力的人自身创造力的丧失和后继具有原创力之人的缺失。
读史明今，个体的生活何尝不是另一种简短的历史，也上演着兴衰。从洪荒混沌到识得礼义技能，每一个进步都是创造力的再现。生活或者工作学习，若固步自封，停留在已有的成果上不思进取，则如逆水行舟。现有的经验或者技能，并不足以完全应对未来的挑战和机遇，因而定期的更新知识体系和完善为人处世方式，就显得尤为必要。
研究汉字的变化作文【五】
当读到《救助行为与文化传递》这篇文章时，我不禁想到后世对于秦始皇修筑长城这一历史事件的评价：“祸在一时，功在百世。”
此种评论我不敢苟同。现世的人是人，后世的人也是人，为什么要为几十年后或几百年后一个可能的恶果就让当时的人承担一生的痛苦。秦始皇修筑长城时千家万户的椎心之痛岂是几个读书人用几句话就能抹的？“祸在一时，功在百世”，说话的人讲得真容易，如果是他的儿子被征去筑长城，最后连尸骨都被埋在长城中，他能这样说吗？如果是他的女儿痛失夫婿，他能这样说吗？如果是他从小就失去父亲，连祭奠的坟墓也没有，他能这样说吗？
说这些话的人，只因为他们站在高处，舒适惬意地遥看着他人的痛苦，所以自以为目光远大。其实，草木只一秋，人生只一世，谁都没有权力判定他人的牺牲。
或许有人会有此一问：“如此说来，我们根本就不必爱护环境，珍惜资源，所有的恶果让后世之人承担便罢。不是吗？”我决无此意。
《哈利·波特》中，当哈利·波特不得不与黑魔头——伏地魔决一战时，邓不利多教授告诉他：“被迫面对战争与昂首挺胸地走进角斗场是不一样的。”是的，我们愿意承担自己的历史责任，保护好我们的家园，力求实现“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但是，我们一定不愿意被拖进角斗场与野兽撕，以此来实践生命的价值。
一个人本身的想法，别人很难评定对与错。同理，一个人生命的价值，别人亦很难妄下定论。张华救老农值不值，我想，张华的行为本身已作出回答。
至于文中提到人类的行为与其所传承的文化一事，我对此知之甚少，不敢妄言。但我想古今中外无不在传承着这样一种文化：敬畏生命，尊重生命！
研究汉字的变化作文【六】
常言道："茶亦醉人何必酒，书能香我不需花。"我们渴望读书，渴望获得知识，但是我们却常常会有这样的疑惑：我们应该如何读书?自古以来，人们获取知识的途径多种多样，而读书作为其中一种既普通又直接但却非常有效的求知方法沿用至今。
高尔基说得好：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自人类文明杂烩网史伊始，浩如烟海的书籍记载了人类艰苦求索、认识自然、保护自然、揭示自然界奥秘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绝大多数智慧。
为了使读书达到更好的效果，我除了善于动脑，找到所读文章的"眼睛"，心领神会之外，还写读书笔记和读后感。当然读书要有好的效果，思考是最重要的，但是正如俗话所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把思考的结果整理出来，写成笔记和感想，既有助于思考，也可以帮助我们记忆思考的结果，便于日后比较、综合、分析。歌德说过，谁落后于时代，就将承受那个时代所有的痛苦。特别是在现今知识爆炸的年代里，不能接触新的知识便会被时代所淘汰。对于我们学习新的知识来面对新的挑战，更是不可忽视的。它能提供我们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正如高尔基所说，没有任何力量比知识更强大，用知识武装起来的人是不可战胜的。
